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人物 ∣ 农民于运河：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成精」
如果按事物流行更替的速度来衡量，这个人无疑是个曾经有些名气、但现时早已过气的名人。提起“于运河”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就像他年轻时吵吵过地那样：人，活着，总要弄出点动静来。他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黄土地中拔出身子，成为企业家，甚至创造了“一个农民拍出一部电影”这样的一段历史，风光得很。
如今，尽管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还像当年下苦时那样，冲劲十足。不曾改变的，是他的农民身份，和他始终注目思考的关于农民的一切。
这，或许是翻腾出他多年前的旧事，重新探访这一人物的价值所在。
农民于运河
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成精」
从外表看，无论如何猜不出于运河是个农民。他戴一顶浅灰色凉帽，穿个摄影背心，一脸胡茬，眉眼弯着，见人总乐呵呵的，握手、点头，一副谦逊有礼的模样。猛一看，是个文化人。
但一开口，于运河就强调着：“到今天，我还是个农民。身份证上的住址还是咸阳农村么。”说着，好像别人不相信似的，掏出证件来给人看。
身份证夹在一个蓝皮证里。蓝皮证上几个金字：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
没错，地地道道的农民于运河是作协的会员。
不仅如此，他还拍过一个电影，光听名字就知道跟他的身份有关——《乡下人》。
于运河重重一摆手，“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大有英雄不提当年勇的气概。
可话又说回来，这些年来，乡下人于运河一直关注着乡下的事。他不光是看，还不停地想，尤其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所有人。
自谓座右铭“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成精’”的他，用亲身经历悟出个体会：得益于好政策、富得流油的富豪们，不要忘了“共同富裕”的义务。
于运河把炮口对准了富豪，其实他也是其中的一员。但他就是要放这一炮，哪怕是“向我开炮”。
他声调高亢：“不要以为我这话说得重了！细想一下，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从一天挣“四毛八分钱”
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于运河本来不是农民。从出生到十五岁初中毕业，他一直都在咸阳市区生活，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于运河咋也不会忘了这个日子——这一天，他下乡到今天的咸阳渭城区底张镇陈家村西组，成了个农民。
那个时候，谁也不懂得啥是“中国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及其矛盾问题”，光知道伟大领袖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知识青年于运河于是就开始了依靠双手吃饭的农民生活。“犁地、割草、吆马车……啥农活都会干。”整整十年。
回忆起来，于运河也觉得那时不可思议：一个壮年劳动力，一天十个工分，他年纪小，一天八分；满分是六毛钱，于运河挣够八分，是四毛八分钱。
就这么点钱，甚至“还没有一个架子车挣得多——架子车一天还记十分呢”，于运河最终却没机会挣了。
一九七二年秋天，连阴雨泡透了村里的几间旧房，拆房时，于运河从五六米高处跌下来——“‘腰1’、‘腰2’、‘胸12’椎体压缩性骨折”，下肢神经受损。
于运河瘫痪了。他还不到二十六岁。
村里人都说“这娃毕了”。于运河心想：不能死，要活下去。
但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不能行走、整天躺在床上，“比死都难受”。
有个同学送给他一个收音机，他从天亮听到天黑，“连碎娃的节目也不错过”。让同学借书看，能找到的、那个年代没有被禁的，他几乎全翻了一遍。
十个月后，仿佛是一夜之间，于运河居然能下地走路了，连他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他觉得，“没有放弃、没有绝望”的心理支持，比药丸的作用还要大。
既然又“活”过来了，于运河就不允许自己再像以前那样活了。他有了思想，得换个活法。
治病吃药，让他负债累累。家里还有老人、媳妇、娃，继续挣工分，挣到哪天是个头？不挣，就吃不饱，没有钱，就活得窝囊。
那时候，农民被死死地捆绑在土地上，出门找活干，无异于妄想。
可生产队早把他当成不中用的人了，还怕被他这个“负担”粘住，索性不管他。
就这样，于运河进了城。
那时没有“打工”这个概念，于运河干的是打工的活，“钻”的也是这个空子。
咸阳有个长庆油田的转运站，他去转运站当装卸工赚钱。当时这些活都是交给集体的搬运社来做的，卸一吨钢管两块钱。但搬运工一天干再多的活，也不按数量算，挣的是定额的工资，一个月十几元，已经很不错了。于运河是个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给搬运社交点“管理费”，干多少就挣多少。
第一个月，于运河挣了一千多元。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产队二百人忙活一年，年底分红的总额不过三千元，一个人一个月挣了半个村子一年的钱。”
五块钱面值的钞票，厚厚几摞，没地方装。于运河把上衣朝裤腰里一筒，裤带一勒，把钱从领口塞进去，贴到肚皮上。
回村的路四十里，还有两个大坡，于运河骑着自行车脚没挨地一口气蹬回家，一路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不，不是唱，而是呐喊”。唱一会，摸一下肚子。
才出去了一个月，就吹牛说挣钱回来了？父母以为这娃想钱想疯了，说疯话呢，没理他，“连头都没拧”。
于运河“涨了”，一把从怀里掏出钱来，往空中一撂，满屋都飘着黄颜色的五块钱。
父母捡钱时都落泪了。人老几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是于运河人生的第一桶金。这让他见识了钱这种东西的重要。那时，他的信条是，“没有钱，人活得像狗一样；有了钱，就有了尊严”。
从来没有过的事
一个农民要拍电影
于运河是靠下苦力挣的钱。瘫痪十个月，腿落下后遗症，虽不影响行走，细得很，到现在他胳膊都比腿都粗。
他卸过钢管，还背过水泥，是那种油田专用的防井喷的水泥，凝结速度特别快。一火车皮六十吨，六个人，两个小时卸完。干完活，出了多少汗不知道，反正整个人被水泥糊住了，看不清眉眼。
到底有多累，于运河说：“累‘扎’了”。
“累‘扎’了”让于运河一年挣了一两万。不几年，他办了个预制板厂，后来又成立了建筑公司，手下一百来号工人。
穿西装、打领带、坐小车，家里盖起了楼房。村里人、以前认识的城里人都对于运河刮目相看。
于运河觉得自己虽然还是个农民，可毕竟能从土地里直起腰来了，戴着个万元户的金字招牌，“气长得很”。
结果，电影《人生》改变了于运河的人生。
吴天明导演的影片《人生》海报
此图来自网络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于运河花一毛五分钱看了这场电影，看完了又买票，连着看了几遍。
于运河又震撼又压抑。刚刚成为万元户抖擞的心情，一下灰暗到极点。影片结尾农村青年高加林灰头土脸回到农村，于运河不能容忍。他为高加林鸣不平：“农民只能回到贫穷的土地上吗？只能从土地里刨食吃吗？是谁强加给他们这样永世的惩罚呢？”
于运河觉得自己就是个典型嘛：中国改革给了农民另一种出路，农民并不是毫无希望，像高加林那样灰不溜秋地回到黄土地上，他应该去抗争，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还要做一番事情。
“把高加林‘弄’回农村是不公正的，”于运河想，“高加林也可以像我一样成为一个企业家。《人生》应该拍个续集。”
吴天明导演的影片《人生》海报
此图来自网络
曾经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的于运河发现，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点别的。
他找到西影厂的导演吴天明。吴天明很热情，说，那得去找路遥写个续集的本子。
他又找到作家路遥，一起谝了大半天。路遥说，想法很好，不过，高加林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作家路遥
此图来自网络
听这话，于运河不甘心。“咱不能‘米儿面，吃了散’——光图个热乎劲了。”再说了，“万元户续拍《人生》”这事已经被媒体捅出去了，全国居然有一千多封来信支持他做这个事。人活个脸面，不能让别人失望。于运河把《人生》续集提升到“不是宣传我个人，而是千千万万新时代农民形象这样一个大事了”。
作家不写，于运河自己写。初中水平，吭哧了几个月，写出三万多字，还在西安一家杂志上发表了：高加林和刘巧珍她妹结婚了，成了个跑运输的汽车专业户——农民变成老板了。
有人批评，说这是画蛇添足。
于运河不以为然：“那是批评的人不懂咱农民的心情。”他琢磨着咋能拍成电影。
有人说他是“二杆子”，于运河也不争辩。他看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人家说弄不成，他偏要弄。
有一年，他得肠梗阻住院，心想跑一跑就把肠子跑“通”了，就从医院跑到渭河大桥几个来回，结果，肠子跑穿孔了，疼得直冒汗。连夜手术，截了一尺多长一段肠子。大夫说，你咋这“二球”的呢，于运河光笑。
拍电影可比跑步复杂多了。《人生》续集，没弄成。
改变不了高加林的命运，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吧。不久，于运河又写出个新剧本，名叫《乡下人》，主人公原型是他自己。于运河祖籍河北邯郸，京杭大运河从门前流过——主人公就叫“任北杭”。
他又去找吴天明。吴天明正在山西拍《老井》呢，腾不出身。于运河横竖没拍过电影，不知轻重地说，那他自己来导。吴天明一看本子，行，不过西影厂当年的八个指标都用完了，得先去北京要个指标。
于运河拿着吴天明开的介绍信和剧本，来到北京广电部。部里批了八个字：题材很好，立意很高。给了指标。
一九九五年二月，著名导演吴天明在四川执导自美国回国后的第一部影片《变脸》，于运河去四川见老朋友
此图由于运河提供
赔了五十万的电影的价值
不能拿金钱衡量
拍《人生》用了四十多万，要拍《乡下人》也得这么多。于运河心说，这不算啥么。
当时他个人有六七十万，只是那时候不敢露富，对外说是“自筹资金”。西影厂一个厂标费还得几十万，吴天明说一个农民干这个事不容易，没要这笔钱，把《乡下人》纳入西影厂的生产计划，配备人员、机器道具，全力支持。
本来于运河是这部片子的编剧、监制，结果电影拍到一半，一个演员罢演了，说，你于运河钱多得能拍电影，我还要给娃买奶粉呢，还说，搞艺术这么多年，让一个农民来摆弄。
于运河说，人家这是要加片酬呢，咱又不知道这行当水深浅，你罢演，好，我就自己演。
于运河演起了“任北杭”，跟现实中的他一样，带着一帮乡党，搞起了农民建筑队，从乡村走进城市，赚了钱，成了老板，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暴露出城乡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计划体制的弊端、农民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渴望……
当然，现在看这部片子，情节还是有点简单，戏剧冲突也不是那么强烈，但毕竟于运河是“第一人”。
二〇一三年八月，吴天明导演与于运河在北京。七个月后，吴天明去世
此图由于运河提供
开拍时是一九八八年八月，本来计划年底完成，中途一折腾，第二年四月才拍完。
一算花费，好家伙，快八十万。最后卖了三十多个拷贝，一个一万一，成本绝对收不回来了。
于运河本来也没指望靠这个电影赚钱。二十年过去了，他依然不后悔，他觉得这是为自己、为“高加林”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当时电影界对《乡下人》这样评价：“这是中国第一部农民编剧、农民集资、农民监制、农民领衔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书写了一笔。
“它标志着中国八亿农民人格尊严的觉醒和独立意志的全方位地崛起；展示着新一代农民在经济地位的改善下，文化素质必将迅速提高；中国农民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已经上升到更高、更美的境界。”
拍电影时，正是于运河“正能挣钱的时候”。二〇〇九年，他六十四岁时，他想为这辈子做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这部电影举办一次二十周年研讨会。他固执地认为二十年前他的思考，现在还有现实意义。
有学者认同他的观点：一个农民，因为对《人生》电影中对农民命运安排的不满，通过新拍一部电影的方式，来改变命运的安排，展示对命运的抗争，这对中国电影来说，具有破冰的意义。二十年后再看这一文化事件，它的价值在于折射出一个农民的“文化苦旅”。
于运河不再是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农民，也早已不是一个粗浅认识“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的农民企业家。
一九九三年，刚刚出版小说《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到访于运河的厂子
一个农民的“人生设计”
一部电影赔了五十万，于运河说赔了就赔了，他得到的东西更多。
生活还要继续，他又一次面临吃饭问题。“不断‘成精’”的他二次创业，又搞起个化肥厂。这一次，企业一进入良性循环，他就做了甩手掌柜，这些年，他的“工作”是“拍拍照片看看书”，和文学青年凑在一起，像个理想主义者那样，谈文学、谈人生。
但于运河说，更多的，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始终没忘他是咋赚到第一桶金、咋样变成一个农民企业家的。
进城背水泥时，文革刚结束。办预制板厂和建筑公司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很多方面并不规范。于运河戏称自己有时其实是个“地下经济者”，存在，但不合法。所以他心里很清楚，当年他有致富的愿望和实干，但依托的是国家政策，不全靠勤劳致富。“没有好政策，你想勤劳，勤劳没处用去。”
于运河觉得要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光口头说不行。
于家是村里第一个有电视的。12寸的黑白电视。一到傍晚，院里的砖头都摆满了，全是占座的。于运河一次就给村里买了十八台海燕牌电视机，一台三百五十二元，村民掏一百五十二，其余二百他掏。
他投资十八万，给村里修了条路，还管了村民十年的吃水问题，有段时间还给村里老年人每月发几十元零花钱。
后来办了预制板厂，全村四五十个青壮劳力都有活干了，赶着骡车，给城里送楼板，一车运四块，挣十六块钱——一天跑几趟，比挣工分强到不知哪去了。
当时的陈家村，楼房盖的最多，电视机最好。
于运河说，这归功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改变着中国，也改变着千千万万高加林的命运。
“但是，如果光是‘一部分人富起来’，就忘了邓小平说的另一半。”
于运河甚至能背出来邓小平的原话，“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这是一个义务。’”
按于运河朴素的理解，国家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是跟你签了个合同，前提就是你先富，富起来之后你得带大家一起富”。
于运河近些年去了几次陕北，除了拍黄土高原照片，他还考察了一些地方。在一篇感想中，于运河写道，农村有很多精英人物，开煤矿、办工厂、跑运输，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通过艰辛的创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活得有人格、有尊严。民营企业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带动着农村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共同富裕”，有些方面已经开始做了，但还远远不够。“富裕起来的高加林们，该履行那个‘合同’了。”于运河有些着急，“现在又不能‘打土豪、分田地’，到了该为家乡父老办实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时候了”。
如果电影《乡下人》研讨会能办起来，于运河说这将是另一个中心内容，是他这些年来最深的体会。
最初，农民于运河是想改变个人的命运，他做到了。
他又用拿锄头的手写下自己的命运，还拍成电影，“用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年，完成了一件人生中的大事”，展示给更多人看。他也成功了。
现在，他考虑的是一个农民的“人生设计”——有益于社会的“人生规划”：有了钱，怎么为社会做点事。
他的潜台词是，如果这“设计”完全是为了自己，像他当年那样，把钱一撒满天飞，见识就太浅了。
此文采写于二〇〇九年
二〇一四年三月，于运河与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年朝凤》男主角陶泽如
【原创声明】
本篇文字为记录者木闻采写
感谢关注欢迎转发授权转载
44559513@qq.com
目 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