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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才到精神残废:一个追逐自由的苦闷灵魂

2017-12-14 波叔 bookface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1年写下这首《乡愁》的余光中,今天走了。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台湾高雄医院过世,享年89岁。

就算再不喜欢诗歌的人估计也会背诵这首诗,斯人逝,乡愁存。

波叔先布置一道功课:在后台,把你朗读的《乡愁》发给叔,聊表哀悼之情。

不过,今天波叔要讲的,不是余老先生,而是另外一位用艺术来感受生活的大师,他的代表作小菠菜们同样也都知道《雷雨》,曹禺

23岁创作《雷雨》,让他一举成名。25岁写《日出》,26岁写《原野》,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逐步走向成熟,有人称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然而建国后直到去世,47年间他只创作了3部作品。

有人说他江郎才尽,有人狠批他的作品。

1983年,59岁画家黄永玉给73岁的剧协主席曹禺写信:

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

在《见字如面》节目里,张国立读的便是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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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是如此吗?

波叔今天就给小菠菜补一课。

现代文学史排名,鲁、郭、茅、巴、老、曹,曹禺排第六,当年那可是中国第一代偶像级文青。

其实,曹禺并不是其本名,他原名叫万家宝(看清楚,不是那个仰望星空的宝宝)。

「曹禺」的笔名来源其本姓「万」(繁体为萬)。草字头下一个禺,但「草」不像个姓,就取了谐音字「曹」,两者组合就是曹禺了。

1910年曹禺生在天津小白楼万公馆,他爹万德尊是民国时期的陆军中将,给黎元洪当过秘书。

虽说是个军人,但万老爹从来没打过仗,还胆小怕事,政治场上也是郁郁不得志,40岁就退下来,经常在家里集结一帮清客幕僚吃吃喝喝、吟诗作赋。

万老爹有三个老婆,曹禺的亲妈在生下他不到三天就去世了。

年幼的曹禺虽是个养尊处优的少爷,不愁吃穿,但他从小就害怕吃饭。

因为官场上受气的老爹经常把气撒在子女身上,有时,万老爹会把整桌饭菜都掀翻在地。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四十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

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天亮后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

第一缕幸福的阳光是在他读南开中学时照进来的。

南开中学有一个剧团,你们最爱的周总理曾是该剧团的置景部长。当年他不仅参加演出,还喜欢男扮女装。

找得出哪个是总理吗?

就是在这个剧团里,曹禺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戏剧。最开始,他也只是演,而且也喜欢男扮女装。1929年,曹禺进入清华大学潜心钻研戏剧,开始着手创作。

都说爱情是最好的催化剂。

大三的时候,曹禺遇见了郑秀。

那是1931年,郑秀还是一高中生,清华大礼堂刚好有话剧《娜拉》,郑秀就和同学一起去看了。嗯,曹禺演娜拉,他又男扮女装了。这么一帅哥又有才华,自然博得女孩纸芳心。

两人经常在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角,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桌上相对而坐,除了偶尔低声交谈一两句,便各自做自己的事。

《雷雨》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年曹禺才23岁。

2004年《雷雨》剧照

小菠菜还记得《雷雨》讲了啥吗?反正就一个字:乱。

看下面这张图就清楚了👇

曹禺自己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长期的压抑、愤懑的情绪必须要找一个突破口。

其实在南开中学那会儿,《雷雨》就已经在他脑子里了。身在官宦之家,每天听到的、见过的各种生活状态——

来自农村的段妈常常向他倾诉自己的悲惨身世。自己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婆婆为什么上吊自杀,她的儿子又怎样因为没钱治病,让身上的疮长满了蛆活活疼死……

曹禺想讲一个故事,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原始”的、“野蛮”的情绪,不仅仅要揭露现实,还有着“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两年以后,25岁的曹禺又创作了《日出》。

《日出》剧照

当时他正在天津体验生活,经常到惠中饭店吃饭,听底层小人物讲各种悲惨故事。还有一些三不管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妓女们的心肠都很好,但都有一肚子苦水。刚巧那一年1935年,知名影星阮玲玉自杀了,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日出》里的陈白露便是以阮玲玉为原型。

为丰富戏剧情节,最大程度地还原现实遭遇,曹禺一度混进妓院去体验生活,结果被人发现挨了打,一只眼睛差点失明。

我不敢独自到那些地方去。当时的天津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动刀杀人,无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带去的,读书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

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边的事。不过很难。

30岁发表《北京人》,36岁创作话剧《桥》,1948年又出版了电影剧本《艳阳天》,可以说1949年前,他的话剧事业达到巅峰。

解放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解放初期那时国家还没有礼宾司,曹禺曾做过一段外宾接待和国宴事务。送往迎来,按排活动和食宿,准备宴会,甚至排座位、选酒品尝等许多烦琐的事务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

据女儿们回忆:

爸爸一天常常工作十几小时,非常劳累,他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吐过血,此时他经常犯病。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为做这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而抱怨。

在新生活面前,爸爸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觉得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包括他的戏剧艺术,因而,自己迫切需要学习,需要彻底地改造。

1954年,他接到第一个创作任务《明朗的天》,但写得很吃力。

一是因为他需要很长时间来搜集资料。花心血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并希望与他们共同生活以便获得更多素材,但身边的人一直催促他,让他尽快动笔,赶上时代的潮流。

创作完成后,需要中和各方的意见进行修改。今天这个人让他这么改,明天那个人让他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那个部门审查,是那个意见。不知改了多少遍,还是难尽人意。

这种苦楚波叔太清楚了。知道时间紧,但想交出好作品,认真对待小菠菜,必须是要有感情,要对社会生活有体悟才能下笔如有神,对吧。写完后,一大波不知是什么人,东改改西修修,绝对是对创作者底线的残酷挑战。

就这样焦虑着,憋屈着,然后等来了十年文革。

曹禺看大门。

有一段时间,曹禺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回家,早上去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就用石头砸他们。

在《十年浩劫回忆录》里,曹禺这样写道:“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再后来,曹禺回归到正常生活。但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现在的脑子里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啊

写不出的痛苦,他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什么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都应承下来。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

后来,就有了上文里黄永玉骂他的信。

其实曹老先生一直都有在写作,但进展甚微。

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前干。

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96年12月13日,曹禺逝世。而他创作的九部戏剧给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波叔钦佩这样一个骨子里真诚的人。

人要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们会称赞的东西的。

今日心情 敬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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