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海：面对权势，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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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知识分子的话题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自己不是他们中一员，没有切身经验，但由于他们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又无法回避他们。萨义德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巴勒斯坦、归化美国并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数十年的名教授、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他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或许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个社会群体。这本书是他在瑞思系列演讲的合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人文主义的关怀、反对双重标准、坚持批判的立场等等，而他自身的知识分子观也十分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社会成员众多，各自有相关的角色和位置，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是什么角色呢？葛兰西说：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狱中札记》）

朱利安班达则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对知识分子角色最广泛的两种认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更愿意将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分开，就像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那么多，但却不是所有无产阶级都有革命性。萨义德认为：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视为符合社会中一套特殊作用的人，这种社会分析远较班达的观点接近现实，尤其在20世纪末期，许多新兴行业印证了葛兰西的见识——广播员、学院专业人士、电脑分析师、体育运动和媒体律师、业务顾问、政策专家、特殊市场报告的作者，以及近代大众新闻业这一行本身。（《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三联书店，2011年，第15页。）

朱利安班达的精英思维可能更符合多数情况下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clerisy），的确是稀有罕见之人，因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三联书店，2011年，第12页。）

然而不论知识分子是多数还是少数、是大众还是小众，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像他们一样参与历史、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现在，作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正日益扩大其影响力。只要搜索“什么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与什么”，你就能发现连篇累牍的研究，不论从什么学科、什么视角、什么层面，范围惊人而且深入细致。就国朝而言：三百年来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也经历转型，与国家、民族、革命、文化牵扯不断。尽管这个过程中，他们受尽苦难，为信仰而奋斗、为信仰而遭殃。所以萨义德说的很对：

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知识分子一直是运动的父母，当然也是子女，甚至是侄甥辈。（《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三联书店，2011年，第16页。）

知识分子以公共性、独立性和批判性为基本角色属性，其中公共性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自发形成的。时下国朝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甚至公知也成了一句骂人的话。这或许和萨义德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其与社会大众之间互动的必然；另一方面，独立性又是对公共性必备的补充。如果仅仅沦为公共发言人，那么知识分子自身即不存在了。具体请参考洪磊、国朝报纸评论员等；在公共与独立之外，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批判性，必须要面对权势，说真话。

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读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总之，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三联书店，2011年，第17页。）

这三大性质无一不挑战着老大哥的权威，保持这样的性质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而且殷鉴未远。故而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叫自己知道分子，他们是犬儒主义者；另一部分则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去做站台妹，为老大哥耳目喉舌。当然也有公共、独立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只是他们没有公共的空间、无法保持独立的立场、哪怕连批评都要小心翼翼更别说批判了。所以，国朝其实没有知识分子或者是极少数。

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1944年写道：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任、自行其是地作重要的决定。米尔斯说的美国，却十分贴合今天的国朝。这样的无奈下，许多人便不再说话，因为吃XXX的饭，不砸XXX的碗。面对大组织的势力，个人、少数群体（少数民族、国家、势力较薄弱的文化和种族）都是处于弱势的。毫无疑问知识分子也是弱势的，但他们除了是不说的人，更是敢说不的人。在萨义德看来：

   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26页。）

尽管有着这样意愿和警觉，但身处弱势的知识分子能如何说话呢？显然登高而呼慷慨陈词的情怀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大众说话，需要最能被听到、最能得到反馈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知识分子的声音又是孤独的，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正在发生事件的真实情况，才能得到回响。因为现在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科技和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模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向的差别，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高过其他一切。萨义德对东方与西方的认知，我恐怕无法理解。而今天的世界正在慢慢走出意识形态的纷争，同时走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但是不论何时，面对权势，知识分子都应该说真话。

    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Pangloss是伏尔泰讽刺作品《老实人》中的哲学家，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将臻于至善。）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三联书店，2011年，第86页。）

前些天，在某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篇周保松的文章，题为《面对社会的不公正，奢谈个人修为与书斋沉思都是自私与残酷的》，匆匆浏览一遍，大致是说想要独善其身、偏安一隅是自私与残酷的。几十分钟后，该文章即被屏蔽了。今天谈论知识分子，越写约虚，自己也没底。但我想总还是要说的，“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语）

沉默的羔羊最后也逃不出被宰杀的命运，你可以有不说的自由，但我更愿意你能有说不的自由。如果可以，请面对权势，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