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百年诞辰，5月24日也是习老去世的纪念日。在我手头有一张习老的珍贵照片，看着这张照片，二十年前和习老见面的情形历历在目。
这是一张习老的半身工作照。照片里的老人笑容亲切、精神矍铄，温暖而慈祥。照片是我在人民大会堂习老的办公室为他拍摄的，一直珍藏至今，从未公开过。
那是1990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陕西省政府参事章纯到北京拜访习老。我先和秘书联系，秘书说习老很忙，可能得等半个月以后才能见到。我因公事在身，无法在京待那么久，就和秘书约好，次日上午在大会堂将材料交给秘书，自己先回西安。但不承想，第二天习办就打来电话，说晚上习老要见我们。
晚上七点，我们如约来到习老的办公室。一进门，习老就走上前来端详我，第一句话就说：“这小子真像！”听到习老这句话，我激动不已。我知道习老说这话是指我长得像我的父亲——他的老战友李秉荣。习老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开始和我谈话。当时，习老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工作极其繁忙。进办公室前，我原以为这次见面大概十多分钟就会结束，没想到不知不觉间就谈了近四个小时。分别时，我鼓足勇气提出想和习老合影，并为习老照一张单人照。习老很爽快的答应了，于是，便有了现在这张珍贵的照片。
出门的时候，习老说“明天上午你到家里去，看看你齐姨”。第二天上午，因为临时有工作任务，我没能如约到习老家中拜望，秘书又专门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次日上午，我到习老家中，齐姨又和我聊了近4个小时。她说，你习叔见过你之后非常感慨，一再说李老遭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和迫害，能有这样堂堂正正的后代，他感到十分欣慰。
这次北京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回想起，内心都温暖而感动。我父亲那时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临走时还是一个没有被平反的难中人，习老却依然记着他、认可他并爱屋及乌，对我一个后辈给予这样的厚爱和关怀，那份对老战友真挚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受到习老质朴而崇高的个人品格。这不由让我追溯起习老与父亲半个多世纪从烽火战斗中结下的革命情谊。
习老（中）章纯（右）和我(左)
两当起义结下深厚情谊
我的父亲李秉荣，是陕西省绥德县石家湾乡后花家湾村人，出生于1908年农历七月初六。1925年，父亲考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绥德四师是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后改为北方区委）的领导，校长李子洲和协助他工作的其他党员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很多青年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都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希望能够以此改变陕北地区贫困、落后、封闭的面貌，解放劳苦的人民。父亲就是在这里，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同年10月，绥德师范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徐梦周带领白雪山、常宣、张慕时、张志文、马云泽、马成其、崔仲荣和父亲等八名党员、进步同学，前往兰州报考军事政治训练班，参加国民联军政训工作。在宁夏时，经由徐梦周、张志文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成为中共在宁夏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之后，经党的会议决定，他们就地考入宁夏随营军官学校，并随校来到西安，转入共产党人实际控制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1927年6月，父亲参加冯玉祥北伐，在前敌政治工作团任宣传员。北伐后，按照党组织安排，辗转进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此时，父亲一直受陕西省委常委徐梦周同志的领导。
1927年11月，党组织得知有一百多位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名单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处长阎国富手中，指示父亲设法得到名单。父亲和共青团员、同在政治处工作的王德修一起，潜入阎的办公室，将这本花名册偷录出来，从而保护了一批我省的早期党员。由于被敌人怀疑，遭到监视，父亲和王德修就离开了省政府，来到王德修的老家三原。
1928年，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开始在陕西全境蔓延，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父亲和王德修在三原、富平一带，联络各方人员，将周围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开始建立农民武装。也就是在这年11月，父亲在三原县城北三官庙与习老相识，两当起义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第一次聚在了一起。
王德修和习老早就相识，他俩是富平都村私塾混合班的同学，王的副官、地下党员郭立三就是习老启蒙老师郭培生的三弟。这次三官庙聚会，据父亲后来回忆，在场大概有四、五个人，通过王德修、王文英等人的介绍，父亲知晓了习老的党员身份。习老是1928年春因 “三师”案，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当时，是一位先生做的入党介绍人。这些情况也和父亲后来从其他途径打听到的情况一致。此后，父亲到西安南院门向省委徐梦周同志汇报在三原地区工作时，将习老的情况一同做了汇报。
这次会面后，习老在富平开展工作，发动农民，秘密建立党团组织。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将革命的重点放在开展农运工作上，父亲也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和王德修一起到宜君县策动民团哗变，又在三原、富平、耀县、旬邑、乾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成立了民团，发展到三百多人，王德修任团总，父亲任教导员（政委），开展农运工作。他们和其他地方武装力量一起成立了反帝同盟军、倒冯军等，成为当地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后来按照党的指示，民团有意让杨虎城部队收编改编，最终成为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任一营营长，父亲则任二团少校团副。这支部队，后来发起了著名的两当起义，也就是在这支部队，父亲和习老结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
1929年冬，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陕西问题决议案》精神，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起义，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纷纷被组织派出，在陕甘一带开展兵运工作。王德修因其曾为地下团员、又长期同情革命，陕西省委对该部甚为关注，除原已在这里秘密活动的父亲和党员陈策外，年底，又派来李特生同志任该部一连特务长。
1930年春，17岁的习仲勋和22岁的父亲在长武再次相遇。这次，习老是受中共三原武字区委安排来到警卫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
小当时，队伍驻扎在陕西长武县。在长武县的药王洞，习老、父亲、李特生举行了第一次党的会议，决定由他们三人建立党小组，推选父亲担任党小组长。后来，陕西省委专门给这个小组建立了代号。党小组决定，所有同志不再担任连以上职务，要和士兵在一起，以便掌握兵权；并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的兵运工作；互不联系。父亲辞去少校团副职务，到一营二连任连副，李特生在一连任特务长，习老也坚辞了王德修给他安排的通讯排长的职务，下到二连做见习官（后来任二连特务长）。
习老的加入，使这支队伍的革命工作一下活跃起来。在几个党员中，习老虽然年龄最小，政策水平却很高，做事沉稳、务实。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生活困难，装备和日常用品很差。习老他们就根据当时陕西省委的兵运政策，提出有针对性的几项活动：秘密向士兵宣传提出“反对压迫杂牌军”的政策，要求平等待遇，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等，使得士兵的心一下子贴近了党，革命活动迅速开展，陆续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洁、张子敬等50多名共产党员。在一营各连建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营党委，父亲、李特生、习老先后任营委书记。为了获取更好的武器，他们还设法成立了机关枪连，父亲担任了连长。
陕西省委对这支部队极为重视，陆续派来吕剑人等同志做兵运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李艮、李杰夫、周凯等同志都曾前来联系、指导工作。
一营的活动引起国民党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把机关枪连解散分至其他连，将收编来的土匪武装组建了新的机关枪连，营里三个连长被换成他的亲信，并把父亲调任团部军械官。
1931年，部队换防到凤翔，习仲勋同志接任营委书记。这年秋冬之际，陕西省委曾两次打算举行起义，还派李杰夫同志在凤翔县东湖秘密召开了营委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但习老和父亲等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未予执行。1932年春，国民党上级命令一营开赴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因为部队人员大多是陕西关中人，不愿到甘肃，抵触情绪很大，习老和父亲他们认为起义时机成熟。营委在凤县西门外召开会议，父亲从团部赶往参加会议。会议初步商议在徽县一营和二营换防时起义，争取二营也参加起义（二营营长杜子材也是地下党员），并决定父亲即刻返回徽县二营准备策应。营委派刘书林向陕西省委请示，省委同意举行起义，并派军委秘书长刘林圃前来领导起义工作。
1932年4月2日，部队途经甘肃两当县时，因士兵革命情绪高涨，临时决定提前起义。营长王德修闻讯翻墙躲离，几个反动军官连长被击毙。起义过程基本顺利，部队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旗帜，迅速向陕西开拔，连夜推举许天洁为军事总指挥，习老为党的书记。遗憾的是，起义部队在返回陕西途中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土匪王结子部的重创，部队被打散，两当起义最终失败。
起义发生时，父亲正在徽县二营，等待一营同志的到来。接到营委派人传递起义已经提前的消息后，父亲决定立刻离开徽县，和起义部队汇合。恰在此时，团长曹润华也得知了起义的消息。大概他想起父亲是这支部队的创建者，所以寄希望于父亲，命令父亲想办法把队伍带回来。父亲正好借机离开徽县，急欲与部队会合，但到达宝鸡通洞峪时，遭遇土匪，只得返回徽县。
两当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这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发生的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起义和历史事件。在国民党心脏地区，整营整连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参加起义，是西北地区最早的一例。起义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造就了一批我党的军事干部，为我党开展兵运工作积累了经验，是我党开展武装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从1930年开始筹备到1932年举行起义，两年多的时间里，习老和父亲都曾遭遇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怀疑和试探，处于危险的境地。但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不惧艰险，坚持革命斗争。也正是这段艰难而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经历，使父亲和习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一生肝胆相照的战友。
（李秉荣）
西北根据地再续友情
两当起义失败后，父亲和习老并未放弃革命信念，他们在渭北地区继续坚持战斗。父亲返回徽县数月后便离开杨虎城部队，随后被陕西省委派往三原武字区。当时，父亲在渭北游击大队第一支队跟随马志舟、李富荣等打游击，习老则在由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连改编的渭北游击大队第二支队担任指导员。分别转战在照金及三原、富平一带。
1933年，习老主要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并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父亲则在5月，由汪峰率领和马云泽等4人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职务。1933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时，父亲担任步兵连首任指导员，成为陕北红军创建者之一。此后，跟随刘志丹、汪峰、王世泰等同志转战陕甘边区，继续扩大照金革命根据地。1934年4月底，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在照金以东的北梁村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盲目作出南下攻打西安的决定，强令红二团南下。习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从父亲等人那里获悉了会议的情况后，习老坚决反对，十分担忧红二团的命运，叮嘱汪峰和父亲一定要保重。后来红二团果然遭到敌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在西安终南山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父亲等人分别突出重围。父亲到了西安，当时的陕西省委还在运作，父亲先后接受省委李冲霄指示，到蓝田收容失散的红二十六军人员，去宝鸡扶风、眉县、岐山等几县搞联络。此后，父亲返回三原。7月，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了破坏，省委领导杜衡、李冲霄等人被捕叛变。9月，不知内情的父亲来到西安联络点，准备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被国民党判处五年徒刑。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矛盾被民族矛盾取代，社会各界呼吁释放共产党人，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在此大背景下，祖父花钱多方求人，并由国民党绥德县政府出具保书，父亲方才被释放出狱。
由于在狱中长期遭受折磨，父亲在家躺了半年多后，才能自如活动。1938年春天，父亲身体刚刚转好，就寻找党的组织。经地下党员马宗昌同志牵线，父亲与当时在子洲、绥德一带活动的党组织负责人张登铎同志建立了联系。张登铎同志了解到父亲过去从事秘密兵运工作的经历，嘱咐父亲设法担任村保主任，以这个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39年，父亲曾利用合法身份，为绥德警备区（王震359旅）组织了90石军粮。后来，张登铎同志告诉父亲，他要去青海开展工作，让父亲等待通知，却再也没有消息。（据《子洲县志》，张登铎同志应是一直留在青海工作了，曾任青海省同德县县委书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青海省物资局副局长等职，1985年离休）
1942年父亲在绥德地委工作，习老在1943年2月担任了绥德地委书记，两人再次重逢。其后，父亲基本上是在习老的领导下，先后在绥德、张家口等地做党的统战工作。后来我听家乡老人讲，习老有时会和父亲到我们家里畅怀倾谈。习老对父亲说过，他家孩子取名都是按着“平”字排行，将来我们家孩子取名就按“安”字排，平平安安，让孩子们都平安长大。
1946年，习老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领导、策动国民党胡景铎部起义，即横山起义。父亲被组织派到起义后的骑六师任供给部副部长。1947年，父亲又被调往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当时，西北局的工作主要由彭老总、习老领导。之后，父亲随西北局机关转战陕北，直到全国解放。
艰难之际施以援手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相识，到大革命时代为了理想出生入死，习老和父亲结下了兄弟般深厚的友谊。尽管习老后来一直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为工作繁忙、要操心的事很多，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和昔日战友的这份情谊，对父亲一直特别的关心和照顾。
刚解放时，组织普查干部。父亲的经历曲折，曾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做秘密兵运工作、坐过国民党监狱、后来又和组织失去过联系，肯定是被查问的重点对象。当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老为父亲仗义执言：“我就是李秉荣的活档案！”
1954年，西北大区撤销。习老已在北京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此时，父亲不幸得了脑囊虫病，习老得知后，立即安排父亲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医院提出开颅手术，但风险很大，习老不同意，直接替父亲拿了主意：“坚决不能在脑子里开刀！回陕西去，慢慢治。”父亲听了习老的话，回到西安后，打听到一种土方子，就是吃生南瓜籽，吃了十余麻袋近千斤，果真把病治好了。
1960年，父亲被陕西省委任命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借小说《刘志丹》，向习老发难，说习老为叛徒高岗翻案。随后成立了以康生为主任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习老全面批判，说习老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之后又升格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构陷之下，习老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很多曾在在西北地区工作过的老红军、老干部也遭到迫害、诬陷和株连。
父亲由于长期跟随习仲勋同志工作，也毫无悬念地受到冲击，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被戴上“彭高习在参事室代理人”、“彭高习安插在参事室里的爪牙”两顶帽子进行批斗、强制劳动。1971年，中央文革小组来人要父亲揭发习老。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他在材料上写道：当年我们不懂组织常识，成立了党小组，未事先向省委汇报，这就成了罪行，习仲勋犯的罪行也是我的罪行。1971年冬，父亲血压高达220，依然被造反派强令挖防空洞，导致脑溢血发作而偏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终于迎来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中央逐步恢复了习老的工作。1978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找父亲了解习老早期革命情况，父亲如实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在五十年前他们见面时，便已得知习老的中共党员身份，并向当时的陕西省委作过汇报。这份证明材料的底稿，现在还保存在我家中。
这时的父亲，也期盼着组织能给自己平反。1979年春节前，刚到任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会见了父亲，说了解父亲的革命经历，一定会解决父亲的问题。父亲很高兴，但当晚就犯病住了院，十多天后，父亲终因抢救无效，于1979年2月15日逝世。幸运的是，由于组织上的关心，父亲当时被送入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治疗。在他偶尔清醒时得知自己住进了高干病房，还以为组织上已经给自己平反了。其实，组织上真正给父亲平反，已经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了。但对父亲来说，能带着欣慰离开人世，也算是对他多年冤屈、不平的一个补偿。他，是安心去的。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习老即刻发来唁电，深切缅怀他们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长达五十余年的深厚感情。并让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黄静波写信询问父亲后事安排，还专门派富平大哥来家帮忙料理。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习老始终顾念着这份情谊，一直关心着我们家人。1989年初，习老回到陕西，遇到我二哥，习老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对当时在场的省委张勃兴书记和侯宗宾省长说：“这是我的儿子！”。习老还特意在西安人民大厦同时接见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女儿刘力贞夫妇和我母亲及我们几个子女。习老晚年居住在深圳，我们去看望习老时，他只准我们带陕西的柿子饼、油茶，以解思乡之念。
前不久，甘肃省委党史办、陕西省委党史办、甘肃省两当县两当起义纪念馆分别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了我们，寻找当年两当起义的资料。在家中寻找父亲留下的资料时， 我又看到了这份唁电，不禁使我想起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想起习老对父亲和我们全家的关怀，想起他们这一辈革命者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我一直不能忘记，父亲走前最后说的话是：“党好，还是共产党好啊！”作为从少年时起，就怀着美好理想、抱着不惜牺牲的信念投身革命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口号，那真的是渗透了他们的骨血，是至死都不能忘的真挚情怀。也正是这份共同的革命理想，奠定了父亲与习老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纯洁朴素深厚的革命友谊。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他有幸结识习老，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陕西省政府参事室 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