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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大人物 / 农民诗人王老九

2015-06-12 木闻 小人物大人物

在兵马俑出土的多年以前,临潼有个名人王老九。就像他的名字,王老九吟出的那些诗句,透露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农民的本色——来自乡野,带着泥土的气息,喜怒哀乐都发于内心,质朴而本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五十五岁的王老九开始识字,写了三四百首诗,以农民诗人的身份,几次进京握了毛主席的手,还与大文豪郭沫若现场赛诗,谈笑风生,像传奇一样的故事流传至今。他活了七十五岁,影响了许多人。


当历史喧嚣的尘埃落定,再看王老九的诗,有人以为那不过是政治口号,是顺口溜一样的颂歌,“王老九”是个特殊政治含义的符号;有人则认为他的诗是一脉相承了诗经精髓的好诗,有不可多得的美,“王老九”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细节。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小人物大人物)

其实,不论怎样评价他,王老九终究是个质朴的农民。

临潼农民王老九 一个诗歌时代的传奇


木闻 / 文图

五十三岁的王澎前不久翻找旧物,在老屋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一堆信件,其中一张旧式的牛皮纸信封,落款赫然是红色字迹“中共中央西北局 缄”。王澎从信封里取出叠着的两张信纸,不禁叫出声来。


收信人是他去世多年的父亲,而寄信人是习仲勋。


信有两页,纸已发黄,是用红细线竖分了八格的样式,抬头从右至左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用笺”十个字。第二页信纸的左上角,还盖着一枚竖条型的红色收发章:“发字七十七号”。


这封信的字迹是蓝黑墨水钢笔手写体,繁体字和简化字相间,落款签着习仲勋的名字,还盖了一方小小的白文篆字印章,鲜红如昨。


信是这样写的:“继洲同志:来信及你父亲的诗集都看到了。你父亲的诗作,因为反映了生活的实际,代表了人民的而主要是农民的心愿,通俗易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喜读乐闻,亦为多数文艺工作者所爱戴;这是他的创作成功的地方。希望他努力学习文化,更加提高写作能力。此致 敬礼。习仲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小人物大人物)

王继洲是王澎的父亲,信中提及的“你父亲”,是王澎的祖父王老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名一时的农民诗人。



跟郭沫若当面赛诗,“心里喜得像蛤蟆跳”

王澎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重新认识祖父的。过去,别人提到王老九,王澎说,“那是我爷么”,就是“给我从小买糖吃,天天厮跟着的爷呀。”仅此而已。


一件小事改变了他。有一年,王澎去安徽,闲聊时,当地有个中年人问他从哪来,他说陕西。没想到对方念起了几句诗:“电影院里乌冬黑,演的苏联打德国。”“国”念的还是陕西音“guī”。对方说,这是王老九的诗,是你们陕西人,你知道不。


祖父去世了这么些年,还有外地人说起他。王澎很意外,开始留心祖父的故事。


按王澎以前的想法,爷爷王老九就是个老农民,跟关中任何一个老农没啥两样:瘦,大个子,冬天一身黑棉衣,天热是白布的对襟大褂、裤子,戴圆坨坨眼镜,抽旱烟袋锅,爱咥个老碗面,逢集了,就带着他去逛,买个糖豆给娃们吃。


不一样的,是王澎从小就知道,爷爷会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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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澎看过央视播出的纪录片《百年中国》,“凯歌行进”篇的第四集《改造的力量》。一开篇,就是王老九的镜头。


只听赵忠祥在解说:“陕西临潼北王村,有一位农民叫王老九。解放前,他一无所有。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还学会了写字。这位老农编出了三百多首快板诗,赞美农村的新景象。‘八百里秦川如案板,麦穗像风秀严严’。他的诗,一度选进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


镜头从农民分地切换到火车头。“一九五三年九月,农民诗人王老九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只见王老九站在毛主席像前,对着麦克风,一手拿着发言稿,一手有力地挥舞着,用陕西口音念着他写的诗,“团结的力量都比天大”。


镜头再一切换,是在颐和园举办的一场赛诗会。坐在藤椅里的王老九埋着头,把一页纸铺在腿上,像拿毛笔那样捏着钢笔,还翘着小拇指,“当时写下了一首诗,抒发自己见到郭沫若时的激动心情”。


画面中,王老九与郭沫若并坐,还是一口秦腔大声念起来了:“郭老人老心不老,写诗更比李白高。日日夜夜我想见,胡子盼白也见不到。今日相会颐和园,我心里喜得像蛤蟆跳。”他用手抬了抬郭沫若的手臂,“希望老兄手托我,同往共产主义跑!”


王老九念一句,大伙乐一阵。站在身后的年轻人都在小本上记着。念完了,就都鼓起掌来。左耳戴着助听器的郭沫若也乐不可支,把手举起来使劲拍,还对王老九说,“好诗,真正好!”


王澎经常打开这段视频给朋友们看。他一边看,一边感慨着“爷爷真了不起”。



快板诗斗地主,王老九上报纸成了名人

很少有人知道王老九的本名叫王建禄。他排行老九,也就有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结果扬了名。


说起来,王老九是颇为久远的人物了——他出生那年,清朝正在跟日本打甲午(一八九四)海战。他经历了光绪和宣统两个皇帝,还有民国的一大堆总统,直到一九四九年,他始终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民。除了年轻时去镇安、柞水一带打过短工,到西安讨过饭,王老九几乎没离开过老家临潼相桥。


他没有念过书,只在十六岁那年读了大半年私塾,“一年学费要五两银子”,家里掏不起,就又回到地里抡起了锄把。


虽说不识字,王老九却有个过人之处。他从小喜欢看戏,“听过两三次就能把唱词都记在肚里”。他在地里抡锄头,常常从口袋摸出戏本翻看,口念手指,一一对应,整本唱词居然也能不打绊地一路念下去。王老九曾说,写诗怎样押韵,怎样能顺口,我都是从戏词里学来的。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小人物大人物)

戏词记得多了,王老九就开始自己编。三十二岁那年,他编出了第一个快板诗。他见村里好些人去街道上吃烟耍牌,输了就偷着卖家里的粮食,跟婆娘干仗,还借钱欠债,弄的鸡飞狗跳,就编了《洋烟歌》、《打麻将》教人劝善,农闲时,在村里四处给人说。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王老九诗选》,附录了作者《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描述了当年村人喜欢听他说诗的情景:“这个说,我给你擀面,那个说,我给你炸油馍,还有的提壶浓茶就来了。我就放开嗓子给他们说,越说人越多,我已经说乏了,大家还叫我说。平时,不管谁家娶媳妇、给娃做满月,我都爱跑去编一段快板,给人家说上几句吉庆话。”


当地有个地主秦颂丞,是胡宗南的渭北“剿匪”总司令。有一次,也叫王老九去他家说上几段。王老九穷是穷,骨头还硬,“我恨那些财东下看穷人,见了面也不招视你,像看见个狗一样。”


王老九在《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中回忆说,“我把秦颂丞早就恨扎啦,心想,我又不巴结你,为啥要给你说快板哩?到日子了,我说,我肚里疼得很,去不成。这下把秦颂丞惹怒了。他派狗腿子抢走了我七斗粮食。第二天,我家就揭不开锅了。”


没饭吃,王老九把衣服被子捆成一担,翻过秦岭,走了几百里山路,连卖带换,背回了两斗包谷当口粮,“两个肩膀都磨成血串串了。”他给秦颂丞编了一段快板,悄悄给家里人念:“秦始皇,胡蛮蛮,上下磨扇转得残。磨得百姓骨头碎,血榨净来油榨干。有朝一日天睁眼,砸烂磨扇撂河滩……”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了临潼,开大会斗争地主。会一结束,王老九趁着十里八乡的穷苦人没走,就站到主席台上,把从前那些不敢出头露面的快板诗,大声唱了出来,老百姓听了都叫好,一起咒骂秦颂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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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临潼县委书记董实丰也在主席台上没走,我在前面说,他在后面听哩,还派人把我说的快板抄下来,发表在《群众日报》上。”

王老九一下成了临潼名人。


王老九像(王澎提供)

写诗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个“〇”或“×”

在那个年代,王老九这样的穷人,分了田地牛羊,感情自然迸发,发自内心歌颂毛主席共产党。过去,他“白天下地晚上睡,心里老愁着一个吃。”“现在,临潼县委我是平进平出,县委书记、县长看见我都像亲兄弟一样握手问好”,还隔三差五在报纸上发表诗作,被称作“农民诗人”。王老九觉得,“这四个字真不简单,这是共产党给我带来的光荣。”


一九五八年四月,被誉为“新民歌运动”的农民诗歌创作运动开启,号称“村村有李白”。一时间,工农兵学商,无人不作诗。王老九的创作也进入高峰。可他不会写字,编东西一时兴起,全凭心记,随编随忘。有个记者告诉他,好记性不如淡笔墨,学会了写字,编诗就容易了。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王老九已经五十五岁了,扛过锄头,抡过镰刀,也扶过犁,就是没有握过笔杆子。拿着几寸长的笔,比犁头还笨重。老伴打击他,点灯熬油白费蜡,老咧老咧还想中状元。王老九不理睬,自称是老着脸皮,硬着心学习。每晚爬在炕桌上,一笔一画,像个小学生那样写二三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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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澎至今记得祖父的“文房四宝”:半截子毛笔,指头蛋大的一疙瘩墨,几页纸,还有个破碗底,翻过来权当砚台。想写几句时,从口袋掏出来,吐点口水研一研墨,就写开了。


那时候纸墨都金贵,王老九有办法。他拿一根锈钉子当“笔”,在捡来的破瓦片上刻画,渐渐在炕头堆了个小山包。有天,“我奶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下都撂到外头了,我爷回来就急咧,又都收揽回来。”王澎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又不由对祖父的认真和激情起敬。


遇到不会写的字,王老九也有“高招”。王澎说,真的就像有个相声说的那样,“亲爱的老〇,听说你有了〇,你要好好养〇,千万不要随便下〇……我爷真是这样,不会写的字画个圈,或者是个‘×’。别人不知道咋回事,他自己明白意思。”


在王澎看来,祖父的诗作趣味盎然,往往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即兴创作,非常生动。王澎小名仓仓,小时候爱吃包谷杆,“跟甘蔗一样,是甜的嘛”,只是那时太小,分不清包谷杆和高粱杆,气力也小,一下拧不断杆杆。王老九见了当即笑骂出一首诗:“王仓仓,不要脸,成天爱吃包谷杆。见到稻黍红了眼,压倒就拿舌头舔。”(稻黍,临潼当地指高粱之类的农作物)


王澎也受了祖父的影响,十来岁时,开始作诗,当年人称“小诗人”。近些年来,他收集整理了祖父的好多诗作、文章,越看越感觉“爷爷不简单”。


王老九曾说,在写诗时,“心里就像有个疙瘩,吃饭睡觉都不舒坦。一遍手是搞不成一个东西,总要三遍五遍地搞哩。有时七八天还想不出一句诗来。想得脑子疼,感到脑子里实实的,就像缠了一层层布。”


这种感觉王澎也有。他曾在未来出版社工作,也编过书,甘苦自知。


王老九还说过,“创作创作,就是要创作新的,旁人说过的话,你再说就没味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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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澎说,王老九是个农民,可这话说得有水平。



别看老汉识字少,也懂“行文要曲”的妙处

王老九写诗影响了一大批人。临潼至今还有王老九诗社、骊山诗社等多个农民诗歌协会。


七十一岁的张潮溢老人当年跟王老九学过诗。十来岁时,张潮溢有天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看到一首诗,正是王老九写的那个地主:


“秦颂丞,大恶霸,相桥为王坐天下,狼心狗肺老虎牙,猪脸猴眼灰头发,两腮无肉尖嘴巴,睁眼不认他干大……”当时,张潮溢并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只觉得好玩,就说着耍。有人问他,你知道这是谁写的不,要学写诗,赶紧去拜王老九为师。


张潮溢家在嘴刘村,距王老九家北王村只有五里路。他就去了。“我伯刚从地里锄麦回来,一见很亲切,说,你爱说快板诗,我就给你教。”在张潮溢的印象中,王老九“眼窝深陷,但光亮得很”,不太说笑。


有一回,张潮溢写了四句,颇为得意:“棉花疙瘩像星星,我大我妈数不清,摘了一个拿回家,挂在屋里像灯笼。”拿去给王老九看,没想到老汉把他批评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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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东拉西扯哩!”王老九劈头就数落上了。“那棉花苞苞都在绿叶子底下呢,你咋去数?那么大一点,咋能像灯笼?”王老九告诫张潮溢,写诗就是写生活,不敢胡来。



今人说起王老九,以及农民诗歌,以为那不过是政治口号,是顺口溜。王老九生活在那个时代,自然不可摆脱时代背景,但他唱出了农民的心里话,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繁缛的用典,就是大白话,风趣幽默,是农民用农民的方式,歌唱农民的心声。


一九五三年,他写进北京,“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过去讨饭钻过南山,往北逃难到过铜川。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老马脱毛变成龙,生锈的古铜放光明。”


王老九常常口语、谚语入诗。他说,话要说的有内容,要精炼,不要说的直戳戳的,要多形容,多打比喻。比喻一比,话就有力量。有时十句八句都说不清,一个比喻就说清了,还有劲。


他写进京见毛主席,并不是一下就说透了,而是“我老九正在把景观,猛听掌声震破天,人把两手都扎起,高呼万岁毛主席。个个眼里有精神,一齐望着天安门。”接着他写,“我老九快把眼擦亮,抬起脚跟往上望。望去只见红套红,毛主席面貌看不清。急得我直问韩起祥,他比我心里还着忙……”


王老九真是形象又幽默。谁都知道,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个盲人。


别看老汉识字少,也懂得“行文要曲”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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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旁人怎么评价,王老九有自知之明。在他创作的《自序诗》中,自称是“手捉犁把编快板”。


王澎保存着祖父写于大跃进时期的毛笔字诗作


刻在墓碑上的称号——农民诗人

王老九成名了。


他数次进京,跟毛主席周总理握手不止一回,还获得了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陕西省政协委员等一堆殊荣,还去礼泉烽火农业社,写出了长诗《王保京》,他的《王老九诗选》、《东方飞起一巨龙》多部诗集被译成俄文、日文。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活出了盛名,登上人生的巅峰。


王老九与老舍先生(王澎提供)


只是,接连不断的运动改变了王家人的命运。


王老九家的成分是下中农。他有两儿一女。长子继仁是个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地下党”、残疾军人,次子继洲在当时的西北人民出版社(后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王继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在会上说了几句实话”。文革袭来,王继仁成了“叛党分子”,“右派”王继洲又被揪出来,哥俩一起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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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九的孙子们也都成了“黑五类”,入团没门,参军没戏,在村里受尽白眼。原来跟王家有些来往的,而今也躲之不及。


王澎那时还小,隐约记得,父亲脖子上挂着很大一块木牌子,名字颠倒着,还打着大大的“×”,每天被提溜出去游街批斗,打得休克了,“又用凉水喷活”。傍晚放回来,“不敢把牌子让我爷看见,悄悄塞到村口一个破房子的胡基墙缝缝里。”


村里的造反派在王老九家墙上刷了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黑字如斗,看得人心惊肉跳。春节时,造反派又来了,给王家门上贴了一幅对联,一边是“蚂蚁缘槐夸大国”,另一边是“蚍蜉撼树谈何易”。


王老九浑身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还在写诗,只是寄出去的诗稿,又一一退回来了。他听到一个说法,“十七年的文艺战线”,是一筐豆腐掉下崖——没一块好的。与他有过交往的那些作家、诗人朋友,几乎全都成了“反动文人”、“反党分子”,都是“修正主义吹鼓手”。


王老九看到一篇文章,“只有低年级文化水平、半文盲的工农作者,大多数变修了,少数生了斑,要代表辛勤哺育自己的阶级已经很难了。”


王老九想不通,他说,“用我的眼窝看,这不是毛主席的做派,是有人胡整。朝里有‘瞎怂’呢!”(方言,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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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惊受怕的老伴去世了。临终前叮咛,“写诗……是好事,要分年月……看时势。”


王老九愁困交加,在一个雨天跌倒在渠畔,摔成全身瘫痪,在床上躺了近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七十五岁的王老九故去,埋在北王村东边一块地势较高的荒地里。


青冢前立着一块碑,刻着“农民诗人王老九之墓”。落款是一九八三年清明,“王老九诗社全体同志立”。几十年过去,碑字有些斑驳了。


王澎常常来墓地看看祖父和父亲。他记得,祖父最后一句话是“我离不开诗”。多少年了,他不太懂这句话的含义。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右派,而他,早已移民澳洲,成了“老外”。


或许是距离远了,又年已半百,王澎开始慢慢理解祖父的经历。一个农民,生前身后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都不是王老九自个儿戴在头上的。他只是用农民能听懂的句子,写了农民喜欢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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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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