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的知识与信仰
这是许久前买的书，平装本，装帧精致，因封面浅色居多，我还特意用纸张包了书衣。前些日子无意中找到，翻开略读，便直至今日。大雨滂沱，抱着翻完就要写点什么的原则，厚颜写了几点。
本书选取余英时先生一系列相关论文、序文等，围绕着中国文化进行叙述。有豆瓣书友认为此书书名太大，内容不足以支撑，或有名不副实之嫌。然此书友亦自言其在粗读之后得此结论，那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作者在后记中很清楚地解释了书名：
“本书集结了十二篇论文，名为‘中国文化史通释’。首先让我解释书名的涵义……”
余先生分别解释了“中国文化史”和“通释”，因为十二篇论文的选题涵盖了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不敢说十全，但所涉及范围已相当宽广，足以担得起中国文化史；其次每篇论文都是通论性质的宏观论述，在具体细节问题上未有详细阐述，“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是为通释。
纵观本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或作用，就是将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思路进行了阐释，选取的论文按照某种特定的内在线索进行展开，而文中所引文献、典籍、专著是对通释的最好解释。除了学术上的思路和联系，我更好奇余先生对现实的关怀，在后记中有一段郑重的声明：
“我虽断定中国文化自成一独特系统，但并不认为它是不可改变或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我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色更不等于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相反地，我深信世界一切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小异的部分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它正在每一文化展现其特色的所在。一切文化是大同的，这是普世价值的终极根据；每一文化都有小异，因为文化多元是必然的归趋。这两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是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世界走向和平还是走向冲突，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们在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之间作出怎样的安排与调适。”
通读本书，我觉得诸篇文章中暗暗契合了余先生的这个观点。下面我试着将自以为得到的线索梳理一番，若有不当处请指正。
中国思想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四次重大突破，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汉末至南北朝“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唐宋时期“回向三代与同治时代”、明中后期“士商互动和觉民行道”。这些突破因各自的历史背景有各自的特点，而共同之处就在于每次的突破都是对旧秩序的反抗和挑战，然后在新旧融合或对抗下走向新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礼乐崩溃，学术文化从“王官之学”走向“道裂而议”，由官府垄断变成天下公器，这是最重大的意义。士由此摆脱三代旧秩序，开始著书立说而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的繁荣局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当时思想文化上最关键的天人感应的解释权从少数人独霸的局面中解救出来。
思想的繁荣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开始走向消亡，秦汉的大一统局面是官方重新树立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权威。士在政治强权中无所畏惧，经过几次王国叛乱后，武帝才开始正式从士当中遴选人才。另一方面，传统的侠在此时期依附宗族血缘在地方上形成豪强势力。随着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变化，士的地位、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感情，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
这是该时期“名教”与“自然”的争论的核心体现，也就是“群体”和“个体”的争论，追求个性的解放不可避免地要挑战统治秩序，甚至出现了挑战人君的言论。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在间隙中完成上位。然后在唐宋之间的变动中，五代的军阀割据，战乱不绝的情况让士的作用重新得到认可，门阀势力的衰落，让真正的社会流动成为可能，而科举制度的革新则让士的来源放宽，这直接扩大了统治基础，士成为了文化、政治上的主体，出现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宋代科举的选才范围有了极大的放宽，农、工、商皆可参加，相对公平又向前了一步。同时宋王朝对武人的忌惮、对文人的优待，使宋代的士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以实现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理想。
“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最后的权源虽在皇帝手上，但‘治天下’之‘劝’并非皇帝所能独占，而是与‘士’共同享有的。他们理想中的‘君’是‘无为’的虚君，实际政权则应由懂得‘道’的士来运用。”
这里可以明确地看出宋代士人的政治愿望，虽然原理上不同，但形式上与今天的君主立宪极为相似。也说明了士对于统治秩序的挑战不在于颠覆，而是要取得部分或大部分的权力以实现其心中的理想，所以在宋代这样的环境下，“得君行道”的士能“以天下为己任”。
然后是王阳明及其以后的时代。明清的强力政治让“得君行道”的模式破灭，虽然依旧是皇权与文官共治天下，但是政治高压已经可以随意倾轧士，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王阳明在龙场之悟后转变思路，放弃宋儒的上层路线，以“觉民行道”的方式，走群众路线，甚至改变以往对商人的刻板印象，（见《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将社会各阶层动员起来，对统治秩序形成极大的挑战，甚至出现了李卓吾这样的异端分子，过往的教科书将其成为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萌芽。在清初儒士检讨明亡原因时，将王学置于祸首，清代理学的表面复兴将王学作为异端末流。
关于宋明理学的对比，在《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士的一次次改变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究其核心在于借助各种力量宣传自己的理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最好最直接的就是政权的力量，士与政权的关系在利益的转变中分分合合，并且士随着时代逐步觉醒。或许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尽相同，但是其精神意旨是相通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序言的那篇：《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序言有自序和他序，是一本书中最有意思、最富于主旨的地方。有时候将序言读完可能就大概了解了全书的大意。比如，《国史大纲》中钱穆先生的自序。更多的序言则是对著作、对作者学术、创作的介绍和推荐。中国文人学者互相索序、赠序有相当久远的传统，余先生在文中将此流变阐述得很清晰了。尤其讲到清代和民国时候，学者间相互写序，更是作为一种“知音”、“护航”、“护法”，学术需要知己，能为自己著作写序的除了师长，更多的则是同道之人，略微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同时，也有后辈为前辈写序的。这则是学术的传承问题，许多相差不大的学人在身后的声名及学术发扬却相差极大，这就与学术传承有很大关系了。而且许多的序言本身的学术性就不下于著作本身，对我们了解著作内容和学术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篇则是讨论小说的《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当中讲到“明清士大夫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对小说戏文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黄宗羲、顾炎武等被推许为中国“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对小说戏文亦是相当不喜欢，称“追板烧之”、“非圣之书，同类而焚”，最给力的则是乾嘉时期的考证大师钱大昕，其特撰《正俗》一文，直言小说的危害性。原文：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贵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达直省，严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违制之罪。行之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或訾吾言为迂，达阔事情，是目睫之见也。
我个人对小说的看法没这么极端，但方向基本一致。或许是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小说，进而产生如此想法。
余先生学术很大，作为后辈以景仰之姿，学得其万一则心中窃喜不已。至于近来传闻与实际情况，我觉得非常遗憾，先生之著作已不容易买到，所幸前些年该买的都买了。
补充阅读：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论天人之际》，余英时，中华书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