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人物 ∣ 西安出了个铁市长

我还十来岁的时候，城里道旁多了好些个花坛。最多的是月季，还有鸡冠花和美人蕉。那时上街，大人会叮咛一句，可不敢乱扔果皮或是吐痰，罚钱哩。

由此记住了一个名字，铁市长。

那时西安城是淳朴的。城墙还没开始整修，晚饭后沿着慢坡踱上城头，荒草萋萋，太阳快要落下去，古城层层叠叠的瓦顶就是金色的。

八十年代的西安城墙（图片来自网络）

二〇〇八年，纪念改革开放卅年，有机会为铁市长写下一点文字。重温了流传至今的故事，找到了许多仍在心底念叨他的人们。

一个人，一座城。日子就这么绵绵延延过去了。记忆深处，还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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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两百九十万西安市民开始传诵一个响亮的名字——张铁民。

从那时起，这个人以及人民送给他的称号“铁市长”，就和这座千年古都连在一起了。

西安出了个铁市长

上年纪的西安人，很少有不知道张铁民的。提起这位二十多年前的西安市市长，人们总是习惯叫他响当当的那个绰号——“铁市长”。闲聊时，一旦勾起这个话题，有人就津津乐道，讲起市井流传的“铁市长”的种种轶闻故事。最具代表的，是他胆敢“犯上”，给省委开了罚单。

那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张铁民从陕西省经委主任一职转任西安市代市长，刚刚两三个月。

  外宾来信质问西安脏乱差  

“你们把这么一个古老的城市管理成这个样子，简直不可思议！” 

那时候，整个中国的精神面貌一派欣欣向荣。前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中国，就像一个轻装上阵的小伙子，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如果翻开一九八二年春天的报纸，尽管纸张已经发黄，但字里行间透露的气息却热气腾腾。大年三十，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今年同去年一样，摆在同志们面前的还是清茶一杯，这叫“座上清茶依旧”，不同的是“国家景象常新”。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说，“人勤春来早”，我们要振奋精神，把各项工作抓紧，一天也不放松，一九八二年要成为大长志气的一年，取得更大成就的一年。

只是，这一年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一点也不少。

当时的千年古都西安，街道上尘土飞扬，市区内不时可见一座座垃圾山。现在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会是真的，其实这并非虚构。一九八一年十月间的《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都刊登着批评西安市容环境脏乱差的报道，不久，报纸披露了一个更严厉的批评：北京中南海转来一封群众来信，直言西安“卫生不好、古迹毁坏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批示说，“我陪外宾去西安，看到的比信上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严厉的批评并非仅仅针对市容卫生。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陕西日报》披露了一封外宾来信，“你们把这么一个古老的城市管理成这个样子，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年的省政协会议上，画家方济众狠狠放了一炮：他带外宾参观大雁塔，结果吃了个闭门羹，接着到五一饭店吃饭，服务员爱搭不理的，又吃了一肚子气。方济众问，这种商业服务态度，与全国的形势，以及西安作为历史名城的国际声誉相称吗？

八十年代的西安城墙（图片来自网络）

  张铁民开罚单 省委机关被罚两百元  

张铁民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说了想法，有的单位不动弹，要抓好，就得罚。马文瑞一笑，“该罚的，当然可以罚。”两人都没想到，张铁民开出的这张罚单，居然落到了省委头上。

在这个背景下，六十一岁的张铁民来到西安。

张铁民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解放前做过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一九四四年率武工队战斗在晋西南。解放后在西康省、中共中央西北局都工作过。文革后期，还做过铜川市长。

张铁民接过前任市长的担子，担任市容卫生整顿指挥部总指挥。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西安晚报》上，西安市民第一次看到张铁民的名字，他到西关街道办事处解决整顿市容卫生问题。

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西安晚报》上，西安市民第一次看到即将就任代市长的市委书记张铁民的名字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西安市民第一次在西安晚报上见到代市长张铁民的照片

曾在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工作的王健鹏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人很怀疑一个“铜川市长”能把省会大城市的事情搞好。大家都在看，这个代市长会怎么做。

张铁民的办法是“先礼后兵”。他给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说了想法，既然有的单位不动弹，宣传教育也不顶用，要抓好，就得罚。马文瑞一笑，“该罚的，当然可以罚。”

估计两人都没想到，张铁民开出的这张罚单，居然落到了省委头上。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陕西日报》记载了这个“大胆”举动的前因后果：一月十九日，西安市雁塔区整顿市容卫生指挥部到省委机关大院检查卫生，只见院子里垃圾乱堆，地面污物很多，宿舍楼走廊上乱堆乱放，厕所里污水横溢，“更严重的是有一处竟将污水排在雁塔路的人行道上”。大雁塔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当场提出批评，限期三日内打扫干净。几天后去复查，仍然有很多卫生死角，于是提出罚款警告，再宽限了一段时间，限二月七日前一定搞好。谁料想，到了二月八日去一看，几乎还是没变化。

怎么办？一而再，再而三，批评、警告，按定下的规矩，接下来是要罚款的，可这是陕西省的首脑机关、西安市的顶头上司，能罚吗？大雁塔街道办事处逐级汇报给张铁民。

以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名动文坛的作家和谷，一九八四年冬天为创作这部报告文学，曾当面采访过病中的张铁民。回忆这个往事，张铁民并没有多余的话。于是，在和谷笔下，张铁民当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道难题——

“罚！”听完汇报，还只是个代市长的张铁民不加考虑地吐出一个字。

“按规定要罚两百呢？”有人提醒。那年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就罚两百！”张铁民的山西口音浑厚清晰，不容置疑。

《省委机关大院卫生不好受罚 领导干部动手大搞评为良好》西安晚报转发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这则消息

省委机关交了罚款，接着召开会议，由省委的一位书记兼秘书长牵头，专门研究搞好环境卫生的问题，成立省委机关美化环境搞好卫生委员会。从第一书记到一般干部，人人动手，三天时间，清除了大院里长期积攒的垃圾，足足拉了三百架子车。

陕西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拍摄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挥着大扫帚清扫环境的照片，标题是《省委机关闻过即改  卫生面貌迅速改观》

新华社记者拍下马文瑞挥着一把大扫帚，和机关干部一起清扫环境的场面，登在《陕西日报》上。随后的卫生大检查，省委机关得了个“良好”。

对罚款的事，马文瑞说了六个字：“应该罚，罚得好。”他又写下一段话，“省委和省政府机关是西安市的集体居民，应该毫无例外地执行市上的规定，支持市上的工作，起带头作用”。在《陕西日报》的报道中，这段话被专门用楷体字标出来，着实醒目。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这则不同寻常的新闻。

从此，张铁民这个名字在古城大震，“张市长”没人喊了，人们给他封了个响亮的绰号——“铁市长”。

张铁民胸前佩戴着“西安市市容卫生检查团”的胸标上街检查

  胡耀邦表扬西安  

“西安这个卫生工作怎么搞起来的呢，他那个市长，经过省委同意，下决心扭转卫生局面，三个月动员，到期后就罚，省委机关卫生不好就罚了几百元，消息一下传开了，老百姓能不支持吗？ ”

这才是开了个头。此前，张铁民根据每天跑街串巷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自己动笔起草整顿市容的二十条要求，其中《妨害市容卫生处罚办法》规定，“禁止随地吐痰、擤鼻涕，违者除令其揩擦干净（不得用脚蹭）外，再罚款五角”。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五角不是个小钱。

后来，有关方面统计，西安市几年整顿市容，总共罚款两百多起，刚开始多，后来越来越少，罚金总额九千三百四十六元三角。

令行禁止。一时间，外地十多个省市纷纷来西安参观市容卫生，都想向“铁市长”取经。

胡耀邦听说了，在一次外地视察时，专门表扬了西安：西安整顿市容卫生，就是没人随地吐痰了，新华社两个记者不相信，跟着人看，看到两个人吃冰棍，冰棍不是有纸吗，俩人就是把纸提着一百多米扔到垃圾箱里了。西安这个卫生工作怎么搞起来的呢，他那个市长，经过省委同意，下决心扭转卫生局面，三个月动员，到期后就罚，省委机关卫生不好就罚了几百元，消息一下传开了，老百姓能不支持吗？

胡耀邦（1983年）

“现在我们就缺乏这个精神，”——胡耀邦点明了“罚款”的意义——“那就是中央命令一下，就要雷厉风行。只要是看准了，就要一往无前、破釜沉舟、地动山摇、七风八火地干，应该怎么干就怎么干，非干不行，没什么含糊的，领导就要有这么个劲头，而且还要自己带头干。”

张铁民因为整顿市容卫生出了名。但这也给他带来诟病。有种说法认为他是“穷干净”——别的干不了，只会搞卫生。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迈入改革开放新路的中国仍面临不少难题。报刊上公开报道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坦率和自信。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有些问题很复杂，但这是可以解决的。胡耀邦也说，当前我们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要一步一步来。

翻看这一时期的报纸，会发现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一项叫做“五讲四美”的活动。“五讲”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动作。一九八二年三月，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形式“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在全国展开。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人人讲清洁、人人讲秩序、人人讲礼貌”，要求北京、上海、西安等十九个城市要带好头。

这就是张铁民整顿西安市容卫生的时代背景。他这个市长，自然深晓这项工作的战略意义：表面上看似搞搞卫生扫扫地，治理一下随地吐痰、自行车乱停乱放，深刻目的其实是带动改变社会风气、工作作风中的沉疴与积习。

听说铁市长来了，大人小孩都想见见

  不只是搞卫生 而是要打开局面  

第一次召集市政府常务会，到了开会时间，人却来得稀稀拉拉，就约定今后开会不得迟到。可第二次会议，一名副市长就迟到了一会儿，这一次，张铁民没吭声。再一次，就大声把纪律重申一遍。第三次，不客气了，当着大伙劈头盖脸批评这名副市长：“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像什么样子！”

上年纪的西安市民都会记得，当时普遍现象是，上街买东西，营业员嗑着瓜子谝闲传，根本不理你。一旦有紧俏商品，队伍排得老长，还不一定能买到，要么就是短斤少两，可关系户“走后门”，谁也奈何不了。群众怨声载道。

这些事情看似琐碎细微，可事关社会风气。

一九八二年年初，在一次“五讲四美”动员会上，张铁民再次直白地说，不要以为我们只是简单地清扫一下卫生，要把城市市容卫生大整顿提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他归纳出了搞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抓好的三个解决：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改善服务态度，解决一个差字。他点了很多行业职业的名，营业员、服务员、驾乘人员、医护人员、人民警察，“都要改进服务态度”。

东大街尚德路口的卫生宣传车（张立先生提供）

西五路整修人行道（张立先生提供）

媒体上的批评报道多了起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开辟了“读者来信”、“监督岗”栏目，凡是环境脏、交通秩序乱、服务质量差的，都给他“露露脸”。一九八二年前后报纸上的这些批评报道，即使如今看起来也很“火辣”。一两天内，就会刊登后续报道，被批评者“虚心接受，立即改正”。

作家和谷至今保存着厚厚的一个笔记本，清晰的蓝黑墨水笔迹记录了二十四年前他采访张铁民的谈话。

作家和谷写作《铁市长》的手稿。其中黑墨水字是张铁民修改的字迹

张铁民回忆自己解决市容环境脏的办法，是用“三点十线”带动整个城市——他在地图上画道道，把西安东、西、南、北大街和解放路、和平路、雁塔路、莲湖路以及东、西五路涂成红色，又把火车站、飞机场和钟楼三个点圈出来，美其名曰“三点十线”重点地区，沿街单位谁也逃不掉，集中大扫除，推行“五自一包”。接着“进小巷、入院落、上楼层”，逐步扩大范围。

具体的解决办法有了，还要抓落实。那时，中央重新发布了陈云在党的七大上的一个发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讲面子”，这正是张铁民的“法宝”。

曾在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工作的王健鹏老人记得“铁市长”“不讲面子”的轶事：一九八一年冬，张铁民第一次召集市政府常务会，到了开会时间，人却来得稀稀拉拉，就约定今后开会不得迟到。可第二次会议，一名副市长就迟到了一会儿，这一次，张铁民没吭声。再一次，就大声把纪律重申一遍。第三次，不客气了，当着大伙劈头盖脸批评这名副市长：“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像什么样子！”王健鹏回忆，“铁市长”“整”了副市长，大家都很受震动，再推什么工作，很快能动起来。

张铁民乐于看到这些变化，他说，“一块一块干，干一块就搞出成效来”。他知道，从一个城市的容貌，就能看出这个城市人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整个局面就会打开，就会生气勃勃向前发展。

一九八二年三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总结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时说，这次活动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生动事实，只要下定决心，不但脏乱差能治，争取党风、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三个根本好转也大有希望。

  “我老汉多干，你们也不能少干”  

工作人员见市长跑来跑去太辛苦，善意提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啦，张铁民把眼睛一瞪，“我要两只眼都睁大”。

张铁民不坐办公室，每天布置完工作，就只带个秘书——作家和谷当年采访他时，张铁民笑说自己“有个习惯，不喜欢提前通知带人出去查工作，有时还换件衣服‘暗访’”——他专钻背街小巷，察看卫生死角，收拾街巷里的马路工厂、马路商店、马路仓库、马路料场、马路搭建“五马横行”的现象，不时重回到主干道上杀个“回马枪”。

张铁民的女儿张英回忆说，父亲到西安工作后，每天下班很晚，回家唯一的放松方式是喝二两酒，“他坐在那儿喝酒，不说话，看上去很疲惫”。

工作人员见市长跑来跑去太辛苦，善意提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啦，张铁民把眼睛一瞪，“我要两只眼都睁大”。有人偶尔发牢骚说，“你天天这样跑我们跟着都受不了”，他又呵呵一笑，“我老汉多干，你们也不能少干”。

和谷当年采访到一件轶事。一天，张铁民路过小寨一家饭店，看到卫生很差，径直就批评，说“请你们领导出来”。服务员见来者个头一米八，是个老头，没搭理。秘书介绍，这是市长。很快，领导一路小跑着来了，一面给“铁市长”承认错误，一面招呼人赶紧清扫。张铁民撂下一句“回头我还来”，走了。领导立马召集会，把卫生搞干净，再看见个子高高的胖胖的老汉都眼亮一点，当心那就是“铁市长”！

一九八三年，陕西省进行城市文明卫生检查评比，几个城市暗中较劲，都想拿第一。宝鸡市长放出话来：“宝鸡要拿第一。”

当时西安正在大规模修城墙，张铁民天天跑工地，老病犯了住院了，口气还是硬邦邦的：“西安只能拿第一！不能是第二！”卫生检查结果，西安得了两个第一，两面锦旗：一面是“文明卫生城市建设成绩显著”，一面是“文明卫生城市流动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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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铁民其人其语

张铁民，山西吉县人，生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一九三六年春参加革命，一九三七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西康区党委（西康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干部处长，西北局经委、经计委副主任，西北局第二直属机关党委书记，铜川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铜川市委副书记、书记兼铜川矿务局党委书记，陕西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副书记、西安市市长。

一九八一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五届、六届人大代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辞去西安市市长职务。一九八五年四月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宋平、陈舜瑶的唁函

张铁民（左）与宋平（中）、杨戈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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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我们硬是要管好、要负责。

只要我们对群众的事尽力而为，即使没能做到，大家也会谅解的、满意的。

做一阵子一般比较容易，难得的是坚持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当我们想到群众如此强烈要求而热烈欢迎这样做，愿意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的人们，一定会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地走下去，做得更好，从中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愉快和幸福。

——张铁民 在简报上的批语（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

在我们同志中，敢于改革、勇于实践的很多，但不曾想、以至于不愿改的，确也不乏其人，他们或者拘泥于旧的条条框框，或者屈从于习惯的力量，或者怕担风险，不敢改。他们等着别人铺好了路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甚或还要等到无奈了才走。这种精神状态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多么不合拍！应该毫不迟疑地加以改变。

——张铁民 在市政府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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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民的价值

张铁民任西安市长只有三年，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到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时间很短，给西安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却很深，给市民留下的印象更不用说。

如今，与“铁市长”一起工作过、接触过的人回忆起他，也情难自禁。我采访了陕西省文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作家和谷，原西安市市容委副主任王健鹏，西安市办公厅退休干部宗楠，还采访了张铁民的儿子、西安市市区机关房管所干部张立，女儿、陕西省妇联副主席张英。

  怎么看这个人？ 

和谷：《延河》编辑部当时让我去写“铁市长”，我还有些为难，怕写这样一个领导人物把握不好。那时，张铁民整顿市容，自行车禁行东大街，还把自行车保管站都赶到背街小巷，我也觉得很不方便。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有不少市民对他也有微词。

现在看来，这是当时不够了解和理解他。他当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现在说“西安是我家 人人爱护她”，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写“铁市长”，不是简单地写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命运，讲述的是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故事。

作家和谷近照（图片来自和谷博客）

王健鹏：“铁市长”是很执着的人，看准一件事就要坚持到底。当年他推行的整顿市容那些事情有些确实不好解决，我们这些办公厅的秘书，刚嘟囔了一句被他听到了，就问，“好解决了要你干什么？”他是性子很直的人，不会拐弯抹角，有不同意见，会直接说出来。

他是原则性很强的人，有人说他是个办事的人，可就是不给自家人办事。我结婚时，他送我一个玻璃画框，我那时在南稍门住，他老伴余敏想坐他顺车给我送来，他说不行，老太太就那么抱着个大画框，坐公交车送来。

（宗楠老人约好接受我次日采访的当晚，心脏病突发住院，她托人转告我，对“铁市长”的评价都写在此前的纪念文章里了）

宗楠：他不是个怕麻烦的人。“铁市长”任职短短几年，收到群众来信四万三千四百三十封，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办理了三万九千四百七十八件，他亲自批办的三千九百五十二件。

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天群众来信、电话铺天盖地向市长涌来，他不烦不燥，还让我们把每天报纸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建议、呼声，全部摘抄下来给他看。他常说，有的群众一次次来信、上访，说明他们有冤屈，我们得认真对待，不能怕麻烦。

张立：人们称我父亲是“铁市长”，其实他不常发火。但他很有原则，我姑姑，就是他亲妹妹，从山西老家来看他，没车接也没车送，住在招待所，有事求他办，根本没门，人走了，他还问招待所房费交了没。我父亲到西安市之前，在省经委工作，我结婚后没房，住在他原先的省级机关的一套房子，那时搞房子清理，他让我退了。

我当时就没住的地方了，在西大街租了一间房子，十几平米，过了一个夏天一个冬天，夏天热得不行，每月房租十几块，那时工资才几十啊。要说起来，我肯定不愿意（退房）啊，但他做得对。现在我住的是爱人单位的房。我们家，没人沾他的光。

陕西日报报道了张铁民让其子退房的事情，西安晚报转载了这篇报道

张英：民间传的我父亲那些事，我们当时都没听他说过，都是别人说的。他是一个在家里几乎没话的人。我们从小在西北局大院里长大，父辈那些老干部都是那样，人很和蔼，就是没有话。在家里听不到他说任何单位的人与事，有时来人谈工作，我们只是倒杯茶，转身就走。如果你走的慢，他就对你说一句，你出去吧。

张铁民与妻子余敏、女儿张英在延安金盆湾（摄于1969年）

文革时期，张铁民在延安金盆湾住的窑洞

文革时，我父亲在铜川，他那时身体就不好，肺气肿，整晚咳嗽，白天抓煤炭生产，还要受批判，满街贴的都是“打倒张铁民”的大字报。我十五六岁，正上中学，感觉到一种压力，对父亲说，干脆别干了。他说不能这样，傻孩子。他在西安工作的那几年，没在家里过过年，一九八四年退下来，那年的大年三十住进医院。

张铁民与妻子余敏、女儿张英（摄于1985年夏）

他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自己要有本事，要像老百姓的孩子一样。我一九八三年考大学，面试都过了，可差几分，有人说找找关系，没问题能上，可谁敢啊，被父亲知道了那还了得。结果没考上。我考的是外语专业，第二年超龄不能考了。这辈子没上大学，一直是我的遗憾。

我父亲其实是个有趣的人，人们喊他“铁市长”，批评人不留情面，这只是他的一面。你看他的照片，很多都是乐呵呵的。他喜欢喝酒，高兴时喝，能看出来他有时也不高兴，闷头只喝。如果高兴了，会说你也来喝点吧，就是让我用筷子蘸一点。

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见张铁民

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给张铁民的题字

  他怎么评价自己？ 

和谷：在医院接受我采访时，“铁市长”回顾在西安的工作说，他是个急性子，好多问题还没解决好，还没完全尽到责任。在工作方法上，有些着急，希望大家理解。

我写好了报告文学第一稿，请他看，他很严谨，躺在病床上，亲笔订正了很多细节。他专门找我到医院去，又谈了一个下午，怕拔高了自己，说，必须尊重事实，客观，要准，宁可不够，千万不能满。他专门提出“都是表扬的，没有批评”，说他“表示疑问”。他说，不能是为了说他的好，就批评别人。

我觉得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官，而是把市长放到一个普通人的层面上。古时有个官职，叫做州牧，牧就是把老百姓当成羊一样管理。“铁市长”不是这样。

王健鹏：“铁市长”是个埋头实干的人，也是志向高远的人。一九八五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医院看他，那天他的情绪还好，我看到桌上有笔墨和纸，就说，张市长，给我写一幅字吧。他问写什么，我说写李白的诗吧。他就写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一个月后，他去世了。这两句诗，我想，也是他自我志向的表白吧。

王健鹏老人（木闻 摄于2013年）

张铁民最后的墨迹

张立：父亲病重时，让我母亲扶着他到西门城墙上察看工程进展情况，这是他对西安这座古城的告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城墙开始整修（图片来自网络）

他临终前一小时，我去医院看他，第二天我要去出差，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遵纪守法。他用这些要求我们，也要求自己。

其实我父亲任市长时推行的那些工作，有多少人直接得到实惠了呢？可能没几个人，但又是惠及了很多人。他的工作最终得到了认可，老百姓是有良心的。

  他留下了什么？ 

和谷：为什么市井现在还流传着不少他的轶闻趣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理想，在老百姓心中，对一个好官、清官的标准，希望有这样为民办事的干部。所以，当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和三易其稿、三换人马，终于拍摄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铁市长》面世时，有人说这是对失去了“铁市长”的西安市民的一个心灵抚慰。

扮演张铁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说，希望电视剧《铁市长》给西安市民带来“思想上的激励、精神上的慰藉”。“铁市长”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初期，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关注民生、为民服务的公仆思想，以及城市管理的理念和探索，应该说，对当下是有价值的。

王健鹏：“铁市长”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尽管很多事鸡毛蒜皮，看上去太小，但“百姓事，无小事”。拿一九八二年来说，四月，西安市委市政府推出“关心群众生活，每年办十件好事”；七月，市政府设立政府发言人，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铁市长”当时让我组建了市长专线电话，让群众有更多给政府反映问题的渠道。这些举措，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较早的。在他任内，还开始了黑河引水工程、修建西安城墙，这些工作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但他跟群众心贴心的工作作风，对我们是有价值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我受市政府委派去北京给张市长找大夫看病，排队的人很多，一听是“铁市长”病了，排队的人都让开了，让我节省时间到前面去。这可以映证出“铁市长”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不单是一个口碑啊。

陕西师大教授、书法家卫俊秀先生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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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民轶事

“铁市长”的故事，不少人都能讲出一两个，而且活灵活现，仿佛他亲身经历的一样。说起来，这真是挺“矛盾”的：敢于碰硬、铁面无私的“铁市长”，被老百姓传诵最多的故事，却是他体恤群众，给老百姓办的那些实事。这是“铁市长”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并非冷冰冰板起的铁面，而是温和的笑颜。

“铁市长”换锅

作家和谷采访张铁民，是在一九八四年冬天，“铁市长”已经病重住院了。和谷问“市长换锅”的故事，张铁民笑了，点点头，说，是有那么回事。

这个经典的故事从一九八二年春节开始流传。腊月二十八，家住小寨的一位市民提着一口铁锅来到市政府，嚷嚷着要见“铁市长”。几天前，这位市民在西大街日用杂品店买了口铁锅，回家发现有个砂眼，漏水。拿去换，没货，想退，营业员又不肯。你不给我换我就找“铁市长”！一气之下，市民提着锅来了。

张铁民没把这当成小事。他让市民把锅留下，咋处理包在他身上了。第二天，张铁民提着锅，和一位副市长来到那家商店。市长亲临，大伙都紧张得不行。张铁民没责怪谁，提了三条建议：挑口好锅给顾客送去，赔个礼；把残次品挑出来返回厂家，把锅厂产品质量问题也促进一下；更重要的，商店要通过这个事抓抓服务质量——这个质量可不比产品质量事小。

当晚，商店负责人和营业员带着一口好锅，送到了那位市民家。几天后，铁锅生产厂、西安冶炼铸造厂厂长闻讯自愧难当，到门市部表示歉意，又抽出十几名技术人员抓产品质量。

“铁市长”的几个目的都达到了。

“铁市长”买火柴

张铁民就任代市长的一九八一年年底，有群众反映火柴脱销了，可手头一份简报却说不会脱销。究竟哪个是真实情况？张铁民生气了，“如果我一个市长，连群众生活必须的小小一盒火柴都搞不清楚，这个工作不如不干了！”

他拉上一位副市长，又请来商业局局长，从北院门出来，穿过鼓楼，从西大街一直走到西关，见小店就进，挨个问，“买包火柴。有火柴吗？”“没有”。都是一样的回答。“为啥没有？”“进不来货么。”

看来，群众反映的情况才是真实的。“铁市长”的“铁”劲又上来了，当场告诫商业局长，一盒火柴，关系千家万户生活，要多深入实际，了解下情，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

张铁民又去火柴厂，当场拍板，把所有库存全部放到市场上去。他叮咛着，给商店都通知到，让营业员给群众说清，一人只准买一盒，就说先用着，火柴问题马上就能解决。转过身，他安排商业局想办法从外地组织进货。

几天后，张铁民又沿着前两天的路线重走了一遍。“有火柴吗？”“有。”“给咱买一包。”“一人只许买一盒。”“为啥？”“‘铁市长’说的！让买一盒先用着，过几天火柴问题就解决啦。”

这个故事，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和据此改编的电视剧《铁市长》里都有描述，传播很广。

“铁市长”卖菜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的《西安晚报》报道，代市长张铁民又多了一个新职务：西安市蔬菜检查组组长。前一年十一月的报纸显示，“西安郊区秋菜受灾，总产量大幅下降，在一百一十天的冬贮期内，西安市民人均吃菜水平只有八两左右”。到了一九八二年四月，情况还没好转，“人均每天吃菜四两多一点”。

当年，政府甚至要“号召广大群众先吃次菜，贮存好菜，节约蔬菜”。

张铁民代表市委市政府，在媒体上公开承诺“从六月起，保证市民每天有一斤菜”。翻看那段时间的《西安晚报》，凡有张铁民出现的报道，几乎都与蔬菜有关，不是钻进菜园子查看种植，就是出现在市区的蔬菜门市部，过问生产队交售蔬菜的情况。六月蔬菜供应期，张铁民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在炭市街蔬菜副食商场和营业员一起站柜台卖菜。

这年六月，西安夏菜种植面积超过了计划百分之三，人均每天吃一斤鲜菜，绰绰有余。鲜蛋生产也出现“三多”：收购多、供应网点多、冷库储备多，“日销量达到十多万斤”。秋天，粮棉喜获增产，“秋粮比前一年净增一亿多斤，棉花亩产可超六十斤，秋菜预产可达三亿多斤，居民冬春吃菜可望有余”。

十一月，张铁民刚从代市长“转正”，又有了一个新职务：秋菜收贮指挥部总指挥。那时候，群众吃菜问题中央也很关心，陈云指示要抓好秋菜工作，要使秋菜丰产丰收贮存好。

张铁民又召集了一次动员会，还专门在报纸上发一个通知，要求“本市城镇居民，按每人贮存一百斤菜的要求，迅速购买。饮食行业也要贮好一百天的需求量”。甚至写道：“必须贮足大白菜、萝卜等当家菜。掌握有菜吃的主动权”。

张铁民（左二）与时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何承华（右）

【采访手记】

寻找“铁市长”

  一  

一连几天，我钻进省图地下室，翻看一九八二年的报纸，每天四五个小时。我轻轻翻动着那些已经发黄发脆的纸张，字里行间，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仿佛开始发声、说话，那鲜活的模样让我感觉，他们从来不曾远去。一种蒸蒸日上的气息，奇妙地从故纸堆里散发出来。

这一年，有太多震动人心的“新闻”：

——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是中国结束十年内乱、全面反思过往、开始行走在改革开放大道上，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翻两番，是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响亮的关键词。

——女排姑娘又一次夺得世界冠军。铁榔头成了“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偶像，女排精神成为鼓舞中华民族前进的又一个动力和象征。

——大学生张华为抢救一个老农壮烈牺牲。由此引发全社会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

……这就是一九八二年，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代。

  二  

对西安人来说，这一年，出了个“铁市长”。其实“铁市长”的名字是从铜川叫响的。文革中，他在那里顶住压力抓煤炭生产，根治了漆水河……铜川人和西安人一样，至今怀念他。

我开始寻找他。

我找到了作家和谷先生。当年，一部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使他名动文坛，一部电视连续剧《铁市长》让多少人感怀至今。和谷居然那么清晰地记得二十三年前对“铁市长”的采访，从来不失眠的他，在与我交谈了一个下午之后的当晚，居然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而当年的采访笔记和原作手稿居然也平展展地摞在一起，保存完好。那上面，有张铁民亲笔订正细节的墨迹。

我找到了“铁市长”当年的秘书、办公厅的工作人员。

我还找到了“铁市长”的子女。五十九岁的张立先生，在西安市属一家单位上班。满头白发，穿一件旧夹克，蹬一辆破自行车，没人知道他是“铁市长”的儿子。张英，当年考大学差几分，后来考电大、上函授。她记得父亲说的，“要像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从一名工人做起，现在成了一个副厅级官员。

我想去看望“铁市长”的夫人余敏老人。张立、张英婉谢了，“老人身体不好”。谁料想，四月二十五日，八十三岁的余敏老人病逝。二十九日，老人遗体火化，很多人去送她。张立说，有个河南信阳人，敬仰“铁市长”，听说余敏老人去世了，找到家去吊唁……

  三  

还有很多“铁市长”的故事。“铁市长”治理好了西郊潘家村的“龙须沟”，“铁市长”铺平了红星小学门前的那条烂泥路……铜川还有棵“铁民松”、有个“怀张亭”……

我听说，对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有种评价是“挂一漏百”。

因为张铁民的故事，不只是印在报刊上，更多的，是在民间的口播传诵中，绵延了二三十年。就像和谷先生说的那样，张铁民留给我们一个思考题——

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与一个建设中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关系？

一个大写的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该担当怎样的责任？

一个官员、一个改革者，被他历经的时代和人民群众，折射出了怎样的内在特质？

本文部分照片由张立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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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字为记录者木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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