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遗歌于右任

多年前的一天黎明，在海峡对岸的那个岛上，辗转反侧几乎一整夜的诗人，终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长长短短的句子。他老了，来日无多。远眺故土，只有痛哭，只能用诗歌排遣心中的郁积。后来，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曲不尽的“遗歌”。

这首又称为《望大陆》诗的日记手稿，在诗人于右任去世五十年之际，首次回到了诗人的故乡陕西。小小的日记本纸页发黄，墨迹也有些淡了，而那一纸的悲壮凄切依然浓得化不开。

那是一代人胸中激荡的诗句，那是一代人心底隐隐的家国情怀。

最后的家国

于右任「望大陆」手迹首回故乡幕后故事

一册翻开的本子，静静地平放在黄绢之上。几束白炽灯透亮的光，打在发黄的纸页上，更显静谧。

二〇一四年年十月。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来来往往的观众走到屋子当中的这方玻璃展柜前，都会俯下身子，把眼睛尽量凑近些。本子旁边的一张小卡片上写着：“于右任先生《望大陆》诗手稿，即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日记。”

无一例外，每个观众都会一边看这两页日记，一边喃喃有声，吟出那几句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天明作此歌——“夜间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实在伤心。”

看上去，这册日记本不太起眼。墨蓝色的封皮有些陈旧了，只有书脊上有一溜不大的楷体金字，是民国纪年和“日记”十来个繁体字。本子三十二开，二十多厘米高，宽约十五厘米，有两厘米多厚，掂在手中颇有些分量。内页右翻竖排，一天一页，每页都有十余条浅蓝色的竖格，页边依次印好了日期、星期，还有气候、温度和地点。（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于右任并没有填注当天是什么天气，只是用钢笔写下了这首诗。墨水是黑色的，字体是写了大半辈子的于体草书。诗，是骚体，字句却通俗极了。短短三章，写在两页里，看上去有些疏散。

这一年，于右任八十四岁。他老了，常常想到身后事。一起笔，他先写“望我故乡”，继而“望我大陆”，但在三章写就之后，又在每章下方注了数字“2”、“1”、“3”，重新调整了顺序，改成了先“望我大陆”、后“望我故乡”。在首行的括号里，还特别注着“天明作此歌”几个字。

看来，老人是一夜未眠。

轻轻翻动这本厚厚的日记，会发现于右任每天的记述都不多，有时不过几个字，却在字里行间流露着无以言说的孤寂。

“一月六日。每天逼我太甚。”

“一月九日。我实在支应不了。有说不出的苦。”

“一月廿一日。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一月廿二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山要最高者。”

“二月十三日。昨为胡宗南做挽联，轻重之间实难下笔。”

“二月十七日。我在此时真难做人。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

“二月廿五日。昨晚七时胡适之先生逝世。”

“三月十日。夜间想起多少好朋友都死去。实在伤心。好朋友之死，早知我对大事之无能。”

“三月十七日。我想，我前要葬在高山上，及今思之，如大太太何。不如说十年后非我子孙将我俩合葬。”

在写下这本日记两年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于右任病逝。临终前，他在病榻上写遗嘱，写了撕，撕了又写，却始终没有写成。在整理遗物时，有人发现了这本日记里的“遗歌”，就以此作为于右任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台北大屯山山顶。

青冢幽幽，墓碑上刻着“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之墓”，正对着西北方向，远眺波涛万顷，海峡那边，就是大陆。

右老在台湾（于媛提供此照及以下黑白照片）

“当年青年今白头”——老夫人坐在西安书院门老宅的青石墩上守望，“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于右任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重庆去了台湾。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记得，当时，他正在重庆南温泉教书，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忽然接到老友先一天寄出的信，说于老突然从香港来重庆了，赶紧来见。当晚班车已停，又隔着一条大江，等霍松林赶到时，于右任已于二十八日上午飞走了。又隔了一天，重庆解放。

二〇一四年三月出版的《松林回忆录》记述，“后来得知，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于老要求蒋介石送他回香港治病，蒋答应派专机送他，但那架飞机却把他送到台湾去了。”

一去不复返。

二〇一四年十月。陕西师范大学吴家坟老校区。霍松林老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颇为感慨。他没能与恩师见上这最后一面。

尽管“年纪大了，写字手抖”，但九十四岁高龄的霍松林还是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怀念文章，回忆恩师于右任。在霍松林看来，于右任去台之前，是想留在大陆；而被迫去台之后，一直思念大陆。（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回想起来，霍松林上一次见于右任，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广州。当时，于右任拉着霍松林几人的手说，“我很想留你们在身边，但时局如此，不敢留，你们就去吧。”霍松林后来听他的同乡、于右任秘书冯国璘说，于先生曾对冯说，“娃呀，去了就回不来了……”

于右任离开大陆在台湾整整十五年。海峡浅浅，近在咫尺。就像台湾民歌唱的那样，“福州鸡鸣，基隆可听。”而他每每只能以诗言志。

二〇〇六年九月出版的《于右任诗词曲全集》载，一九五七年，有人说起辛亥时期他创办《神州日报》的旧事，于右任赋诗感怀：“出亡戮力几春秋，当日青年今白头。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

“神州”，几乎成了于右任晚年诗篇的主题词。他思念故土，回首当年，“少小乡村学放羊，壮年出塞射天狼”，而今却“夜深重读牧儿记，梦绕神州泪两行”。

于右任思念的神州，有他的亲人，有希望“子孙将我俩合葬”的原配夫人高仲林。

于右任去台湾，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留在了西安，就住在南门里的书院门52号。如今，这里建起了一座于右任故居纪念馆。

二〇一四年十月。说起往事，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媛女士轻声细语：“我把高老夫人叫做‘大婆’呢。”于媛是于右任的侄孙女。当年，于媛的祖父于孝先购置了这个三进的四合院，比于孝先大两岁的兄长于右任也曾在此居住。

上世纪六十年代，于右任与老夫人各自在台湾、大陆过生日留影。两照对看，不胜唏嘘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于媛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二〇〇四年。她记得，父母住在过厅，大婆和姑妈就住在对面，而她就像老人的拐杖，“我婆走到哪，我就跟到哪。”

在于媛的印象中，高老夫人衣着干净，头发梳得齐整整的，在脑后盘着一个髻，总是坐在大宅门左边的青石墩上，把头扭向西边张望。于媛问，婆你看啥呢。高仲林就说，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老太太最终也没有等到。一九七二年，年逾九旬的高仲林在这座老宅里去世。前一年，女儿于芝秀先她的老母故去。此时，于右任已离世多年了。（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和老友吃一碗面，才能些许快慰——厨师说，哎呀，不早说，这面也就是农村老汉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没想到于先生是个文人，一点也不做作

于右任在台湾的住所是台北青田街7号。二〇一四年四月，于媛去探访过，手机里还保存着她在街口拍的几张照片。幽静的小巷，嫩绿的枝叶，围墙有些斑驳了。只是，这座日式住宅如今已经不是于家。于右任去世后，这栋房子卖给了别人。

来台之初，儿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侄女和女婿同住，颇为孤寂的于右任只能以诗书遣兴。在一九六二年这本日记里，就记有他的这些日常小事。“一月二日。今早写字。未看书，歉甚。”有时，他也读读圣经。“二月十日。早读马可福音，乃见耶稣真力量。”“三月十一日。圣经味淡而永，百读不厌。”

只是，心还在海峡对岸，还在故乡亲人身边。三月十三日，“今日是大太太生日，敬谨度过。”他写诗给没有陪伴在身边的老伴，《思念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

男儿有泪不轻弹。当年被清廷通缉不曾掉泪，辛亥革命失利也不曾落泪，而今，远望大陆，怀乡之苦，却老泪纵横浑然不觉了。

或许只有和老友一起聊天吃饭，才能让于右任感到一些快乐。还是在一九六二年的日记里，“一月八日。午宴陕西立法委员十一人。”“二月四日。今日晚约同乡数人吃年夜饭。经国先生亲送大虾来。”

八十二岁的日本京都人西出义心先生，是于右任的“粉丝”，他留心搜集了于右任在台湾的种种生活细节，简单而平淡的日子——

早晨六点起床，早餐有时喝一碗豆浆，吃一根油条。饭后写字一小时。九点去监察院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午饭两个馒头，两盘蔬菜。饭后午睡。下午三点再去上班。六点回家。晚饭常是一碗面条。晚饭后读书写字，常常会客。晚十二点就寝。后来年纪大些了，十点多就休息了。

在七十五岁的于中令先生记忆里，父亲于右任喜欢吃面，越硬越好，还喜欢把蒸馍烤得焦焦的吃。西出先生也听说过于右任爱吃面条。有一次，草书社的同仁请于老吃饭。主事的叮嘱大师傅，把面条做好。厨师听说是给于老先生做饭，就使出全套功夫，把面条做得像线一样细。（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面碗端上桌，于老夸，好好，却又问，有粗一点的没有。不一会，端上来灯芯粗的。老汉又夸，好好，再粗一点的有没有啊。厨师又做了韭菜粗的面条上来。老汉又问，比这粗的还能做不。大师傅明白了，当下折回厨房做了筷子粗的面条。于右任一见大喜，臊子一浇，吸溜吸溜吃了两大碗。

大师傅半是惊讶半欣喜，哎呀，不早说，这面也就是农村老汉吃的，并不要啥技巧，没想到于先生是个文人，一点也不做作啊。

视金钱如粪土——“别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钱去帮。谁都有廉耻之心，不要伤了来人的自尊心。”

就像照片中的那样，于右任一生都是着长衫、穿布鞋的模样，晚年拄杖，仿佛邻家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大爷。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大胡子，髯髯银须，宛若仙人。

胡须给人威严之感。可美名髯翁的于右任是个随和的老汉。好多老先生给于媛回忆，宅门从来不设警卫，只要是来看他的，不管是不是饭点，先做饭吃，“生怕把人饿着了”。

一九四七年，霍松林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汪辟疆教授向于右任推荐了家境清贫的霍松林，希望给他找个业余工作，挣点学费。于右任说，做工影响学业，让他来见我，我供他。由此，霍松林常去于住处论学谈艺。每次结束时，于右任都会写个条子，让霍松林到财务室去，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

于右任给霍松林先后写过十多张这样的领款条。霍松林记得，最后那次，于右任写下一个数目，看了看，叹说，这些金圆券现在只够换两个“袁大头”了。

二〇一四年十月。霍松林老先生在他的书斋唐音阁里讲述这段往事，墙上挂着一帧于右任长髯飘飘的照片。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于右任在台湾过八十大寿时所摄，他用毛笔在上款题了“松林老弟”，还签了名，嘱托秘书冯国璘将来俟机转交。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九〇年，霍松林才收到这帧照片，感喟不已：“于老的大恩大德，没齿不忘。”（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并非只有霍松林一人得到了于右任的帮助。有些人甚至于家人都不知道。于媛记得，有一年，一个素不相识的美籍华侨找到家里，硬要给一笔钱，说是感激当年于右任资助了他，于家人没有收。

于中令回忆，台湾当年工薪阶层月薪千元上下，四十元台币兑换一美金，于右任每月工资是五千元台币，按说不少了，可月月不够花。他的工资除了家庭日常开支，其余交给副官宋子才管理。宋子才经常接到于右任的“提款单”，不是救济以前的部下，就是给了找上门来求助的一些人。到了月底，于右任就问还剩多少，如果有余钱就去悦宾楼请朋友吃饭。

日本人西出义心为于右任写过一部传记《视金钱如粪土》，记载了于右任对身边人说的这样一段话：“别人有求于我，不要叫人家失望，拿钱去帮。谁都有廉耻之心，不要伤了来人的自尊心。家中有路，能来能往，为啥要让人来的很苦呢。”

于右任的秘书胡恒先生曾回忆说，于右任在台湾的住处陈设俭朴，寝室很小，除了木床和书架，没有别的家具。于媛说，这就是我大爷的风格，“不置房子不置地”。

于右任去世后，胡恒检点老先生的遗物，打开保险柜，没有存款，只见到一枝钢笔、数方印章、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一双布鞋、布袜。再有，就是数万元的欠账清单了。

梦回三秦——临终前，于右任已不能言语，只是伸出三根手指……

于右任去世前二年，经常因病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可过不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太贵了，住不起，我要回家。”堂堂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负担不起医疗费，常常为花费忧心。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的日记中，于右任自问“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

其实在一九六〇年前后，有海外华侨多次汇巨款赠给于右任。每次汇来，秘书报告，于右任总是说一句，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连钱数都不问。

一九六四年八月，于右任病情加重，在家中晕倒了一次，拒绝住院。九月，他拔了两颗牙，不料引起菌血症，继发肺炎。十一月十日，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诗人逝去，诗作仍被传诵。二〇〇三年三月，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时任总理温家宝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想起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的那首歌。温家宝当即吟诵了《望大陆》，称其为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可这首诗的原作手迹、于右任一九六二年的日记在哪里？似乎无人知晓。

到了二〇一三年，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馆长钟明善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日本友人中川欢美女士打听到，这册珍贵的日记本，收藏在日本京都的西出义心先生手中。

钟明善大喜过望，西出先生原来是他结识近三十年的老朋友。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西出义心收藏于右任作品，大约有百幅精品，还有于右任当年用过的毛笔、穿过的藏青色长袍，都是从台湾购买得到的。

二〇一四年四月，钟明善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团成员访日时拜访了西出义心先生。老先生郑重地捧出了用灰蓝色麻布包裹的于右任日记。钟明善一见，立即以大礼叩拜。

魂兮归来。在于右任去世整整五十年后，“望大陆”诗手迹首次回到故乡。一时观者如潮。

在历史风云变幻的一九四九年，于右任曾有可能留在大陆。那是国共两党会谈时，正在北平的张治中接到电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协助谈判。”张治中复电，“于先生暂勿来平。”于右任闻此跌足叹道，“文白误我！”他在诗中发出诘问，“雕笼何日启重关？”

囿于台湾岛整整十五年，于右任要走了。临终前，他已不能言语，只是伸出了三根手指。近侍猜测：还有三件事要说？先生摇头；三民主义？先生摇头；三公子于中令？先生还是摇头。众人不解。

直到于右任去世后多年，有人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根手指，指的是故土三原。

专访于右任三子于中令先生

他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人

七十五岁的于中令先生一九三九年生于重庆，是于右任最小的儿子。于右任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来于中令也去了。于右任很疼他，允许他每晚“霸占书桌一小时”。每每此时，于右任就放下毛笔，给小儿子腾出书案，坐在一旁看他温习功课。有时，还教他写毛笔字。一九六三年，于中令赴美留学，后来成为计算机专家。（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二〇一四年十月。于右任“望大陆”日记手迹及书法精品回故乡特展，在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举办期间，于中令接受了记者专访。他的“国语”音调很低，讲话轻轻的，他也会说几句陕西话，比如“额是陕西人”。

记者：于先生是第几次来西安？

于中令：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二〇一一年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那是六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大陆。第二次是前不久的九月十二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八十年校庆。老先生当年创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它的前身。

记者：于老先生在台湾时常常提到家乡么？

于中令：是啊，他常常说起来。台湾水果很多，一吃到什么水果，就想起他在杨凌的西北农专了，说农专也有什么水果。

记者：于老先生的饮食口味一直是很“老陕”的吗？（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于中令：他吃粗面条，喝小米粥。把馒头要烤得焦焦的，最喜欢吃这个。

记者：于老先生在台湾时天天写毛笔字吗？

于中令：写啊，几乎每天都写。他的书桌不大，不是什么红木的，我感觉桌子还没有铺着的那块墨绿色毡毯值钱。书桌左边靠窗台上是一排书架，摆着札记本，我印象中是他手抄的杜诗。他把诗句先从书上抄到本子上，字大些，好看。那时向他求字的人很多嘛，一年能写六千多张。他用一个很大的墨盘，一大早副官磨好一大盒墨汁，供他写字。时间久了，那个墨盘中间结了挺大一个墨疙瘩。有次我想让老人家高兴嘛，就把墨盘洗了，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墨疙瘩抠掉了。老人家一见，急得直说，你干啥哩！你干啥哩！

记者：陕西口音？

于中令：对啊，很浓的陕西话，你干啥哩！我说洗干净还不好么。他说，娃呀，你不知道，那是写字时用来顺毛笔的。

记者：您会说陕西话吗？

于中令：会啊——额是陕西人（陕西方言）。

记者：听说您十来岁的时候常常“独占”老先生的书桌，他就没法写毛笔字啦。

于中令：那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晚上做功课，就占用他的书桌，每晚一小时吧。

记者：老先生这时候做什么？（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于中令：他坐在旁边看我做功课写字啊。有时还教我写书法，让我从魏碑入手。那时我太小，觉得碑刻这里缺一块那里缺一块，不美，不懂得欣赏残缺美。老人家也不批评我，不疾不徐的，就跟他写字一样。

记者：您常见他写什么内容？

于中令：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关学大师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老人家很推崇的，他晚年时自称“太平老人”。

记者：我十几岁时第一次读到“望大陆”这首诗，那种悲壮的气氛，感觉很震撼。您看到这首诗是什么时间？

于中令：是在老人家去世后。当时我在美国读书，从报纸上看到的，就像你说的，很震撼。他是很想念大陆的。

记者：于老先生在台湾每天都上班吗？

于中令：早上有车接他去监察院，到了之后这个车子去办事，别人用。他上班很忙的。任监察院院长三十四年，是在任上去世的。

记者：找他去求助的人很多吗？比如借钱。（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于中令：谁也不会直接说向他来诉苦。一般是看望他，问候，然后说说难处。他就给钱，自己没钱，借钱也给。

记者：在青田街的家里，您见过很多大人物吧？

于中令：你能说到的，我可能都见过吧。蒋先生和蒋夫人宋美龄是经常来的，他们讨论写字画画，还谈诗。有一次，我去开门，是经国先生来看望。那天老人家没在，经国先生就在门口问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之类的。还见过刘玉章将军、胡琏将军，他们都是陕西人，一位兴平人、一位华县人。刘玉章将军是有学问的人，人很风趣。

老人家的朋友很多，经常有老朋友来看他。我印象很深的，有位鲁荡平先生，当过北平民国大学校长，是湖南人，他经常来家里，两位老人家在一起谈话聊天，好开心啊。你想想，一个湖南人，一个陕西人，口音都很重，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他们说得很热闹。后来我想，他们可能是在说诗。

记者：在您心中，于老先生是什么样的父亲形象？他的大胡子给人的感觉，就像那句成语——望之俨然。（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于中令：别忘了后面还有四个字啊。

记者：即之也温。

于中令：对啊。说到他的胡子啊，我问过他，晚上睡觉时怎么打理这个胡子。他说，这样啊，就把胡子像辫子那样一绾，原来是打个结，早上起来再解开，用热毛巾抹胡子，梳理。小孩子都喜欢他，先恭恭敬敬叫一声，然后就跑过来抓他的胡子，大人就赶紧把小孩拉开，他却很开心，乐呵呵地说陕西话：娃呀，好得很。

于右任简介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一日，故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书法家，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于右任正在西安求学，写了许多忧国忧民、谴责清廷的诗篇，汇集为《半哭半笑楼诗草》。他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将头发散开照相明志，并题照曰：“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为此遭到清廷通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

一九〇六年，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一九〇七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一九二六年，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记录者木闻 公号 小人物大人物）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前往于宅拜访，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邀请于右任等人参加。九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于右任与毛泽东在宴席上聊起诗文，认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激励后进的佳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于右任想去香港看病，蒋介石用专机将于从重庆送到台湾。一九六四年在台北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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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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