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 ——以唐宋政治史为中心

对于唐宋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基于这种变化拜读贾玉英《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为依托，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出发，谈谈自己的粗略看法。早有书友提议建议我写点文章，那从读后感开始。按照学者的规范要求自己，也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一

历史研究是在追求人类的发展法则。历史学本身是以时间、空间角度研究人类发展的学科。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史通常使用五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术语来表示历史分期。在传统史学或者说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将中国古代史划分成若干王朝（朝代），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亦有划分成若干时期，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辽金、明清等。上述历史分期的表述均有各自的道理存在，对于贯穿中国历史的某一方面问题的认知，会随着王朝架构的划分，使得我们不能更清晰准确的把握整体发展脉络。打破王朝体系与架构，尝试用长的历史时段去审视，无疑提供了研究新的视角。

实际上，时代变革论，是以相近的两个时代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唐宋时期的表述，是打破王朝体系、跳出王朝架构（断代史）的分析模式，打通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和不可回避的话题。无论是学习研究唐史还是宋史，都绕不开“唐宋”这一提法。早在明朝学者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从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看待唐宋时期的变动。到了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宋变革论”（即“内藤假说”），引起极大影响和就此问题的很多讨论，至今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艺术等方方面面讨论，阐发唐宋时期的转变，目前学界仍无达成共识。“唐宋变革论”基于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一开始就是与中国历史分期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实质上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讨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使得中外学者有了更多深层次的交流与研究，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这种概括性的词语，使我们准确把握历史的时代特征，更好认知唐宋时期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按照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唐宋在文化本质上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历史的最大特征就是“变”。唐宋是继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有一次转变，“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趋势发展。同时也唤起了对宋代“再认识”“再评价”，重新审视宋代在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并立，依然对中国文明发展的继承发展与延续，立国三百余年乃至影响后世王朝的各个领域，中国自宋以降再也没有出现分裂局面的深入研究。

二

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政治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据我个人理解，作为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反馈者的主体的人，参与与权力有关的活动，管理众人之事，谓之“政治”。任何制度的产生是离不开人类活动的，是对现实问题的应对，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才有了“制度”。政治史研究居于独特的首要地位，政治现象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可谓人类诸活动的综合。因此，制度形成与运作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是动态的。看似枯燥的背后，体现着人类对已知事件的解决和对未知将来的防范，在这种不断探求的过程中，寻求最佳状态。政治制度史本身是依靠权力的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而不断变化的。邓小南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通过对某一人物、事件、群体的发展活动，看到这些因素背后更深层面方面，强调过程的重要作用，固定的“死制度”和实际运行的不断调整的“活制度”两重性来把握。

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提出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其中“职官制度”居于首位，来分析历史中的人在政治权力活动中起到至关的作用。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人事”问题。“制度”从权力结构的不同，分为中央政治制度与地方政治制度。中央政治制度也可称中枢体制、中枢机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政府组织”。有些学者提出“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居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统帅地位”，即中枢体制。（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虽是政治学的概念，但中国历代的“政府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具有复杂多变的发展轨迹。唐宋时期的中央政治制度，用“变迁”研究视角使得政治制度纳入政治史的研究范围进行研究。从政治学与历史学角度出发，探求唐宋时期的“政府组织”变迁产生了新的理解与构建，并借以对本时期的制度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无疑是现在当时的立场和现实环境去理解的。对比唐宋时期的政治特征，长时段的视角，微观的对比研究，寻求这一时期的历史轨迹与规律特征。

三

中央政治制度中，中枢体制重中之重。中枢体制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机关，即所谓宰相主持的机关。

唐代初期三省制形成三足稳定的权力结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帝国的行政运行中，是最稳定的上层制度设计。皇权与相权之间的“默契”，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得以确立下来。三省权力分配显得举足轻重，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是以皇权得以加强，宰相权力削弱为代价的。并且以《唐六典》的法律形式得以确立，是为唐代政治制度的现实反应。三省中枢体制的出现，不仅是对隋代政治的继承，也是对魏晋门阀政治的现实防范，以及初唐时期带有地域士族政治余热的“再冷却”。随着帝国的稳健发展，权力机构的调整，以当时的“人事”——士族的衰落，寒俊士人（庶族）的上位是密不可分的。自杜淹和魏征等人以他官参与朝政，就打破了三省中枢体制。玄宗朝改宰相会议机构的政事堂迁至中书省，中枢决策的核心也就转移到了中书省。因此，政事堂对制约君权和相权具有重要的作用。宰相张悦“改正政事堂号‘中书门下’”，于是就形成了中书门下制。中书门下制的形成，凌驾于三省之上，使得行政与决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唐代中后期，科举制度的实行、使职差遣的出现、国家形式的多变，使得新一批选拔士人进入权力机关——翰林学士的上台。安史之乱之后，三省制遭到破坏，掌管军事宦官的抬头，藩镇并立，形成宰相枢密使体制、宰相将帅中枢体制等等，政治权力中心逐渐被新的中枢体制取代。

唐代的制度除了一定程度上构成宋制之源，还以其他程度上作为宋制的“母体”或者“蓝本”。（《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2015年版）宋代继承的是“天下无道”的唐末五代十国基盘。宋人对唐代制度的当下理解，并进行改造形成适用于本朝的新制度。宋太祖立国改革中枢体制，形成中书门下、枢密院的文武分离的二府体制。宰相不在过问军事，权力再度削弱。太祖如此的制度设计，革除唐末五代以来的军事将领干预朝政的局面，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核心理念的大宋王朝不能成为第六代王朝的现实需求。与唐相比，属于制度的大胆创新与尝试。宋代从大一统的角度不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北方幽云十六州的收复，辽朝的客观存在，宋朝仅仅维系了南方的统一，使得经济方面发展起来。面对财政的方面，宋太宗首次将财政权提高，纳入财、政、军三体系中，取代二府制。皇帝对国家财政的直接掌控，也是与相权斗争的结果。

唐末五代大量的使职差遣的出现。到了宋代，使职差遣成为常态化。王安石变法立足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军事力量的悬殊，吏制的腐败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摆在宋神宗面前不得再次进行中枢体制改革（即元丰改制），元丰改制后形成三省枢密院体制，恢复唐代的三省制，提高枢密院地位。看似“回头看”的改革形式上是回归初唐时期的政治机构设置，但与宋初比较，原有的机构体系做了一定的整顿、调整，并且确立起一套较为集中统一的行政体系，职司也趋于归位。有宋一代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中枢机构的不断调整、新增与废立的变化，实际上在维护统治利益的让步与斗争，国家的政务与中枢体制的分化，在政治文化和现实意义上来看，带来的明显的“防弊之政”，恢复唐前期制度的框架和构想的倾向，也渗透者宋人对于当下“问题意识”察觉。

个人觉得，正是这种制度的变迁，使得最高统治者从治国理念角度的再考虑，务实主义的再理解。制衡与分权的双向并存，君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权力的下移，统治者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背景，采取的不同应对机制加以扭转，这种应对可能来自外界的刺激，可能来自内部集团的整合；也渗透者稳健与保守不同政治立场修正主义，可能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局部的微观调整，都是总结对以往经验教训和摸索自身的特制定位，并对现实认识的再理解再出发。不仅体现政治制度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对历史学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的解读。

以上是自己对“唐宋变革论”与政治制度史的浅薄“历史意见”。

推荐图书：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贾玉英：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王瑞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

陈  峰：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

包伟民：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8年

包伟民、刘后滨：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

邓小南：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