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传习录注疏》札记（二）

阳明一生于事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明史》评价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然“誉满天下，谤亦随之”，阳明也遭受到了常人难以预料、难以忍受的诽谤诬陷。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阳明正是“人要在此等时磨炼”，“即知即行”，最终“因明至诚，以进于圣人之道，遂以优入圣域”，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在“阳明学”的视野下考察阳明对“毁誉”的体悟也变得非常有意义了。

阳明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于是问待坐在周围的弟子，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力。”阳明认为他们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有未及处。夫子因此自道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吾亦只依良知行。”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这是阳明“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所谓“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最终的体悟就是“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同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对于立志做圣贤的君子，毁誉荣辱到来之际，非独不动心则已，反而是“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平时问学讲究省察克治之功，是不是真的有所得，就要在此等关节处打通。

阳明在遇到人生的困境和外在的诽谤时，能够练就处事泰然、狂者进取的境界，与阳明平时讲学的宗旨是分不开的。阳明学的主旨是“正人心，存天理，灭人欲”，为学的工夫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欲”。平时的省察克治之功就要用在不断地扫除廓清这些私欲，不至于被彼蒙蔽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以射箭为喻，阳明认为：“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

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中，“诚”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人之所以特别看重外在的毁誉，而不注重内心的修炼，只因为“心有所昏蔽”，不能真诚的面对自我。不能诚实的对待自我，就会被外在的评价所吸引，就会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应对之要就在于，首先在于分清“实与名”的轻重，“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认清轻重之后，“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大学》所谓“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是也。孔子说：“君子嫉没世而名不称”，阳明解释为，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

一个人如果能真诚的对待自己，纯此天理之心，“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易经》有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阳明因此劝诫到：“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