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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邀为中国拍片,却被几亿人骂,到底冤不冤?

2017-06-07 波叔 bookface

今天的高考作文写得怎么样?

北京卷的作文题目深深地吸引了波叔的注意力:

2049年,我们的共和国将迎来百年华诞。届时假如请你拍摄一幅或几幅照片来显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成就,你将选择怎样的画面?请展开想象,以“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想象合理,有叙述,有描写,可以写宏大的画面,也可以写小的场景,以小见大。

如果前天看过波叔写的罗伯特·卡帕,这篇作文一定能拿高分。因为卡帕就曾经来过中国拍照啊。

现在知道波叔为什么要写卡帕了吧!

不过说到这个,最出名的还得算波叔今天要讲的这位电影大师。他为共和国拍的不是照片,而是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中国》 (《Chung Kuo》)。

但你可能没想到,正是因为那部电影,他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名字,不过他得到的不是赞誉和推崇,而是大批判。

他就是——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人,1912年出生。

看看他的履历:

1961年,以《夜》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与影评人费比西奖

1962年,以《蚀》获得戛纳影展评审团大奖

1967年,以《春光乍泄》获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

1964年,以《红色沙漠》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1976年,以《过客》获得丹麦波迪电影奖(Bodil Awards)最佳欧洲电影奖

1982年,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获得戛纳影展35年度奖

1983年,获金狮荣誉奖

1993年,获欧洲电影奖终身成就奖

1995年,获美国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震惊了吗?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大师之一啊!

大师好好地拍他的艺术电影,怎么会和中国扯上关系呢?

因为在1970年11月6日发生了一件事:中国和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一建交,各个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就多起来了。第二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

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得好好研究。外交部考察了意大利提出的导演人选,发现这个叫安东尼奥尼的老头,竟然是咱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

没错,安东尼奥尼在政治上是左倾的。60、70年代的欧洲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多着呢。他们支持工人运动,批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天然的好感。

看来是一家人,好说话。咱们也需要向国外展现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和更多的西方国家、甚至是美国建交做准备嘛。

那就来吧。

中国外交部得到指示,向意大利发出了来华拍摄纪录片的邀请。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带着他的摄制团队来“为共和国拍照”了。

不过原本计划的半年拍摄时间,被压缩成22天。而且不能自由活动,只能按照中国政府事先严格规定的路线拍摄。

就5个地方:北京、南京、苏州、上海、河南林县。

那安东尼奥尼打算怎么用镜头呈现中国的面貌呢?

他并没有既定的想法。他说他自己只是个观众,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

中国政府邀请安东尼奥尼来,当然是想让这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导演能拍出中国土地上的光鲜一面。

比如红旗渠那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幼儿园小朋友欢快的歌舞表演。

比如整齐划一的集体广播操。

最好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每个地方都是花红柳绿,就像我们之后看到的申奥宣传片一样。

基调就是电影一开头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奋发,激昂,向上。

但安东尼奥尼不想变成一件只有宣传功能的工具。他是个艺术家,他关注的是个体,是真实。真实的人,真实的国家,真实的时代。

就像电影开头那句旁白一样:

中国的人民就是这部片子的明星。我们不期望解释中国,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

为了实现他的艺术追求,安东尼奥尼和中国政府的接待人员耍了不少心眼。坐车经过中南海的新华门时,司机突然停车,告诉他这里不能拍。翻译不在,他用手势一边问为什么,一边继续拍。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说:

在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安东尼奥尼还拍了哪些不受欢迎的镜头呢?

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

这几段话都来自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是的,当安东尼奥尼结束拍摄、带着素材回到意大利,制作出长达近3个半小时的《中国》,在美国上映之后,他从中国政府邀请的朋友变成了“反华分子”。

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轩然大波,是谁主导的呢?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杨正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

1974年1月8日,江青说:“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1月9日,江青又对国务院文化组讲:“意大利的那部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不但要看,还要组织批判,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意见一出台,就是对安东尼奥尼定性,然后深入追查,“抓后台”。先查中央广播局,再查外交部,还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等等。

对安东尼奥尼的全民性口诛笔伐,力度之大,前段时间被骂“辱华”的那个马里兰大学女大学生比起来那真是太小儿科了。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这篇文章,波叔知道的至少被译成6种语言: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

日文版

那一年6月,十几篇批判文章编辑成书,书名叫《社会主义中国不容污蔑》

还是6月,另一波批判文章被收录出版,叫《中国人民不可侮》

他的名字还被编进了儿歌,无数小孩子每天唱:

红小兵,志气高,

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

学马列,批林彪,

从小革命劲头高。

红领巾,胸前飘,

听党指示跟党跑。

气死安东尼奥尼,

五洲四海红旗飘。

亿万人之中,没几个人看过那部电影,却异口同声批判电影的导演。这场面,是不是很壮观?

就连在意大利国内,安东尼奥尼也受到了左派人士的攻击。

其实看过电影的人,也许对“安东尼奥尼有没有辱华”这个问题更有发言权。

波叔觉得,在他的镜头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挺可爱的。

电影里有一句旁白:

这里的人们不焦虑、不着急。

在他的镜头中,一个骑单车的男人松开抓住车把的双手;几个青年男女在公园的石桌上打“拖拉机”,旁人围观;一个小脚老太太在胡同里走着。

另一句旁白说:

除了彬彬有礼和聪慧,中国人还有另一个美德——贪吃。

他在苏州拍人们在面馆里吃面,一拍就拍了两小时。

这难道不可爱吗?不是生活的真正样子吗?

安东尼奥尼说:

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如果没有他把它们记录下来,我们能上哪儿重温过去的时光呢?难道靠《新闻联播》?

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此外,把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我到达中国后马上就作出的选择。

波叔认为,这个选择是对的。

它证明了一点:

当时代的喧嚣过去之后,只有那些最不起眼的面孔,才是最打动人的。

他们让时间凝结了。

那个时代是贫瘠的,那个时代也是美丽的。无论拍出的是贫瘠还是美丽,那都是它的一部分。

我们只有接受它,才能向前走。

但《中国》在中国被禁了几十年。

那些骂它骂得无比起劲的人从来没有看过它哪怕一眼。

到了80年代,中国的文化部长去意大利,特意登门向安东尼奥尼表示歉意。

直到2004年,“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中国公映。

那一天,一位在北京服装学院人事处供职的中年妇女也是观众之一。1974年,还是北京纺织厂年轻女工的她曾经被安东尼奥尼拍进镜头。

当银幕上一个戴眼镜的少女的身影出现的时候,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不顾周围观众的侧目,像小孩一样,指着大屏幕高声地喊着:那就是我,就是我!

波叔想,这,就是那些“为共和国拍照,为生活在共和国的人们拍照”的人所从事工作的最大意义吧。

想看这部被禁几十年的片子吗?波叔帮你找好了,点击阅读原文吧。

今日心情 抱歉

那时的人们不焦虑、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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