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秦人悍将 / “国人同佩”高桂滋

提起高桂滋，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他。说到西安建国路有座“高桂滋公馆”，可能有人会说知道。

高桂滋，陕西定边人。抗战时期的国军十七军中将军长。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就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毛泽东曾致信盛赞他的这段“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国人同佩”高桂滋

木闻 / 文

西安建国路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这里走出了很多大作家。常有文学青年慕名探访这座院子，进了大门，就见一座西式的青砖小楼。“文青”们忙着追寻路遥、陈忠实的足迹，往往忽视了有些年头的小楼。

这本是这条街上两座赫赫有名的公馆之一。南头的，是张学良公馆。北边这座，就是高桂滋公馆了。它的闻名，在于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一度被囚于此。而其“房主”正是陕籍抗战将领高桂滋。当年，他率兵抗日，几欲战死。抗美援朝时，将军用这座公馆换了一架飞机捐给志愿军。

抗战初期的高桂滋将军（本篇老照片均由高士洁提供）

蒋委员长“住”进了高公馆

在八十三岁的高斌老人口中，高公馆被称作“大楼院”，就是有大楼的院子。高斌是高桂滋之子，在这座院子长大。当年，这是西安唯一带有暖气的公馆。

高公馆建于一九三三年。高桂滋时任陆军八十四师师长，刚刚参加了长城抗战。他选中建国路占地十余亩的一块地方，又请了天津的建筑公司，按照当时天津租界的意大利风格设计建造了一座西式小楼、三座中式四合院相连的建筑群，中西合璧，颇有气势。

公馆还未竣工，就来了第一位住客——蒋委员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二将军发动兵谏。当天，蒋介石被抓，一度囚于新城黄楼。两天后，张学良派其副官找到高家，还写了一张便条，说要借公馆一用。

高家问，谁来住？副官答，委员长。高家说，委员长要来住就住呗，还写什么借条。

当时，国共各界要人往来于高公馆。宋子文、宋美龄在此向蒋报告谈判进展，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此与蒋介石会晤，达成停止内战协议，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此后，那个时代的多位风云人物都曾入住高公馆，叶剑英、程潜，还有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贺龙也曾在此居住、办公。次年，高桂滋同张治中一同回陕。此时大楼院已被几家单位占用。习仲勋知道了，说，你们要么退出去，要么看人家卖不，买过来，占着像什么话！

几家单位都开出了不菲的价格，高家没卖。不久，抗美援朝，高桂滋听说一架战斗机价值十五亿（折合一九五五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十五万元），就把房子捐了，给国家捐了一架战斗机。

这座大楼院先后成为西北妇联、中苏友协等机关办公地。一九五六年，划分给陕西省作协。文革中，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就被关在大楼院地下室。

作家陈忠实等人都用过关押蒋介石的那个房间。高斌曾和陈忠实开玩笑说，我们都和蒋委员长“同房”。有人戏说，你们高家盖房子，就是为了关人！

而今，高公馆作为西安事变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整编非嫡系的杂牌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被列为第一批。他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没了兵权。

高桂滋在大楼院深居简出，除了开会，很少到外面走动。其子高斌当时只有十来岁，正读小学。抗战时，父亲曾把他带到军部过寒暑假，让他经历战争，锻炼身体和心志。高斌也就有了一份独特的抗战记忆。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高桂滋将军（左二）与杨虎城将军（左三）、冯钦哉将军（左四）在新城假山

最早的“长城抗战”和持久的抗战

高斌戏称，他是那时的“官二代”，可照样跟士兵一样出早操。“每天天不亮，可恨的小号兵就吹起床号，嗒——嘀——嗒——”高斌人小，有时偷懒，副官就吼叫，高斌！挺起胸！手掏出来！

多年以后，高斌在史书中探寻，这才知道父亲的抗战，早在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抗战”就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一九三三年初，日寇突进山海关，又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

当时，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率部防守长城喜峰口右侧董家口以东三十余里防线，阻止日军进入关内。

那一仗打得很惨烈，八十四师伤亡一千八百余人，山顶的工事全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毁，但八十四师依山踞险一度顶住日军进攻。最终，日军增援，八十四师腹背受敌，奉令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

后来，中日签订“何梅协定”，长城抗战失利了。但高桂滋及八十四师的抗战英迹已为世人称颂。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代表中国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致信高桂滋，盛赞他参加北伐战争和长城抗战的“光荣历史，国人同佩”。这封信被收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抗战时期，高桂滋非常忙碌。这可从《陕西抗日将领年谱》的相关记载约略看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高桂滋的行踪几乎每日都有记录：“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蒋介石电令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随时待命。十一日，蒋又电令高开赴山西汾阳待战。十四日，高部东渡黄河。……八月三日，高率第八十四师进入南口，构筑工事迎敌。八日，日军独立混成旅第十一旅团和第五师团向南口发动进攻，八十四师迎战。十七日，高部第二五一旅第五〇一团突袭长城平道口外井儿沟日军，歼其大部。二十日，高部第五〇二团突袭长城唐子口外喜峰寨日军一部，予敌重创。……”

此后的记录更为密集。“八月二十六日，在沙城、长安岭布防；二十七日，率主力渡过桑干河；月底，在沙城、长安岭阻击日军；九月，指挥十七军在广灵西北火烧岭阻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和第九旅团。”

史籍仅仅是记录了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措辞简洁直白，比如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这一条：“指挥第十七军各部与日军反复争夺白石山阵地，伤亡惨重”。几十个字无法涵盖那一天的惨烈，非亲历者也无法想象。

抗战时期，高桂滋历任陆军第八十四师师长、第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其中于一九四二年还被任命为中条山游击总司令，统一指挥中条山区的游击战。高桂滋经历了南口战役、晋北火烧岭战斗、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韩侯岭阻敌、反日军九路围攻、太岳游击、中条山抗战和晋南会战，可称为持久抗战。

比起“少壮派”，高桂滋当时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抗战爆发那年，他四十六岁。抗战终于胜利时，他五十四岁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日军在中条山被陕军打退撤离的当口，高桂滋的父亲去世了。战斗间隙，高桂滋匆匆赶回西安，于父亲灵柩前泣拜说：“国难当头，前方紧急，儿不能为您守孝。望您暂居寺庙，待儿把日酋赶出中国，再为您举殡发丧。”随即，重返前线。

一九四〇年，高桂滋将军在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

一个将军的“大难不死”

高桂滋晚年时，时常感慨抗战中数次“大难不死”。高斌与其妹高士洁在《“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高桂滋将军抗战经历》一文中，追记了父亲的多次遇险。

头一遭，是在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抗日中。当时，蒋介石指挥北伐，高桂滋率第四十七军进驻济南，军部在济南城里一幢空闲的小楼里。五月二日，北伐军猛攻，奉系军阀张宗昌弃城出逃。当晚，高桂滋准备在军部休息一夜后再挥师北上。

临睡前，高桂滋忽然想到：白天，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在济南南关设立工事，阻止北伐军士兵通过。假如，日军起了歹意……不好！这座小楼在周围的平房中好似鹤立鸡群，岂不正是日军的靶子？高桂滋立即下令，离开此地。

高桂滋与军部随从快步撤出小楼，不过几分钟，猛听头顶嗖嗖乱响，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回头一看，小楼已夷为平地。次日，日军在济南城大肆屠杀中国军民，造成“五三惨案”。

高桂滋凭直觉幸免于难。从此，他看清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一九三二年，高桂滋在古城邯郸修复了战国时期的武灵丛台，于《重修丛台记》碑文中表明心迹：“昔赵武灵王，变胡服，习骑射，后之人每加訾议。然当其时，国势积弱，外有强秦眈逐，时虞吞并，思欲奋发图强，一扫国人萎靡之习，其尚武精神，有足为军人取法者……今者，国难严重，与赵无殊。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保存其遗迹，以表彰之，俾游览者知所取鉴也。”

一九三九年，时任十七军军长的高桂滋防卫中条山。一天，高率部出发。院子里有个马夫说，马正在吃草，等马吃完了就走。不久，日军炮弹袭来，炸毁了高此前借住的民房，那个马夫和马都被炸死了。高桂滋闻听叹道：“又一次！”

最为惊险的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调集六个师团十万余人大举进攻中条山，中国军队迎战，史称晋南会战。高桂滋指挥十七军激战，但部队被打散。高桂滋在山西垣曲的山沟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伤亡二百余人，又被日军三面包围，只得钻入灌木丛中隐藏。眼看日军搜山已近，高桂滋几欲自戕。忽然大雨如注，敌军退去，高桂滋这才躲过一劫。

当夜，十七军一名参谋长劝说高桂滋另谋出路，提醒高在北伐时曾与汪精卫有过交往，不如投靠汪或直接投降日本人。高桂滋听罢大怒，喝道：“现在的汪精卫是汉奸、民族败类，而我是中国抗日部队的将领，我能投降他？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次能脱险就还和鬼子干，不然，我就自杀，为国尽忠。”

但日军的搜山行动还在持续，悬赏十万元搜捕高桂滋。被打散的高部另一支分队找不到高军长，发现十七军一名遇难伙夫的遗体，其体型高大，很像高，遂将其掩埋，并用弹药箱做了一个墓牌，上书“陆军第十七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

日军找到该墓扒开查看，加之高桂滋的坐骑、公事包、私章等物均被日军缴获，确信高桂滋已战死。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的日伪天津庸报载：“第十七军高桂滋，据云在垣曲区战死。”高桂滋这才化装成商人从小路脱险。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山西省垣曲县柴家圪垛。陆军时期军举行敬老会。第四排右一为高桂滋将军

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一八九一年农历八月十八，他出生在定边县东街。高家是个贫苦人家。十四岁那年，高桂滋到宁夏盐池县，在外祖父家开办的挂面小作坊当学徒。二十岁，他回到定边，姐夫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第二年，入陕西西安讲武堂学习。两年后，高桂滋回定边办团练，当了保安队队长，剿灭了为害地方的惯匪杨秃子，得到百姓认可。其后，他到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部任骑兵营营长，参加直奉战争。

当时，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的民国总统曹锟。高桂滋任国民二军独立团团长，曾派卫队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香山等地，保护孙中山灵柩。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高桂滋与李大钊联络，支持北伐。李大钊和于右任介绍高桂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高桂滋出身贫寒，爱兵如子，待百姓如亲人。他所率的部队军纪严明，帮群众收麦、收秋，不喝百姓的水，也不抽百姓的烟。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前，《大公报》曾有一篇专题报道《八十四师参观记》，其中记述了高师的军民关系：“该师在天寒地冻中构筑防御工事，地冻如石，锹镐不入，费力甚大，却从未强征民夫，故民众对之十分敬爱……”

高桂滋与共产党的交往很早。除了一九二五年在北京与李大钊来往，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致高桂滋的信中，表示愿在“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等八条建议下与高谈判。抗战时期，高桂滋派连以上军官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参加游击战术轮训班，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高部十七军在山西抗战，还多次受到朱德的电令嘉奖。

一九四四年，在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的联系下，十七军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调集大军，准备对陕甘宁发动进攻，拟任命高桂滋为前线指挥官，被高婉拒。此后，又有几次高官任命，高均拒绝。一九四九年，胡宗南要派飞机送高桂滋赴台，高藏在重庆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医院里，没走。而此时，高所率旧部已纷纷起义。

一九五〇年三月，高桂滋由重庆抵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九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

一九五六年，高桂滋赴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第二年，突患脑溢血入院。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全国政协为高桂滋举行公祭，主祭人为习仲勋。

“不抗日，我那些弟兄都哪里去了？”

父亲去世时，高士洁不到十三岁。如今，六十九岁的高士洁老人怀念父亲的方式，就是探寻那一代人抗日杀敌、抵御外侮的历史真相。即将到来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高士洁天天忙个不停，她筹划着举办一场“陕西军民抗战纪实展”。“我不是在为父亲做这件事，而是为了曾经流血牺牲的那么一代人。”

高桂滋没有留下长篇回忆录，只在一九五〇年之后写过几篇短文，《我怎样认识共产党》，以及一篇两千余字的《自传》，其中有关抗战的记述仅百余字，只说“前后与日寇接战百余次，伤亡万余人”，就一笔带过了抗日血战的经历。

高士洁与兄长高斌一起翻档案、查史书，寻找父亲的名字，书写父亲的历史。有的发表在政协文史资料上，还有一些没有发表。高士洁在写作时，非常注意史实的出处，密密麻麻的文本中总是标注着带圈的数字，提示某段表述、某个数据的来源。

只是看看书名，就知道他们寻访的艰难与写作的严谨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档案号：七八七/7276）日本战史著作对平型关战役的记述

二〇〇五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29-543页《高桂滋致蒋介石密电》等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高建白：《由南口战役到平型关大战》

日军《浜田联队史》、《步兵第十一联队史》、《步兵第十一联队第四中队志》

……

高士洁搜集的高桂滋赠小学课本

身为高桂滋的后人，高斌与高士洁近年来也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比如平型关大捷纪念。高士洁发言说，多年以前，当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投入抵抗日寇侵略的行列的时候，我们的军人父亲没有退缩，他写好遗嘱，请缨抗战，率84师数千弟兄跨黄河，出雁关，在南口赤城、晋北大同与敌激战。如今，我们站在平型关前，感到十分荣幸。

其实，高士洁很清楚，这段史实以往在大陆抗战史著作中“提及的不多，近年才有所改变”。

一九五五年，在一次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座谈会上，有人说国民党不抗日，如何如何……高桂滋说话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不应该说国民党都不抗日。不抗日，我那些弟兄都哪里去了？”

高桂滋没有忘记抗日战争中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特别是那些烈士。他说，我只是这场战争中的幸存者。

【高桂滋简介】

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陆军第八十四师师长，第十七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一九五〇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一九五二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将位于建国路的私宅捐给国家，为志愿军捐献飞机一架。一九五四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任命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一九五六年，到北京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一九五七年，突患脑溢血，住北京医院治疗、至北京颐和园高干疗养所疗养。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在北京病逝。一月九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公祭大会，习仲勋主祭。遗体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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