在陕甘的一段回忆

社联解散后，1932年3月我被调到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后来，临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竹声叛变，他将我上海的地下组织告诉了敌人，我们不宜在上海再呆下去了，党组织决定我去陕甘边区特委，任务是与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取得联系。我带去无线电台一部，还有几箱药给长征部队。给了我一封用药水写的信，并说上海到西安的交通由王世英负责，王世英到我家见了面，以后王世英又带王超北来到我家见面，叫王超北护送我到西安。

1934年11月我离开了上海，乔装为国民党军官，由王超北护送，一路闯关过卡大约在1935年1月到达了西安。到西安后，将临时中央的介绍信交给交通员徐国廉同志送到陕甘边区特委。高岗、习仲勋他们看了介绍信后派二十六军王世泰团的营长于占彪到边界来接我。1967年在北京医院与于占彪相遇，谈起在陕甘边苏区的那一段日子，别有情趣。当时我骑牲口颠簸了半个多月，大约2月份才到达陕甘边区根据地南梁堡。到后约两星期我就派人去西安取无线电台。去的两个人，一个是交通员徐国廉，另一个记不住名字了，此二人一去就没回来。我心里十分着急，因为没有电台就无法与长征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等了一段时间，又派一同志去，这同志回来说，上次派去的徐国廉被敌人抓去杀害了，一人叛变了，王超北不知下落，无线电台也无法取回来。这部电台及两箱药品直到1936年才由刘向三从西安取回来。

当时因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取得联系，我准备向北移动，因冯玉祥部队中有个重要干部叫任唯吾（名字记得不准）是共产党员，我想通过他搞一部电台，以便与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取得联系。红二十六军又派营长于占彪护送我向北走，在快到陕北边境的地方与敌人送军事装备的一个营遭遇，消灭了敌人，扩大了红军300多人，并缴获了敌人军事装备物资。到陕北后，护送我的部队就回去了。

我到达陕北，大约是1935年7月下旬，这时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时期。由于对推行“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不满，我被软禁起来。大约在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被押进一间小屋，审问我的是戴季英，他说：“你是一个假中央代表。”我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有临时中央的介绍信，此信由陕北到西安交通员徐国廉送到陕甘边区特委，高岗、刘志丹他们见信后，陕甘边区特委来接我，这个事实，你们可以去了解。”戴季英恼羞成怒，对我用刑。

到了9月下旬10月初，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五六十人也被捕了，与我关在一起。大家都被带上了脚镣，我的脚镣特别重，还被带上了一副手铐，多次严刑拷打。

1935年11月初中央来到了陕北，便立即派刘向三带着一部分部队于11月下旬来到了瓦窑堡。12月初中央到达瓦窑堡，一天下午，博古来到了我们的牢房，给我们打开了脚镣、手铐。因为血肉凝在一起，我的镣铐花了三四个小时才打开。我穿上组织上发的新衣服就马上到刘志丹和其他同志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看，我换新衣服了。党中央毛主席来了，我们可以重见天日了，我们得救了！”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天，在保卫局前院的大厅里摆了两桌酒席，表示对我们的慰问。吃了饭后，我问博古这是怎么回事？博古说：“这是误会，过去在江西和鄂豫皖肃AB团同样有这样情形。”我立刻很严肃的回答：“你没实际工作经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领袖。”“左”倾错误路线对我们这批革命同志的残酷迫害，当时未能全部清算。因为一则，中央是在长征途中，领导机关一些成员的思想还未彻底清理，对陕北搞错误肃反的负责人也还来不及清算；二则敌人正在“围剿”，不能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虽然被释放了，“肃反”的责任尚未全部弄清。以后，中央腾出手来，又经过调查研究，到1942年底至1943年初，直接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