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B面 ∣ 西安城中村不完整名录
有天匆匆路过西安目前最国际化的那一大片，一眼看见硕大的广告牌下，一块石碑，站着一个老人，一动不动在看碑上密密麻麻的字。
那天挺冷的。还是摘了手套掏出机子拍下这张照片。
金泘沱。石碑右边起首的三个大字。是此地曾经千百年的村子的名字。
如今，马上，这里将是一个全新的金光闪闪牛逼刺目的世界。拔地，而起。
忽然觉得这块碑固然是坚硬的石头，也挺脆弱挺荒诞的。
如果把都市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道路立交比拟为一棵大树繁华的树冠，那么，城中村，是否可以被称为大树的根脉。虽说它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很陈旧，甚至还脏乱，显得与光鲜靓丽的大都市格格不入，像个另类的小江湖，但那些狭窄曲折的巷道里，却保存着太多为人忽视的集体记忆和城市文化基因。
当整个都市的人居环境变得更美起来，当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越发急迫迅猛，能否稍稍想一想，怎样使城中村蕴涵的价值得以保存和汲取。而城中村人，从农民到居民的身份倏忽转变，人老几辈的积习，能否应对迅疾变化的城市生活和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
城中村B面
“躺在停尸床上的村子已经没有一点热乎气了，能拆的，正在拆，或者早已经拆平了，七队、四队、五队，都放平了。刚开始的星星点点，现在已经连成片了……我的家园故土啊……”
这段淡淡愁绪的文字来自于一个名为“老村拆迁纪实”的新浪博客。短短几个月时间，西安南郊千年历史的某个城中村又一下呼啦啦一下拆平了。有人在网上注册了博客，记录这场改变，并给自己起了个网名——“老村入殓师”。
“我已经把我长了几十年的家卖了，”“入殓师”在博客里悲戚戚地写道，“别了！那一院房连砖带瓦带院子，还包括在这地方生活几十年的一两万个日子，以及在这些日子里的哭着哭着又笑了，当然也包括流过的汗水、鼻涕和涎水，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信心和决心，吃亏上当、打掉牙和血吞的胆气和硬气，梦，还有坐在自己院子里吹过面颊的风……”
这些文字描述的场景，如果不是有过生活经历，旁人是很难理解的。只是从城中村的外观来看，无疑是脏乱差的，但不能忽视其中也蕴涵着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却跟在村子里祖祖辈辈活着的人们相关的集体记忆。
“脏乱差”和美好的记忆
在这名博主的记忆里，被城市日益包围起来的村子，曾是那样美好。街巷并不整齐划一，却有天然的景致。乡邻你来我往，东家寻根葱、西家借瓣蒜，过去融洽得像一个人。虽说村里路不宽人不富，但到底是自己的家园。
而今村子拆了，村民们心里像猫抓了一样瞀乱，轰然四散，蝇子一样胡跑，没了着落。
曾任西安市未央区城改办主任的周喆，从小生活在汉城街办庞马村，这也是个城中村。他回忆说，村子过去是很漂亮的，“村口路两边都是柳树，远远看到随风摇摆的柳枝，身心一下就都放松了。”那时，户户门前都有小院，栽树种花，寻常巷陌，是一派田园风光。后来，家家挣了钱，就盖楼，越盖越高，不留缝隙，“握手楼”、“接吻楼”，见怪不怪了。
再后来，城市如摊大饼一样蔓延，开始有城中村被拆迁改造，慢慢向越来越多的城中村逼近。越是风传要拆，暂时留存的城中村越是加紧盖楼，村子原有的风貌变成钢筋水泥，灰蒙蒙一片，丑陋无比。小小的天井只有巴掌大一块天，天气好的话，才能见到“一米阳光”。而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最先进入的正是房租低廉的村子，这让城中村越发喧闹，一时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
官方的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网站上这样描述城中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城中村建筑密度大，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脏、乱、差，特别是抗震、消防安全和治安隐患突出，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实施城中村改造，已成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成为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的迫切需要，成为当前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的客观要求。”
这样的高度和定位，使得城中村的消失不能简单说是个坏事，或是个好事，反正不可避免不可阻挡。
只是，“拆迁把一村人拆生分了，把亲弟兄姊妹伙也都拆生分了，几十年维系的亲情乡情，也都被弄脏了。”博主“入殓师”无可奈何叹息着，继而代村民们发出更为深刻的追问：城中村没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却还保留着浓厚的农民特征，“农民观念咋转变？拆了老村，上了新楼，变成居民，就不是农民了么？”
2014年9月。南山门口村。木闻 摄
热闹矛盾的“清明上河图”
四十五岁的摄影师赵利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世俗西安，最初镜头就对准了城中村。当时他还是唐城宾馆的服务员，租住在对面的吉祥村，一间三十平米的房子租金不到三十元，住了两三年。他给当时的伙伴们拍过很多照片，简陋的室内陈设，挡不住那个年代的精神气质——留着飞机头，弹着吉他，身后是邓丽君的大幅招贴画。
1989年12月。马全安和吕鹰在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赵利文 摄 （选自《我的朋友们》）
九十年代时，赵利文还在城中村住过几年，他给妻子拍过晒被子的场面：背景是高楼林立，三五层高的民房狭窄的楼廊，晾着衣服，堆着锅碗瓢盆。这些年，他始终不间断地拍摄城中村，开始骑个自行车，后来换了电动车，挨个村子钻着拍。
观音庙、罗家寨、三爻村、郝家村、潘家庄、红光村、长延堡、二府庄、丁白村……西安城的东南西北都让赵利文跑遍了，拍了几十个城中村。最多时，某个村子去拍了二十多次。
他挎着相机，从杨家村里钻出来。“快啊，一个月就拆完了！拍一个，消失一个，有的暂时没拆，迟早也要拆没了。”这让他每每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触。
正因为在城中村生活过，又拍了这么多年，赵利文始终觉得城中村是个独具人间烟火气的江湖，“啥人都有，热闹非凡”。“说他们是农民吧，无地可种；是居民吧，又无业可从。”
1988年。西安大雁塔秦王宫。看社火的人们。赵利文 摄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中村人成了都市边缘的“游民”——跟城中村在大都市的尴尬境遇一样：一边是光鲜亮丽，有大广场、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使人觉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边却陈旧不堪，美发店、小饭馆旁边就是垃圾场，具有强烈的画面冲突，更别提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了。而城中村人的际遇，更像离奇的小说。
赵利文听说过，某个城中村拆迁，有村民得了补偿款，可谓一夜暴富，却又一夜输光。当城中村一旦拆迁，身份从农民变成居民，搬进单元房，但人老几辈的积习，本性依然。多年来的教育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其身无长物，无法应对迅疾变化的城市生活和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
“城中村从国际化大都市消失了，这个好办，流淌在血液里的因子怎么提升？恐怕需要几代人吧。”这种矛盾和冲突就像待拆城中村处处存在的景象一样，是摄影师拍不完的素材“富矿”。
赵利文曾跟踪拍摄雁塔区河东村一个收破烂的老汉老刘。他的镜头并不只是对着城中村的“土著”，还有四海而来的那些世俗底层的人们。
老刘住在不到四平米的小房子，其实就是别人家屋檐下的一块地方，卷闸门拉下来就算是屋子。一边收破烂，一边修鞋，一个月挣不到两千元，还收养了个患有精神病的女人当媳妇。
2013年9月。住在河东村的老刘和荣荣。赵利文 摄
“日子看起来很艰难，身上却有一种都市人缺乏的快乐。你想不到吧，那女人总是乐呵呵的，很爱美，别人扔了的破包包，她收藏了几十个。”赵利文感慨着，他镜头里的世俗西安，也包括城中村和城中村人，被评论家赞为“流动着清明上河图般的气息”，江湖纷扰，世态炎凉，又真实不虚。
单从环境改善来说，赵利文也支持城中村拆迁改造，认为这是件好事，毕竟这是时代不可抗拒的发展。只是，城中村内在的世俗气质，也必然要一并消失，只能留在影像里么。
摄影师一时还没想明白。
为城中村流浪艺人的提案
和赵利文一样，这几年，四十六岁的王智也常常往城中村里钻，他避开繁华的街市，行走在即将拆除的巷陌里，寻找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以及只有他们才通晓的绝技。“西安随便拉一个村子都有重大的文化信息，散发着历史文化的气息。”
王智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城中村跃入他的视角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他刚结婚，在东关的一处城中村租房住了三四年，十平米的小房间月租七十元，“厕所老远，要骑着自行车去。”他记得家门口是个打烧饼的，“花干夹馍，才三毛钱。”一大早，每每被走街串巷卖豆腐的小贩叫醒。质朴的生活气息让王智至今念念不忘，“三教九流，丰富多彩。”
2013年10月。痴迷文化遗产搜集的王智。木闻 摄
但这样的日子到了新世纪，消失的速度就越发快起来。大约是二〇〇五年，王智被抽调到某个调研组，去雁塔区的城中村搞新农村建设调研。有些老人向他抱怨，城市化好是好，就是住了楼房不接“地气”了。这句话一下“点醒”了王智，开始致力于城中村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
王智的办公室在西安南城墙外文艺路口的群艺馆二楼，挺大，却被各色好玩的物件堆得满满当当。屋子当中，突兀地摆着一个木凳模样的玩意，凳面颇窄，似乎不能坐人，却显得很有些年头。
“这是个订马掌的小凳。”王智很开心，这是他多年前从未央区张万村搜集到的——有最后两个订马掌的老人，六十多岁了，还在给马匹钉掌。而今没了村子，没了马，自然也就没用了。“但往文化高度上说，这就不是一个小凳了，而是中国马文化传承的证物。”
在王智看来，文化和村落是一种共生关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最末梢的根脉是在底层村落，不仅是农村，还在城市与村落杂合的状态里，“末梢里有大量的文化信息，不加保护，现代城市文明就会使其加速消失。”
比如大白杨村，是唐代梨园遗址，近代社火耍得好，也成功“申遗”了，可村子拆了，村民们上楼了，没地方耍社火。虽说有传承人，但“香火”难以为继恐怕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
王智搜集的社火表演老照片
在一个个城中村走访中，王智也感觉到城中村人的内心纠结。原本，城里居民以职业为生、农民以土地为生，可现在呢——城中村人保留着农民的特征，只是没有土地了，曾经的家园一旦失去，社会身份发生改变，就成了“工不工、农不农、商不商”。而心态上更是不可能随着身份的变化一下调整到位，从而茫然失措。
身为西安市政协委员，王智在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关于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要关注民间街头流浪艺人的建议》。在多年的城中村调研中，王智发现西安有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很多人就蜗居在城中村。
2014年4月。西安报恩寺街小学门口。吹糖人的河南安阳人孔令坡等着学生放学。木闻 摄
2015年7月。吹糖人的流浪艺人孔令坡在西安翠华路口招揽生意。旁边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老孔说，这儿人多。木闻 摄
“流浪艺人的生存状态也是社会的晴雨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就曾对街头流浪艺人做过系统调研，甚至举办了流浪艺人艺术节。“他们甚至比本地人更熟悉每一条街道的温度和脸色，更能感受到城市的变迁。”
王智认为，流浪艺人是否被一个大都市接纳，考验着这座城市的胸怀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此，他建议文化部门挖掘艺人技艺的文化内涵，建议城管部门给予人文关怀，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多多包容，“不要一脚把摊子踢了”。相关部门随即复函，表示吸取建议，保护民间艺术。
王智搜集的民间工艺品都有渊源
但城中村一个个迅速消失，艺人们在这座都市歇脚的地方越来越少，“将来怎么办？”王智有些为难，只能让自己的脚步跑快些。
心底的“城中村博物馆”
“城中村其实就像都市的万花筒，三教九流，充满生活气息。”王智思量着，能不能保留几个有特色的城中村。
但现实颇为严峻——别说活人了，就是那些亡者，也出现了一种令人怅然的境地。每每于清明时节，在一些城中村村口能看到告示，某天某时，约了一起去某个公墓给亡者扫墓。前文说到的那位“入殓师”也说，某年送村里一个故去的老人，“从三兆出来直接去了凤栖山，三楼一个房房安顿了几十年来村里的老先人还没占满——拆迁真是省地方，30乘30大的一个方格子，这就是全村人将来的‘家’。”
“今后，就再也没人记得他们了。村子没了，慢慢这一茬子人就没了。没人了，也就没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过这个村子了。”
得想办法留住记忆。王智在走访中，听到好几个城中村村民都呼吁写写村史，或是建个博物馆，“把咱锄地的锄头、拾柴的笼笼搁进去，将来好让咱娃知道。”
已经有人开始这么做。
二〇〇九年，西安市未央区提出“百村城改计划”，要用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全区一百个村庄城中村改造，强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截至二〇一三年四月，该区已累计完成一百个行政村（一百三十七个自然村）的整村拆除。
当百余个城中村消失的同时，抢救、发掘、整理、编写已经拆除的城中村村史，是城改办的一项创新工作。该办制作了系列专题片《让城改告诉未来》，还编写了一组城中村村史，《汉宣帝皇亲国戚的后裔——王前村的变迁》、《冤案、名人、文物聚集的翁家庄》、《都市里的村庄——尤家庄》、《西汉美酒，汉相萧何的后裔发现地——肖家村》，这些村史已然成为村民共同的文字记忆。
甚至，未央区城改办当时还策划创建“未央城中村博物馆”，可惜未能实现。
一种实体的博物馆可能难以实现，更难实现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西安城市规划一官员曾说，城中村改造不是简单的把原来的“村”变成“楼”，而是从城市现代化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的怎样呢？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我只是想能否慢一点，慢下来的时候思考一下，对城中村中那些有文化价值的因子保护一下。”王智坚信一句古话，“礼失求诸野”，那些散落在都市村庄里的文化基因，总有一天能重新回归庙堂。
对于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来说，被誉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第一站”的城中村，是一个熟悉又可触摸的概念。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大规模推进，越来越多的城中村被拆迁、推平，改建起高楼大厦，最终变成地图上曾经的一个个名称，存活或淡忘于人们的记忆中。
所谓城中村不完全地图，不仅是怀旧，也为了向新。毕竟，城中村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和记忆，也勾连着这座古都的未来。
西安城中村不完整名录
灿烂的阳光
晒上电线杆
饭馆的炉子
生火又冒烟
街上的吆喝
热闹声不断
理发店的音响
嗨曲震破天
肉夹馍的伙计
剁肉剁滴欢
卖蒸馍的蒸笼
遮了半边天
推车子的老汉
只卖麻辣串
三鲜麻辣两个锅
卖到两三点
……
一大早，二十六岁的海涛哼着这首陕西方言摇滚《城中村的那些年》，从蜗居的城中村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出来，就到了电子正街搭上5路公交车去上班。
这是西安南郊电子城的南山门口村。偌大一个村子，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东西几个出村的巷口沿街都是小饭馆，阵阵饭菜的香气在巷道里飘动，一派人间烟火的气息。
“如果哪一天城中村拆了，我该去哪？”刚毕业没几年，还在奋斗中的海涛瞅了一眼车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语调有些茫然。
城中村，在日益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改造的一个个“都市里的村庄”，失去的不仅是土地和形体，也不只是“蚁族”海涛们在失去它。
2014年7月。南山门口村。木闻 摄
城中村记录的“青村”岁月
还在上大学时，海涛就在杨家村租住，后来就了业，换过几份工作，在西安南郊的好几个村子都住过，东八里、瓦胡同，还有大名鼎鼎的沙井村。有时是跳槽了，为了住的离新单位近一些搬了家，有的是村子拆了，只能被动搬走。
“如果把我住过的村子标在地图上，会发现我离钟楼越来越远啦。”提起这些城中村，海涛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很复杂：又怀念，又想远离。”
生活的低成本，是海涛念及城中村“最大的好处”。尽管这些年不断在涨，但几百元的房租，相对于小区单元房还是便宜了很多。“吃的也不贵，一碗面，大碗，八块。城里的面馆都得十几二十了。”房租水电加上基本生活花销，“两三千差不多了。”
而同样租住在城中村的河南人阿康则是瞅准了这里的人气。三十六岁的阿康来西安两年多，一直在南山门口村卖早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忙活，虽说很辛苦，但留在老家的老人孩子都指望这门小生意赚点钱养活。只是这几年城中村的门面也不便宜了，不到二十平米，月租一千五，加上水电各种税费和生活费，开支三千多。
对于城中村的房东来说，早就没了土地，房租是他们数十年来唯一的生活来源，每月少则也能收个数千元，如果位置好，收入上万元的也不在少数。
这么说来，身处都市的一个个城中村，养活着村民，也养活着外来做生意的和“淘金”奋斗的无数人。
西安最有名的城中村或许是沙井村，号称有住着十万人，抵得上一个县城了。海涛在沙井村租住的那半年，正是号称“中国第一部城中村青春励志情感电影”《沙井村之恋》受追捧的时候。海涛觉得，这部电影确如海报上的字眼，替“蚁族”诉说着心声，“包含着打工族的奋斗艰辛，美好伤感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有心灵的迷茫和成长。”这部影片也由此被称为“记录着我们的‘青村’岁月。”
该片的制片人，也是同名小说的作者王乐涛，就在沙井村住过六年，“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最懂得生活的滋味。”王乐涛觉得，不管是沙井村还是别的城中村，太多的人在这里留下了记忆，倾注了情感，所以才会有共鸣。这也就是为什么《沙井村之恋》备受关注，“因为它跳出了电影的范畴”。
只是，王乐涛和海涛以及那些城中村的村民们，面临着一场巨变——日益突进的城市化，使得城中村越来越少。就像电影片头的那一幕：周遭林立的高楼下，杂乱破旧的城中村被包围起来，显得只有那么小一点。
2015年1月。记载金泘沱村历史的石碑，竖立在村落原址上。周遭已是高楼林立。颇有沧海桑田之慨。木闻 摄
城中村的最后一头牛
或许地图能更直观地看出城中村的变迁。常年在西安火车站售卖地图的张师傅说，这些年地图每年都重新印，“城市变化大呗。”
陕西省图书馆四楼专题阅览区“陕西地方文献”第九排书架上有十来册本地地图，只是无人问津。还用问，早都过时了。
一本名为“西安生活地图集”的地图册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当年号称“一册在手，吃喝玩乐不愁”，而今诸多信息已然失效。另几册“西安市地图”分别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〇〇六年四月的版本，粗略翻翻，发现很多城中村赫然在列，但今非昔比，早已变成一个个名词。比如李家村，正是地铁四号线、五号线的换乘点，站名也用的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没有“李家村”了——改称雁北社区，是好几年前的旧闻了。
李家村所在的碑林区，早在二〇一一年年底，就把辖区二十二个城中村全部整村拆除了，成为西安首个没有城中村的城区，村子都成了社区。比如仁义村变成仁义宏信社区，旅馆村变成林雁社区。仅仅从名称上看，很难分辨出本来面目了。而原来的一座座村民小楼不见踪影，拔地而起的是高楼大厦，楼名也越起越“洋气”：沙坡村称为“兰蒂斯城”，黄雁村盖起了“华豪丽晶”……
历史上所辖着鱼化寨、山门口、长延堡、等驾坡、大雁塔、小寨路和丈八沟、曲江等行政区域的雁塔区，这些年变化更大。
下文所述的事实，来自一份一九九二年七月该区统计局编辑的《雁塔区一九四九-一九九〇年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以及近年的多册“西安统计年鉴”，今昔对比，令人感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雁塔区有耕地近十三万亩，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零点九六亩。那时丈八沟和曲江还是乡建制，沙呼沱、瓦胡同、裴家崆还都是一派田园风光。就算而今驰名高大上的曲江，到了一九九〇年还有二十个自然村。
这份统计资料有不少很有意思的数据：一九四九年，雁塔全区有水田四百九十三亩。其中曲江四百亩，虽说此后连年递减，但直到一九九〇年，还有一百七十九亩。当然，如今这些水田早已没有了。
这本四百零三页厚的资料汇编，有关农业方面的占两百六十页，随意翻阅可见“农作物播种面积”、“棉花、油料、药材、烟叶面积”等统计项目，可见当时雁塔区的农村还占了很大比例，后来城市半径不断扩张，把村子包围起来，就成了城中村。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城中村消失了。
有趣的是，资料中还有一组“大家畜总头数”、“马头数”、“骡头数”、“胶轮大车拥有量”等数据：一九六五年，雁塔区尚有一千八百四十八头黄牛，其中曲江乡有四百九十八头。到了一九九〇年，该区只剩下一百八十六头黄牛，曲江乡则剩下三十八头。直到二〇〇九年，相关统计年鉴中还有“马”、“驴”、“骡”等统计项目，但数字栏已成“-”了。
最后一头黄牛是在啥时候没有的，已无从查找，资料里没有统计记载，而伴随着这些与农业相关的田地、作物、牲畜的消失，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与城中村消亡的现实。
用不了多久，城中村只会出现在记忆和照片里
三百二十六个城中村将成历史
都说城中村越来越少，西安有多少个城中村？哪些即将改造消失的又有多少？如果我们把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官方网站截至二〇〇九年年底的数据显示，新城、碑林、莲湖、未央、雁塔、灞桥城六区和高新、经开、曲江、浐灞四个开发区，人均耕地在零点三亩以下的城中村共有两百八十六个。如果加上长安、临潼、阎良三区四十个城中村，共计三百二十六个。其中，作为改造工作重点的二环路以内有七十二个。
二〇〇七年，作为全国城中村数量较多的城市之一，西安开始大规模拆迁改造城中村，截至二〇一三年九月底，已有一百九十六个城中村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
陕西省图书馆馆藏系统中检索关键词“城中村”，共有二十个网页三百九十七本相关书籍，大多是“城市化案例”、“城郊村征收、拆迁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等议题，涉及本地城中村改造的并不多，它们的相关信息散见于各种统计信息及年鉴中。
《西安统计年鉴·一九九七年》显示，上年度西安有七区六县五十七个镇一百二十六个乡四十八个街办三千一百五十一个村民委员会和一千五百二十四个居委会。
而二〇一二年的年鉴显示，相关数据变成九区四县六十九个镇一百零六个街办三千零二十五个村七百二十一个社区，当时高陵县仅存的一个乡建制如今也已升级为镇。乡升级为镇，继而再变成街办，而村改造为社区，这些行政建制的变化，显示着城市的不断升级与扩容。
本世纪初，西安每个区县都成立了城改办，关于城中村改造的进展情况开始记入每年的年鉴中，区县概括中都有“旧城改造”或“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的条目。短短三五百字的简报看起来波澜不惊，实则力度相当的大。比如二〇〇八年底前，西安全市完成了五十三个整村拆除。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一年，各有二十五个城中村回迁安置，涉及十万余人。而西安市城改办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城改涉及人口约四十六万人。
面对刷新总也赶不上现实的地图，以及统计资料里的这些数字，在城中村生活过多年，如今还在城中村蜗居的海涛显得有些纠结，他为那些生活环境得以改变的人们高兴，又为失去故土而怅然。“城中村的消失是大势所趋，这种低成本的生活环境也肯定会随着消失。只是，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吧。”
这是一个个村名
名字是死的 也是活生生的
但它们终究是死了
唯余怀想
以资凭吊
西安城中村不完整名录
新城区
南张村 北张村 胡一村 胡二村
新兴村 三府湾 自强村 八府庄
含元殿 石家街 联志村 南韩村
北韩村
碑林区
祭台村 白庙村 北沙坡 西何家村
黄雁村 边家村 南郭村 南关村
永宁村 草场坡 仁义村 旅馆村
南沙坡 星火村
莲湖区
西关村 十里铺 新桃园 马军寨
李家庄 米家桥 建新村 解家村
北火巷 安定村 五一村 潘家村
大土门 郭家口 二府庄 北关村
纸坊村 红庙坡 丰禾村 白家口
西桃园 东桃园 三民村 金家堡
曹家堡 杨围村 陈家寨 工农村
友谊村 颜家堡 周围村 进丰村
中堡子
雁塔区
庙坡头 长延堡 东三爻 后村
东八里 西八里 郝家村 辛家坡
吉祥村 观音庙 王家村 太平堡
大雁塔村 杨家村 沙呼沱村 东三爻堡村
西三爻村 西三爻堡村 辛小寨村 南窑村
潘家庄村 瓦胡同村 北沈村 徐家庄
沙井村 白家村 丁家村 北山门村
南山门村 双桥头村 罗家寨村 田家湾村
西等村 延北村 延南村 北池头
裴家崆 新开门 岳家寨 孟村
荣家寨 陆家寨 黄渠头 闸口村
西辛庄 丈八北村 丈八东村 木塔南
红庙村 陈林村 甘家寨 双水磨
赵家坡 余家庄 木塔北 茶张村
丈八南村 丈八西村 铺上村 鱼化村
老烟庄 小烟庄 英发寨 贺家寨
大寨子 西尧头 北石桥
未央区
张家堡村 新房村 石家村 二府庄
方新村 薛家寨 坑底寨 草店子
杜家堡 北沙口 八家堡 刘南村
方家村 肖家村 辛家庙村 孙家湾
东前进 先锋村 枣园村 范南村
马滹沱村 大白杨东村 大白杨西村 范北村
灞桥区
梁家街 草南村 草北村 张家坡
黄家坡 高楼村 尉家坡 长乐村
小寨村 张一村 张二村 杨家湾
十里铺 蒋家湾 苏王村 杜家街
闫家滩 五星村 秦孟街 米家崖
李家堡 周家坡 老人仓 董家门
尹家街 堡子村 枣园刘 永丰村
……
【原创声明】
本篇文字为记录者木闻采写
感谢关注欢迎转发授权转载
44559513@qq.com
目 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