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 缔造陕甘苏区

“红、白、灰”三色并举  艰辛创建红二十六军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转战陕甘（油画）

 “红、白、灰”三色建军思想，是刘志丹根据陕甘地区实际提出的。清涧、渭华起义失败后。为开辟革命新局面，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到陕甘边界开展工作。1929年4月，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举行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会上，刘志丹提出搞革命的武装斗争要坚持“白色”  “灰色”“红色”三种军事斗争形式的思想：即在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组建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根据这一军事斗争思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以做白军工作为主，即派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陕西、甘肃、宁夏地方军阀部队开展兵运斗争。会议还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会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全力投身于兵运和改编土匪武装的工作中，为组建革命武装培植力量。

1930年9月，刘志丹在保安县与王子宜、曹力如等策划，于10月1日击毙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团总黄毓麟以下10余人，成功收缴驻防该镇二十四营的枪械马匹，缴获枪60余支，骡马几十匹。以此为基础，正式建立起一支有40多人的革命武装，刘志丹任游击队长，部队中建立了党支部。因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华池南梁等地区，群众称其为南梁游击队。这是陕甘边地区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

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与陕甘边界南梁一带分散活动的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民间武装在倒水湾成功整合，永宁山大爷哥老会首领马锡五也联络200多名哥老会成员参加革命，大大增加了游击队力量。10月下旬，在原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的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华池一带的林锦庙会合，革命武装扩大到700余人。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同领导这支革命武装。1932年1月初，这支部队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同时还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支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2月12日，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游击队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陕甘地区国民党驻军中就发生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武装起义，其中在甘肃境内的就有十次之多。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下和国民党当局武装力量的“进剿”下。经历了由胜利走向失败，再从失败中崛起，然后再失败、再奋起的艰难历程，部队最多时发展到1500余人。1932年12月24日，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创建陕甘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指示，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成立之时，陕西省委领导人之一、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就指责刘志丹等人的工作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梢山路线”，排斥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对军队的领导，亲自担任军、团两级政委，直接指挥部队。面对反动地方武装的强力进攻，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当国民党军开始多路“围剿”时又被吓倒，主张放弃根据地南下渭华创造新苏区，结果红二团被断送在终南山。部队南下加上杜衡等人叛变的危害，根据地在敌人的“围剿”下也日益缩小，耀县游击队、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渭北游击区的红四团等不得不退入照金根据地。为避免三支革命武装被各个击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各路游击队的军事指挥权，为恢复红二十六军保存了基本力量。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九死一生回到部队的刘志丹建议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并成立第四十二师，组建红三团，改红四团为骑兵团，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施“狡兔三窟”战略，依托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形成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刘志丹、王泰吉率部在合水县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口莲花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之后，刘志丹等人率部立即投入包家寨会议决议的实施行动中，有力支持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选自《甘肃党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