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治学杂絮
原作者按：这学期(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听辛德勇老师讲述《目录学概论》时，除了古籍版本学知识外，还会随手记一些有趣的边角料，几个月下来积累了几十条，有些挺有趣，有些则对治学颇有裨益，故录于下。
读古书时要注意一下作者的通例，很多学者错就错在没有关注通例。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作者写书时都有一个通例，作者之观点必须放在通例中去理解。
像吕祖谦《大事记解题》等前辈学者不用的书，不要以为就没用，因为往往是他们的研究条件没有我们今天好，他们看不到这些书。没有没用的书，只有不动脑筋的人。
不要有固定的做学问的模式，做学问要像打仗，兵无常形，要根据实际情况摆阵型。
治经学要纯，治史学要杂，只有繁杂地读各种史书，才能尽量减少主观判断的可能性。
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过度过度解读了《史记·六国年表》中“秦虏王安”后一年“秦灭韩”的意义，于是得出了陈韩三角地带反秦最激烈的错误结论。田先生用的《史记》底本应该是张文虎的金陵书局本，这个版本的《史记·六国年表》改动了旧本原貌。（原作者案：辛师九月底说这番话时，田先生仍健在，现在斯人已逝矣。）
做历史不要夸夸其谈，像国内一窝蜂研究“新清史”的人那样。历史学是笨人的学问，只要好好读书，解决一个小问题，对于整个体系的理解就是有意义的。不要想着做大师，要做小匠人。你干好一个小匠人的活，做出了一块砖，最后总是能派上用场的。
泛滥地看书，甚至只翻个几页，了解它大致讲什么，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司马光《资治通鉴》里不同时段的历史价值不同。离司马光比较近的隋唐五代部分，价值最大。魏晋南北朝部分较复杂，引用时要小心。至于汉代的部分，司马光甚至还引用野史色情小说，如《赵飞燕外传》，很不可靠。
南宋对历史事实准确性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北宋，北宋史学是比较空疏的。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产生于南宋的这一要求精确的史学风气下。
中华书局的那套二十四史，经常偷偷挖改却不注明，只说是几印几印，其实内容是有不同的。
《大清一统志》是研究清以前地理最好的一部书。
明代印刷业膨胀，著述量成倍增长。南朝、北宋亦出现了书量的猛增，前者由于纸的普及，后者由于印刷业的发展。
其实每个朝代的年号都是有寓意的，不是随便起的。如果本朝要定年号，那一定叫庆丰。
钱大昕的考证不是饾饤之学，他是在弄懂整个整体后再进行具体问题的考证，所以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蕴含巨大的信息。
乾嘉学者只重考据，不重辞章和义理，有很大问题。读书时只揪住一个小问题不放，却不从书的整体理解。
所有的研究，都只能就已知的材料，做最合理的推断。不能迷信出土材料。
明朝内阁排出首辅、二辅、三辅、四辅，本朝高层政治人物排名次的做法，很可能来自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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