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南梁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队伍上了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唱的是刘志丹在陕甘边桥山一带的南梁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故事，歌词中的“横山”，就是横亘在陕甘两省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当时的老百姓就把桥山叫“横山”。 
    早在1930年秋天，刘志丹就来到南梁，深入考察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他和马锡五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食野果，饮山泉，踏遍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传为佳话。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刘志丹坚定了在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 
    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思想束缚，反对刘志丹提出的在陕甘边桥山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胜利会师后，陕西省委指示会师部队南下渭北，建立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色武装未能在渭北建立起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军陕甘游击队连战失利后，被迫退入南梁一带的密林中。在这种情形下，杜衡依然拒绝刘志丹提出的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议。1932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奉命转战至子午岭山区陕甘两省接壤的宜君县转角镇，在这里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军共200余人，杜衡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此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陕甘边桥山南麓的照金开展创建苏区斗争。1933年5月中旬，敌人调集4个团和6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众我寡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杜衡又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他说“渭华党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杜衡的南下方针受到了刘志丹的反对。刘志丹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被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红军若脱离陕甘边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6月初，在杜衡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南下。途中杜衡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溜之大吉。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后叛变投敌。杜衡逃跑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这时，杨虎城得知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严，并调驻渭华的警备旅，到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从商洛调一个团在南山的口市镇把守，又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向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尾随追击。敌人总共调集了5000余人的兵力，比红军力量大十几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多方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分散和化装突围。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部队，被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地区。
    1933年6月13日，陕甘边特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覆没的惨痛消息后，立即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使命，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7月下旬，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耀县起义后，敌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战斗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7月下旬，耀县起义失败，余部百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 
    此刻，照金苏区也处于危机之中。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等红色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10月4日，刘志丹脱险归来后，被任命为参谋长。由于红军采取集中指挥的策略，很快取得了一些胜利，使革命出现了转机。10月中旬，敌人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10月中旬，刘志丹和王泰吉率主力红军北上，一举攻克敌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又在陇东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连战获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 
    1933年10月15日，正当陕甘红军主力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接连获得胜利和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攻击照金苏区薛家寨。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当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红军游击部队同敌军展开了浴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 
    红二十六军的覆没，耀县起义的失败，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的解体，渭北游击区和照金苏区的相继失陷……这一连串的失败，使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革命转入最困难的时期。 
    在险恶的环境中，如何使陕甘边红军这支西北仅存的红色武装摆脱危险境地？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如何正确解决陕甘边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问题？如何开展陕甘游击战争，并逐步走向胜利？这些关乎全局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直萦绕在刘志丹等领导同志的心中。 
    1933年10月29日，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毛沟门战斗的胜利，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使战场形势稍缓。部队休整后，刘志丹及时慎重地向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议，认真研究并解决今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以确定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格局。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于11月3日—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一是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二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 
    三是为确保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工作，将陕甘边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伺机发展。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上述三项决策的核心，就是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而正确地解决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战略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描绘了新的蓝图。 
    包家寨会议之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1月8日在合水县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了第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全军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 
    为了贯彻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二十六军恢复后立即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同时，党和红军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到1934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2月，在红四十二师党委的主持下，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代表在小河沟的四合台村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土地革命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中部等十四个县的部分农村地区。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扩大游击战争，1934年11月1日——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被选为政府主席。此后根据地各县区都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广大贫苦农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经济，支援前线作战，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使南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成为武装斗争的坚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