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朔漠两般秋——读《未尽的才情》书后
很久没读余先生的书了，再次读到，真是兴奋。余先生虽然总说自己是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但真正喜欢的还是他对近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真是学者知人。十年前顾颉刚日记准备出版，邀请余先生写一篇序言，事后余先生写成一篇长文，内涵丰富，于是便抽出来连同“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和“顾颉刚的史学与思想补论”二文一起，发行了一本单行本小册子。“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是洪、顾二先生先后去世，余先生写的纪念文章，收入了北大版文集《师友记往》中，早已读过，在相关书评后有了评论。后一文是余先生对唐文标先生的答复，主要讨论了士的一些问题，同顾先生并不直接相关。所以本文主要写一写我读了正文后的一些想法。
傅斯年、顾颉刚与陈寅恪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说起学术史，大家必然要提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几个革新人物，因为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谈到具体的学术著作，好像又归到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身上。仿佛学术史上的影响力与学术著作是两回事一样。不少朋友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影响力大，有开拓之功，但是写的实在一般。对傅先生的主要印象则是史语所与那篇名文《夷夏东西说》。如果说对这二者的印象还多少算言之有物，那对顾先生的印象则只限于“古史辨”、“如日中天，史学称王”之类，很是虚浮。在“疑古”逐渐不被认可的今天，似乎顾先生文章的价值也在一路下滑。
和许多朋友一样，中国近代的史家，我尤其佩服陈先生。也写了一篇关于陈先生的小文，谈了一些我对陈先生史学的理解。核心就是说对想象力的运用。但是这不是陈先生的专利，陈先生也不是自己钻书屋里苦思冥想，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他的史学是优秀学者互相交流，思想激荡下的产物。在这方面，陆扬先生“陈寅恪的文史之学”写的尤其好。
陆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谈到一段公案。是陈、胡二先生关于禅宗的争论。大抵是适之先生认为禅宗系谱都是伪造的，无实在意义。而陈先生看得更深，就是说，虽然系谱不见得是真的，但却反映当时禅宗的一些面相，系谱本身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要体现禅宗一种抽象之观念。并不能以简单的对错、真伪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就像陈先生说的，一个东西，就算不是那个时代的，但只要辨明了他是哪个时代伪造的，也可以成为真史料。
这段公案像极了文中余先生关于上古史前后期的叙说。大抵顾先生的疑古接近于胡先生当时的辨伪思想，开始对破除迷思确实有好处。但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很多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的，辨伪也就难以进行下去。于是就凸显出傅先生在上古史后期的贡献。
陈先生的史学对傅先生有不小影响。傅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
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变掉底，折把残嘴，果真有我们一整齐了，便由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
这其实就是对想象力的另一种表述。傅先生并不拘泥于简单的对错。而是利用想象力将一些上古时代的只言片语连接起来，构建出一幅图景，给材料一个合理的位置，那么无论“信”还是“疑”都变得合理了。
这便是傅先生的厉害之处，所以他的《性命古训辨证》出版后，陈垣会说“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觉得如何耳”。
胡先生或许受他影响，写了说儒，就是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字句，试图重建上古学术史的脉络，从而推定孔、老的先后。这是更高明的做法，因为你如果不能打破他构建的脉络，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脉络，那么一些细枝末节是很难推翻他的结论的。
在书中，学术方面，我另一个印象深刻的话，是傅先生引顾先生说的话：
黄帝所至，即子长所至。盖子长仍以自己所闻之传说为断也。
傅先生确实天资横溢，目光敏锐。顾先生这句话很值得深思。如果眼光只停留在疑古的话，那自然是黄帝之时未必如此。如果视野更为开阔一些，则会注意到后半句。进而想到，司马迁笔下的禹域，其实是他那个时代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世界的规划、资源的分配。对禹域的界定，对五服的划分，恰是反应了他那个时代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认知以及处理政策。反应了那个时代的一种世界观。而这，就是王明珂先生做的一些工作。
以上对这段学术史稍作了些梳理，对他们的方法略微引申。可以看出，傅先生、顾先生、胡先生的一些话其实都是中国史学上很宝贵的资源。这些东西在近百年前已经是主流，被反复讨论，在今日，好似又被埋没。重读他们的著作，便是吸取他们的养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
难以想象
不少漏洞，后来才渐渐明白梁巨川的意思，感到十分震撼。梁先生的信大抵是说，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不是不知道清不好，但我殉清，就是为了自己心中抽象之伦理。如果每个人都和我一样，为了自己心中的这种信念牺牲自己，那世界自然就和平了。和陈先生笔下的观堂先生有些像。或许是我这个人比较有遗老心态，当时就觉得这没什么不难理解的啊？为什么王先生不能理解呢？
再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却体会到了普罗斯特和王先生那种感受。这同周一良先生有关。
以前读过周先生的《毕竟是书生》，也了解到周先生的遭遇。当时的想法是感觉周先生在美化自己，为自己找借口。我理所当然地觉得一个世家大族出身的人，父亲还是高官，自身又研究政治史，怎么会那么傻呢？受人摆弄，而且心甘情愿？一个史家，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真的会二话不说就认为自己罪孽深重，需要赎罪吗？我认为不会，我总觉得这是在捞取政治资本，然后失败被批判了，于是把责任推到毛身上，说自己上了当，把自己洗白。
后来也听过不少事情，知道周先生不是那样的人。再之后，读田余庆先生《师友杂忆》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有些人就是不可理解的，他们的做法、选择，你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时候，你只能用你理解的范围来揣摩他的心思，把阴谋论套上去，觉得他在捞取政治资本，而不是真的这么想。
回到本书，顾先生其实也有类似的情节，所以他会说“长崇隆，长崇隆，光辉照徹全宇宙，亿兆人来瞻礼韶山冲”。类似的人还有很多，或许一开始，我们可以推到他们道德败坏、阿谀权贵上面，但见得多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有的人确实是真心的。但是这种真心，我不能理解，并且难以想象。
我当时读普罗斯特、王汎森先生文章的时候，感觉是“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啊？是不是在故弄玄虚”，我是很相信想象力和理解无所不能的。直到看到周一良先生、顾颉刚先生他们。现在再回头看，当时觉得法西斯、梁巨川可以理解，那自然就是不能理解普罗斯特和王先生了，只是当局者迷，没有意识到罢了，还以为这种想象无所不能。
很多朋友似乎喜欢滥用陈先生“了解之同情”，每当人批判的时候，他们就喜欢引用一翻，来说你没有同情、不能苦心孤诣。他们却不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是无法同情的，也是不能理解的，这也是想象力的一个局限。面对这样的人或事，最好不要先急着否定，带入自己的常识，套上一些阴谋论来解释对方的行为，与其如此，毋宁不说。
未尽的才情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如果说杜牧是“才”未尽，“情”却了。顾先生却是“才”“情”两失的。
余先生真是会写诗的人。名字也取得好。原先以为“才情”是一个词，看完才知道是“才”与“情”的意思。关于“情”的那部分写得尤其好，是本文最大的亮点。
钱穆先生有封与余先生论学的书信，经余先生公开，为世人所知。主要谈文章的写法。钱先生是这么说的：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至内心，即弟至行为，亦大有陈氏回环往覆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颇觉不适。···
余先生的书读过很多，先生的学术文字是否不当，至今没有感觉出来。但先生发扬人物心曲，抒写人物情感的文字真是绝佳，关于陈寅恪、胡适、顾颉刚，莫不如此。
顾先生的感情，其实就是单相思，能把一厢情愿也写得这么感人的，或许只有余先生了吧。
平生最爱读唱和文字，真觉默契。前段还写了陈先生与陈夫人唱和诗词的一篇文章。陈夫人巾帼不让须眉，陈先生感生伤世，这种反差，让人记忆犹新。很巧的是，顾先生和谭慕愚女士的唱和诗也是这样的情况。
顾先生早先被谭女士的勇猛精进吸引，觉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羣，有如幽壑絶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于是暗自倾心，梦中更是屡次梦见。好像天龙八部里的“梦姑”“梦郎”，只不过他的梦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也不像梦姑梦郎那般，似梦实真。
1931年1月，单相思已久了顾先生即将见到谭女士，便写了一首诗：
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
然而这次会面，也只是两人对坐几个小时而已。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单相思久了，难免异想天开：
···心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著力，将来好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
似乎所有“好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追求女生的方法，就是一起写作业，真是天真又可爱。顾先生的想法，总让人觉得特别熟悉。
顾先生也真是一位文艺青年，心里的愁绪一点也不比女子要少：
是乐是哀浑莫知，别期似暂又似迟。百千量度都须废，只此愁心不可移。
不过，似乎天公作美，顾先生还真和谭女士一起共事了，虽然不是编中国通史。
这期间，他们有不少唱和诗。
谭：人世纷纭苦不休，暂停征马到俞楼。此心已为飘零碎，怕看西湖处处秋。
顾：一天风露且归休，莫以伤时怕上楼。度尽寒冬花即发，何须重泪对清秋。
谭颇为时局忧愁，顾先生只好相劝。之后顾先生又连续写了好些激励谭的诗，为了让谭振作，整日献殷勤，和其他单相思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胆子终究是小了点，也只是激励一下而已。
将近离别时，谭女士又作一诗：
北风怒发厉于刀，万壑千峰尽痛号。可惜离人心底恨，不曾削得一分毫。
顾先生则作了三首，以下仅贴一首：
摘来红叶纳书囊，如此深研好久藏。过却十年重检视，依然颜色压群芳。
顾先生的心思表露无疑了，好久藏的红叶自然是深藏心里的谭。
相比顾先生的儿女情长，谭女士的诗则明显是充满对祖国的担忧。也确实符合顾先生那句“勇猛精进”的评价。然而，当一个女士只和你国家兴亡的时候，未必她就那么女中豪杰，可能只是不想和你谈情而已。
果然，顾先生之后的求婚失败了。
在当年顾先生还未求婚，二人共事时，顾先生作了一首诗：
媚人碧玉西湖水，落日黄沙大漠风。并落俞楼几案上，只缘我辈忽相逢。
谭女士改的更佳：
西湖朔漠两般秋，尽向俞楼砚里收。
谭女士诗才尽显。然而这句诗似乎成了一句谶语。虽然尽向俞楼砚里收，顾、谭得以在俞楼一起共事，但终究是西湖朔漠两般秋。两人注定了难以在一起，渐行渐远。
匆匆数十载过去，在顾颉刚写“长崇隆，长崇隆，光辉照徹全宇宙，亿兆人来瞻礼韶山冲”的时候，在他比心里话的数量、质量的时候，谭却不失其“勇猛精进”的本色，成为了三个不服输的“死硬派”。顾、谭二人确实是“西湖朔漠两般秋”了。
1978年9月6日，顾先生看到当年初遇谭先生时写的日记，附诗一首：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扶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五十年的情思又在一瞬爆发了。
然而，就像那首诗的结尾：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飞鸟与鱼的距离。
在他说出“亿兆人来瞻韶山冲”的时候，在他与人竞赛的时候，他与勇猛精进的谭就好比飞鸟与鱼，何止隔巷即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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