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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蒸发28年,改变中国国运,他是真正的无双国士

2017-06-16 波叔 bookface

今天波叔先说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你们和波叔在bookface相遇,每天都会聚首。这样的缘分,波叔十分珍惜,可万一走散了,茫茫互联网之中,你们要到哪里重新找到波叔呢?

因为最近……你懂的。

其中有些人,一咬牙一跺脚,从头来过。譬如波叔的这位小盆友,就开了一个新号,第一篇文章就是自述心迹的《我有很多坏毛病,其中有一点点的固执》。写得很感人,推荐给菠菜们。

可最好还是不要走散啊,对不对?

所以波叔开了另一个号:波叔家的客厅(id :bookface002)。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波叔,记住,波叔会在那里等你。

好,进入正文。

明天,是一个不容被遗忘的日子。

整整50年前,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在此不到3年前,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

“两弹一星”的事迹和意义,波叔不用再普及了,历史课本上都有。波叔只想纪念一个人,两弹元勋里面名字最响当当的一个——

邓稼先

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毫无疑问是一大群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光把功劳归于某个人,不恰当,也不公平。

但是,作为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第一人,名至实归。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他从小天资很高,奈何生于乱世,不得不在磕磕绊绊中求学。

13岁经历卢沟桥事变,16岁随姐姐从沦陷的北平流亡,经上海、香港、越南到昆明,17岁考上西南联大。

国难当头,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坚信唯有科学能救国。

想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唯有走出国门。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在好友杨振宁的协助下进入普渡大学。

1950年8月,他获得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当时就被美国政府看上了,有意把他留在美国,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

老师和好友也挽留他。你一个学核物理的,回中国能干什么?那里哪有什么核物理的活儿给你干?

但他去意已决,9天后便启程回国了。

回国后,邓稼先与王淦昌、彭桓武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之中。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让全世界见识了核武器的威力。

1949年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依然很严峻。后面是苏联,前面是美国,两大阵营摩拳擦掌,虎视眈眈。

身处如此境地,没有最有力的核武器傍身,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来说,就意味着时时刻刻受到战争的威胁,毫无博弈能力。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国家决定要放一个“大炮仗”,这话现在听起来风轻云淡,但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这大炮仗从哪来?谁来造?

国家找到了邓稼先。

195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稼先若无其事地对妻子许鹿希说了一句话:

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以为就是从这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随口问他调哪儿去,干什么。

谁知道邓稼先的回答是:不能说。

不但不能说,以后连家都根本顾不上了,只能托付给妻子。

许鹿希怎么也想不到,丈夫是要去造原子弹。

那一年邓稼先34岁,这么年轻,就被任命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

没有人知道邓稼先在哪里工作。他一到白天就消失,晚上才神神秘秘地回家。

他工作的地方其实离家只有一站路,但严格的保密纪律让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

从此他再也没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也不再做学术报告,连亲友的聚会都避而不去。

也就是说,他放弃个人的学术前途,也放弃了个人的家庭生活。

只有一个使命。

邓稼先负责的理论设计是制造原子弹的“龙头”。这么重要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理论设计小组只有邓稼先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波叔做个对比:美国的原子弹科研队伍里,有14个诺贝尔奖得主。

不能跟美国比,那就借助苏联老大哥的力量吧。

1957年,苏联就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中国给农产品,苏联拿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来换。

邓稼先的任务就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原子弹设计理论。

可正是这种“学习”把整个理论小组带进了迷宫。

事实上,苏联对中国一直存在戒备心理,即使是常规的武器制造,老大哥也只允许仿制他们将要停产的武器装备。核武器?那是人家用来争霸世界的基础,根本不可能传授给你。

邓稼先和科学家们很虚心地向苏联专家请教关键问题,但是得到的答案几乎是零。不想回答也罢了,还列了上百个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专业,其中还包括“花匠”,摆明了是拖延时间忽悠人。

学不到东西还不要紧,耽误了时间、影响了大战略,这就要命了。

没办法,谁叫你落后?

邓稼先的对策是,老大哥的话当然要听,理论要学,手也要动。

苏联显然是个不合格的老师,但是很快连不合格的老师都没有了。

从1959年6月开始,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片纸不留。

赫鲁晓夫还放话说:

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1959年6月,是苏联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五九六”,为的就是记住这个受辱的日子。

到这时候,原子弹理论小组已经组建一年,还是没人知道原子弹长啥样,怎么办?

邓稼先每天深夜回家,都看着月亮发愣,身边的妻子想问,都不知道从何问起。

他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从迷宫中找到突破口。

终于,他把目光的焦点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方面。

这就是他对中国原子弹研究的最大贡献。

方向确定了,就要动手干。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给小组成员补习专业知识,累得站在黑板前都能睡着。

年轻的队伍里,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专长也不同,相同的是那股争气劲儿。

终于,他们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参数。

华罗庚说过,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

理论设计完成后,1963年2月,邓稼先带着他的小组转战青海221基地,要在这里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动手“做”出来。

221基地处于海拔3200米的高原之上,空气稀薄,一整年的无霜期只有40天。那时候还是“三年困难时期”,别的地方饿死人,这里也吃不饱。

环境这么恶劣,邓稼先很快就全身浮肿,可是还要工作到深夜。

造原子弹,你可能想到的是精密的仪器、先进的工具。

然而并没有。

那时候的科学家们发挥了天才般的创造力,用计算尺测量,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做精密计算,用铝锅炼炸药……

土法上马,也能做出高大上的东西。

然而,比环境、粮食、硬件问题更严峻的,是国际局势。

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这是全世界前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手上有了这东西,当然要阻止别的国家把它做出来。

那样的局势、那样的背景、那样的条件,邓稼先背负的压力是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的。

他的神经绷得比国际局势更紧张,平时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手都是抖的。有一次做完热试验后,他紧张得休克过去,连血压都测不到了。

波叔讲过很多大人物,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外部环境有多么恶劣,只要你把他放在工作岗位上,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个字:

忘我

邓稼先就是这样。

邓稼先(左)

他一生指挥了15次核试验。核试验最危险的环节就是给核弹插雷管,一有不慎,整个人尸骨无存——不是粉身碎骨,而是立刻汽化。

每次试验,他都无声地站在现场。操作的工人换班,他却不换,常常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更多的历史细节直到今天仍然不能透露。我们知道的是,从邓稼先接受任务开始的6年之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这一炸把美国人炸醒了,他们对大气云层进行取样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原子弹爆炸当量远超过他们当年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

中国打破了美苏的核龚断,也得到了被高度重视的国际地位。

在随后的中美大使级第123次会谈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称呼。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投入氢弹研究。3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氢弹也爆炸成功了,与原子弹爆炸成功仅隔2年零8个月。

这个过程,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 、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快速度。

中国用这两颗“大炮仗”惊到了全世界。但即使在中国,也没人知道这两颗超级炸弹是谁做出来的。邓稼先与所有成员一样,隐姓埋名。

文革初期,邓稼先所在的单位和他个人没有受到冲击。

可到了1971年,造反派开始对年轻的科研人员下手,之后就轮到高层。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老同事都没能幸免。

但是因为之前中央决定研制核武器的人员不能受冲击,迫害不能明目张胆在北京搞,邓稼先等人就被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

在那里,一批军人和工人被组织起来批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就在这时候,邓稼先的一个好友无意之中拯救了他。

那就是杨振宁。这时候,在十几年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早已名满天下的杨振宁正在国内探亲,他是中美关系松动之后回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

他当然不知道邓稼先正身陷囹圄,但他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物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周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杨振宁。这就样,杨振宁无意中拯救了邓稼先和其他一批科学家。

当年一时瑜亮的邓稼先和杨振宁,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到后来,杨振宁揭示了世界最深奥的知识,收获了世间最崇高的赞誉。

而邓稼先制造了最强大的武器,捍卫了亿万人的安全。

求仁得仁。

但长年的紧张不安、极不规律的生活,加上不可避免的核辐射,邓稼先的健康终于被侵蚀殆尽。

他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医生都以为他中了剧毒。

但他哪里敢告诉医生,他是搞核武器研究的。

1985年,他终于回到妻子儿女的身边,可几乎就在同时,他却因直肠癌在那一年的7月30日住进医院。

这一住,他再也没有从医院出来。

他在医院住了363天。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写下了最后的思考,完成了一份《建议书》。

他把稿子交给妻子,嘱咐她亲手交给组织。

这份《建议书》的内容到现在仍然保密。我们只能知道,在生命的终点,邓稼先思考的是核能的和平利用。

可是他无法亲自去实现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大出血而去世。

他去世几年后,有记者想采访许鹿希,起初被冷淡果断地拒绝了。许鹿希说: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邓稼先和许鹿希付出的代价都巨大无比。

那是两个人的一生。那是一个家庭的几十年。

这种牺牲,会让我们后来者这样拷问自己:

换做你,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但有的人真的愿意。

因为在他们看来,为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和进步,为了无数人的尊严和安全,这是值得的。

如果中国没有核武器,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问过这样的问题,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邓稼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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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实才是最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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