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周梅森写出《人民的名义》的内幕是？请看周梅森为矿工和煤城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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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矿业》微信公众平台编者按：

      你相信吗？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编剧曾经是一名煤矿工人。

     1956年，周梅森出生于扬州市，次年随父母移居徐州贾旺矿区。1969年起，周梅森在徐州矿务局干部学校附中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四年中几乎干遍了煤矿井下各个工种。1974年高中毕业，同年分配在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工作。

     周梅森不是一位高高在上、高居象牙塔的作家，当过矿工的他，后来作编辑、单作家，至今还和底层矿工朋友来往密切。他经过商、挂过职……熟悉商人、干部的行为方式、所思所想。说他接地气，不如说他本身就是地气，他始终生活在群众中，他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

      那么，周梅森创作《人民的名义》的原动力是什么？他又是如何为矿工、矿区、煤城鸣不平的？请看周梅森的内心独白《永远是矿工》。同时，感谢《工人日报》公开发表此文，说出了煤矿人、煤城人的心声。

民间传闻上了电视：《人民的名义》尺度最大的10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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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矿工

    周梅森

     仿佛就在昨天，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徐州韩桥煤矿，登上了驶往南京的火车。那时根本没想过要在南京安家，窃以为只是一次正常的出差，过不多久总要回来的。不曾想，世事难料，此一去竟决定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让我彻底告别了自己的矿工生涯，就此踏上了职业写作之路。 

　　在我迄今为止的４４岁人生中，有２２年是在矿区度过的，恰巧占了全部岁月的二分之一。那里有我童年、少年时代的梦想，有我的师长朋友，更有我勤劳善良的父老兄弟。很小的时候，我就在高高的井架和城堡般的洗煤大楼上爬来爬去，给父母和煤矿制造麻烦，自己却浑然不知。大了，上了中学，便从地面玩到了井下，以半工半读的名义早早进入了矿工行列，那时，我刚满１４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我的文学梦也是在那深深的矿井下萌发的。是那片默默无言的煤海和满脸煤灰、汗流浃背的父老兄弟给了我最初的创作冲动。我写那片煤海的沧桑历史，写我的父老兄弟们的奉献和叹息，写我对劳动与创造的深深感动，一发而不可收。 

　　４年之后，我从半工半读的中学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矿工。我拥有了自己的矿灯，自己的换衣箱和工具箱。我开始承担起我必须承担的那部分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韩桥矿区也从童年、少年时代的乐园变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舞台。诗意和浪漫全消失了，矿灯和生活都变得沉重起来。一个人生命的分量随着这份沉重自然而然地变得沉重起来。１９７４年的一个傍晚，当我独自一人把一只沉重的刨煤机链轮运达井下采煤工作面时，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沉重感，也第一次生出了一个劳动者的自豪感。我突然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只要努力，只要不怕付出汗水和气力，一些看起来无法做的事，实际上都是可以做到的。 

　　矿区劳动生涯赐予我的信仰一直维系到今天，它促使我雄心勃勃地向前走，以一个矿工的生命质量去迎接命运的挑战，用劳动去创造世界。对矿区来说，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永远是天轮下的一名矿工。对我来说，不论矿区兴衰成败，那里永远是我温馨的老家。只要有机会，我总要回去，看看它的老模样，听听它的新故事。它在我面前没有秘密，赤诚而坦荡。每到这时候，我也就把在外漂泊、浪迹天涯的时光全忘却了，总觉得自己从没离开过韩桥矿区，仿佛昨日刚下过一班窑，一觉醒来，浑身的疲惫尚未消失，这马上又要下第二班窑了。 

　　最近一次回矿区，是一个月前的事。辛劳了一生的父亲去世了，我匆匆从北京赶回矿区处理丧事。父亲一辈子老老实实从事矿井地质测量工作，早年有一段时间曾想让我接他的班，也到矿地质测量单位做一名为井下巷道挂线的测量工。我拒绝了。父亲为此撕毁过我的稿子，怕我乱写，会被打成右派，心里好像也不承认写作是一种劳动。那时，父亲最喜欢的是小我２０个月的弟弟，弟弟像他老人家一样，老实本分，只知道干活，不管是家里的活还是单位的活。到得我成名以后，父亲的观念才渐渐改变了，承认了我的劳动价值，经常把我写的书昭示于人，似乎还是引以自豪的。现在，父亲走了，在徐州韩桥煤矿这片黑土地上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劳动的一生，也让我深深为他自豪，为他和许多像他这样走完了自己一生的父老自豪，从个体生命来说，他们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可他们的肩头曾扛起了共和国一段沉重而辉煌的历史，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点燃过人间一个又一个黎明。 

　　没想到的是，父亲的葬礼竟然也是煤矿的葬礼。治丧期间我才得知，徐州东部矿区，包括韩桥煤矿，因为地下煤炭资源的枯竭正在陆续关闭，数量惊人的矿工下了岗或即将下岗，他们的生活已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我那些已人到中年的矿工朋友们纷纷问我：一个个矿井都关闭了，以后让我们到哪里去劳动。

　　我默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煤炭储量早已探明的，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鲁尔工业区一样，早做转产安排。我不知道这些矿工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财富都哪里去了？现在的市场经济政策对他们是否公平？我不知道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保证他们重获劳动的权利和起码的生存，我只知道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即便有一天所有的煤矿都关闭了，我仍是他们当中一个永远的矿工。来自矿区的沉重叹息一天不消失，我的灵魂，我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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