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骈拇篇》

骈拇为外篇之首，褚伯秀认为：“内篇既详性命道德之理，故于外篇首论德性所不当有者，犹骈枝赘疣之于形也。”骈拇枝指，虽然生来亦然者，而实非人所同得于天。附赘县疣，非初生所自具，于人的本然为多余，生下来就“多方”了。总是想办法拿仁义道德说事，列于五藏者，皆由于后起，亦“非道德之正”了。这些人“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就如同“骈于足”、“枝于手”者，虽然“多方于聪明之用”，都是“无用之言”，“非天下之至正也”，属于“淫僻于仁义之行”。但是像骈拇、枝指，人们一看就明了，这些连接的是“无用之肉”，而对于那些“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者，却尊之为“仁义”“多方”。这是由于大家看不清其本质。在庄子看来，仁义同样是“性外添出之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已“失其性命之情”。以动物为喻，“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这些才符合“彼正正者”。为什么呢？凫胫、鹤胫不管长与短，都是真正的有用，“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因任自然，不期望去忧而无自忧也。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齕之则啼。由此思之，则凡人之多忧者，必然为后起之赘也。如果因任自然，初无加损，如拇之无骈合，指之无岐出，手足长短中度，悲忧无自而生。然而你看看那些仁人，“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可知，他们已经不能全神完性了。他们“蒿目而忧世之患”，看起来忧心忡忡，为国为民，其实“益其所本无也”。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则不仁之人，是失去其固有也。失去其所固有者有患得患失之忧，益其本无者亦常多痌瘝在抱之忧矣。在老庄的眼里，上古时代，清静无为，但因其自然，相安混穆。到了后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学者出来竞言仁义，而天下遂嚣然其不靖矣。仁义既然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自认为“怀德握玉”之人，蒿目忧世，何其多忧也!在庄子看来，这些人都是“侵其德”，“削其性”，引仁义而合性则为骈，言其牵联外物也；由性而分仁义则为枝，言其旁出非本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罢了，已失其常然也。真正本然境界中的人，应该“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但是自虞氏高举仁义大旗以挠天下，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已成天下之惑。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这是拿仁义易其性了。这些表现就是“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他们自己身在其中，往往不能自察，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何为殉？杀身从之曰殉。士大夫或者看不起小人的殉命于利，但他们不过所殉不同，同样是杀身从之，受生命之外蛊惑而已，从性命的本然来看，所求者皆非性所固有，都已经“失其性命之情”了。

庄子觉得说的还有些高深，就再举了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事为例。“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同样是把羊弄丢了，有的人是在读书，有些人在游戏，如果从“亡羊”这件事情上，臧与谷没有高下之别。“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在世俗的眼里，则将之分为君子和小人。如果以伤生损性来看，伯夷、盗跖又有什么分别！也许在盗跖眼里，伯夷才傻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终身逸乐，人生何其快哉！

那么庄子自己是如何看待聪明呢？“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余愧乎道德”，崇高的“道德”境界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为，则虚静、恬谈、寂寞、无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于是乎得之矣。当然上下俱不为，也容易走向滑头，毕竟庄子是将性命视为最高价值的。这也是王博认为冯友兰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视为“道家”作风的原因所在，也许人们会惊异，但是道家固然清静无为，但是一旦作为，都是将性命视为最高目的，手段在所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