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该内容被自由微信恢复
文章于 2017年2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查看原文
被用户删除
其他

须菩提:读《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小感——以及由吴虞想到的

2016-08-23 须菩提 读书识小录


用了几天时间读完了王汎森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下简称《系谱》),是书共有吉林出版社,台湾联经,河北教育三个版本,据豆友介绍,各版本内容有所增减,最为丰富的似为吉林出版社和联经的版本。我读的是河北教育的那一版,和他那本《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样,我读之前都以为是通论类的作品,抱着吸取点学术八卦外加混点大师名字认识的想法翻开了他们,读了一点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作者很善于选取某些相对立或者相近的例子来探讨晚清民初社会思想各个方面,而我认为这种抽取某一个或几个的例子表述出的观点很难说他是对的,其实不单单是观点值得商榷,连其方法,也很难说正确与否。


 梁启超曾说历史就是“大人物的历史,舍大人物则绝无历史”,这种观点虽说甫一问世就遭到多方诘难,但诘难的理由也不外乎是历史包括众多方面,而平民百姓或者说普通的人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而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大量涌现似乎又象征着社会某种思想变化,但社会生活史就是写柴米油盐酱醋茶吗?勾勒出这样的社会生活画卷就一定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吗?还是说后来人学问甚强,前人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他们是“日用而不知”,后人却能从表象提取全景,从特殊到一般?前人倘若看到后人为他们所写的生活史是否会充满浓浓的陌生感?这是社会生活方面,是比较表层的东西,毕竟和自己日常生活相关切,各个人都可以说上两句,但谈到社会思潮,这似乎就是精英分子或至少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他们的思想变化成了社会的主流,但他们的思想又和普通人有甚多大干系?有可能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的事情于普通人而言完全没有影响,从这方面说,如果考察知识分子的政论文章或者日记等,一个好似震慑天下的思想却在普罗大众里面毫无影响,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和社会实际的反应有很大不同,那么这样由此得出来的考察社会思潮的结论又有几分正确?我认为这种研究其实还会受到很多别的因素影响,例如所研究的人是否处于思想变化中心地带,他的个人学问如何,受到过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是否会对某些事情进行不自觉的放大或缩小?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葛兆光先生在《思想史的写法》里谈到了宋代知识分子的“曲高和寡”,即表现在当时士大夫的著作,语录,札记中的东西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很难配上号,诸如理学等的影响也并没有后人想的那么大。既然知识分子的思想难以透彻研究,那么与此相关的社会整体思潮和平民思潮又怎么能凭借几个例子来判定呢?思想不可控,社会也不是线性发展的,所以我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抱有怀疑态度,即便如王汎森先生大才,能够看到别人所未看(如此书简介所言,“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了一些研究”),抽取某些例子来表述观点,但这些就会是事实吗?


上面这些文字并不是要给王先生挑刺,我也自觉没有这样的本事,只是想对其方法提出一番自己的见解。虽说谈了一些对于这种方法的粗陋见解,但我却并不能找寻到另一个更好的方法,也并不敢说哪种就是对哪种就是错。对于这篇小文章如何下笔我一直在思考,是如同大多数人书评将每章梗概写出来再加一些自己的按语,还是从整体的大方向讨论这本书的写作等问题,前者没有太大挑战,虽说想抓住关键问题也需要一定功底,但总觉得太过常见的方法勾不起兴趣来,后者的话又觉得能力不足,对于晚清民国思想史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认识(先休论对与错),有的只是各种碎片化的知识,这样写出来的就只能是各家的大杂烩。所以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尽自己所能,抽取我觉得值得重新说的某些人或事,对于了解的尽可能多写点按语之类的东西,而对于大方向就只能信口胡诌了。 

  《系谱》此书是探讨思想学术的变化,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危机”(吉林版叫“旧典范的危机”,似更贴切,旧典范有两义,一则古代中国的旧典范,代指政治思想更方面的旧面貌:二则此前对于近代史解释属于旧典范),通过对晚清汉宋之争和今古学之争等,以说明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其中有常见的问题如谈到方东树与汉学对立,邵懿辰的三礼通论,章太炎的民族思想,不常见则如太谷学派的研究等。私以为王先生本事在于即便是十分常见的人物事件也能从中看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恰如第一章《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论述了晚清士大夫受到政治社会的刺激,从文本文献中抬头,要求重新关注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往人论方东树其人与其《汉学商兑》大约以两种态度为代表,一是如任公站在考据学立场,直言方东树的言论是故意攻击并无甚参考意义,而钱宾四先生则多站在宋学方面,对于方东树多有辩护,王汎森此文也多有钱公影子,但是他又有着“于无画处看画”的本事,我觉得就是另一种的见微知著,近代史起于鸦片战争已成学界共识,偶有反对声音也大多是空谷绝音,然而以此为起点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迹象,它的发生并不是无根水,方东树《汉学商兑》出现恰可以作为注脚,他在汉学较鼎盛的时期,以宋学对清儒考据学提出批评,这不但是学术思想的潮起潮落,更代表着某种思想倾向,即鸦片战争之前,学术界的不稳定因素,由此衍生到各个社会层面,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旧典范的危机”。

另一个我觉得可以说说的篇目就是太谷学派,作者在这一章的开头即言他是想以此说明除了文化精英,中下层士人与民众也已各式各样的方式在运用传统的资源,回应时代的挑战(p46),太谷学派就是儒家下层士大夫引导社会道德的一种方式,但采取了近乎宗教的方式。这种想法自然很容易理解,好像啊,研究社会思想史,除了少部分文化精英外,占大部分的中低层知识分子似乎更值得去研究,但还是回到了我最开始说的那些话,且不说中低层能否反映当时真正的社会状况,退一步说,即便可以反映,那么取某一个或几个例子就能体现中低层知识分子思想吗?私以为,这不是量的问题,也不是质的问题,而关乎到历史中的人性,历史不谈人性就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架子,但是谈到人性却几乎下不了笔。知识分子内在心灵有变革的想法,一种不自觉的衍发,可能事出有因,但不可能找出来一个祖因。

第二编叫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传统和现代的话题就好像落后与文明的争论一般持久,但又有所不同,后者一组词在语言上即是落了前者一招,而传统却并不一定不如现代。这一编更细致的谈论了传统思想中的反传统因素,爱国思想如何转化为反传统因素,这一观点现在也多为学界所接受,作者在第一编写邵懿辰《礼经通论》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之前写了这样一段话:思想一旦产生,即有它自己的生命,它后来的发展常常是无法预先规划的。在思想传衍过程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断绝,汇流,歧处,或以原来所未料想的方式被挪用(p27)。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注脚。单就传统的思想发展,衍变而言,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所谓的好或者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颇有点天命的思想,但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思想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其因其果,这种观点明显和余英时提出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编的六篇文章中,《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和《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两文,具有“通论”性质,可以视为此一单元的提纲,前文举康,廖,梁为例,发现强烈的尊孔卫道竟可能导出“毁经”的结局,余联沅用“本意尊圣,乃至疑经”八个字表现出康,梁意图和结局之间的不对等,这篇文章又可以和作者的另一篇专著《章太炎的思想》参看。后文是考察从康有为到章太炎以及后继的革命者,身上所具备的那种修身齐家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改革和革命者用来完成自身的政治目的,虽然形式还保持着传统的影子,但是修齐治平的目的已经取消,服务的不过是现代政治的目标。传统一次次的服务于现实,但又一次次的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在第二编中我觉得有一篇尤其需要探讨的文章,是《思潮与社会条件》一文,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变化和四川吴虞由人人喊打到学术大牛这样两个个案,探讨了去传统和道德化和民主、法制等新价值观念的确立。在晚清到民国转变过程中,前一时期不道德的事情,在新的时期则反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而吴虞这个人的际遇所对应的社会变化很值得研究,除了这个,我还由此想到对于这种历史人物应该怎么样去评判,单纯的进步与非进步,传统与反传统?应该采取怎样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否足够客观?有些问题针对文章本身,而有些则是一直以来的疑惑。下面我将细细探讨一下.

 说实话,读这本书之前我并不了解吴虞其人,充其量只是听说过胡适那句“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评价,印象也就是一个“反传统的进步人士”,此次读王先生著作才有了个大概了解,不再是某一句干巴巴的评价下的纸片人形象,立体了起来。他的人生颇有些戏剧性,早年留日归国后,多有鼓吹非儒的言论,且同其父亲关系非常之差,甚至有争夺财产的事情,在日记中直呼父亲为“老魔”,后来发展到几次和父亲对簿公堂,官司虽赢,但他却为整个四川教育界所不容,不得不逃往成都,遁入山中避难,几有性命之虞,何以其受到如此对待,撇开某些传言不看,主要是因为他和他父亲对簿公堂这种事在当时社会舆论条件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在家族制度下,他父亲代表着一家之主,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制度,吴虞的行为无疑是对这个制度的对抗,不单是四川上层教育界,据王汎森先生所写,在当时即便是街坊四邻都不屑与之为伍,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喊打的角色怎样就能在辛亥革命后一跃而成为全国舞台上的焦点人物,甚至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赞扬呢?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思潮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家族制度为新派人士所不容,几乎人人都要写文章批判它,多少学子登报表示自己与原有家族决裂,好像越这样做就越新派,越文明,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个别的确有家族加诸于自身的迫害外,很多人都是追赶这样一个潮流。那么是不是家族就一定是坏的呢,我想并不是。余英时先生曾经举过萧公权的例子,萧公权年幼时父母去世,恰恰是因为在大家族中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为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底子,从这里表现出的正是大家族温情所在,这样是否可以因为萧公权先生没有批判家族制度反而因此受益来说他不够新派呢?我想,从这样角度来看,同样是反孔,非孝这些观点,辛亥前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而在新的文化思潮下却成为了思想进步,成为了他最大的资本,到处受人礼遇,即便在今天,他也还是因反对封建礼教而名于世。这种因为侵犯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反对文章,带着报复的心理,捞取某种资本,其本身究竟应该如何去评判?从那些家族乡绅来看,他们所做的完全是对的,他们就是为了维护自己所存在的秩序,也确实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接受,但换一种价值取向之后,评价立马倒转,之前维护秩序的成了“刽子手”,受到“迫害”的则成了英雄,反抗是对,屈从是错,这样的评价有什么意义吗?在我看来,就单独的一个秩序而言,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社会思潮受到某种变化发生了自然而然的转型,这就是能叫做转型,叫做发展,而不能一味的称之为进步,因为发展有好有坏,而进步就只是那一个评价了。我们常说知人论世,而从其日记中足以看出来他的私生活相当糜烂,且具有相当的专制蛮横的家长作风,最后也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局,一个个人品德如此差的人也可言其进步吗?显然过去的某些结论并不算准确,它只是单单的以进步观念来看人,却忽略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对于过去的某些执拗的研究方法与观念,如同思想一般,我想它们可以不断为现实服务,但又要不断改变自己面貌。



我想,总而言之,思想史包含众多,精英的思想,普遍的,一般的知识世界等等,它们有着众多的载体,区分它们很难,要写作思想史,纯粹精英的叫做精英思想史,单做一般的叫做社会思想史,但两者结合起来也不一定就是思想史的最佳形态,写作思想史要求作者有一以贯之的总体思想,即便他很有些主观观感,但人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所以就让思想去写作思想史吧!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