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马蹄篇》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你给马建立巍然高峨的大殿，对于马的本性来说“无所用之”。所以那些伯乐是可疑的。伯乐的善治马，不过是“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如此折腾下来，本来英俊奔移的健马“死者已过半矣”。伯乐烧剔刻雒，饥渴驰骤，与之对应的是圣人的“强仁义”和“屈折礼乐”。他们的共性是，失其性，其治非治之善，而治之过也。而且这种治之过，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誉，郭象所谓：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为不善于治也，揉曲为直，厉驽习骥，能为规矩以矫拂其性，使死而后已，乃谓之善治也，不亦过乎！“世世陈善”，迷而不悟，他们“伤民之性”反而有了“善治”之名，得以世代相沿。“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是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但是一旦被伯乐看中，“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所以马学会与人抗敌者，伯乐之罪也。那人民的反抗，同样是不是“圣人”治民的罪过呢？

 人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这才叫“同德”，这才叫“天放”（自然而然，不待勉强）。在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行为淳朴，眼神纯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这样的生活境界里，何来君子小人的区分呢，又哪里需要“蹩躠为仁，踶跂为义”，令人们为了获取仁义的名声而离乎人的本性呢，“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更不需要烦琐的礼乐制度，庄子所谓“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如此树木的本性就是自然生长，人们眼中的好——中规中矩恰恰是与“埴木之性”相违背的。“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毁掉全木以成人们眼中的“牺尊”之美，从树木的视角来看，恰恰是工匠之罪。这样来看，大家所交口称赞能巧夺天工的匠人就是值得怀疑的。

       庄子的“理想国”中，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这里人们没有“急归于利”，是因为没有所谓的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所以在庄子看来，后来人们相竞相高，逞其私智，都是因为“圣人”设置各种礼乐制度，高揭仁义的大旗，使人人慕仁好义，其结果就是天下之人“争归于利，不可止也。”从礼乐的本质来看，“礼以检迹，乐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离，何劳检迹！是知和心检迹，由乎道丧也。”庄子眼中的“善治者”是能够让“民安其常性”的人。

从个人的角度，庄子希冀的境界是“无心而任所自化”。由全己之性，推而广之，要“全民之性”，“民各自足，无待于外”，反对雕琢夫民性。以御马来谈治民，所谓的治民就是违背人民天放的本性，折腾整齐之，对于顺民有施加各种束缚。不是让你顺着自己的本性发展，而是要按着圣人的“设计”而活。以历史人物而论，李斯可以作为极好的例子，作为上蔡小吏的他，尚在真实的权力世界之外，一旦学成帝王之术，奔命于倾轧的你争我夺之中，最终与其子俱“腰斩咸阳市”，“欲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其根本在“羡于荣华”，不能做到“逸豫适性，不矜不企”。

刘凤苞《南华雪心编》认为，《马蹄》与《骈拇》，皆从性命上发论。《骈拇》是尽己之性而切指仁义之为害于身心，《马蹄》是尽物之性而切指仁义之为害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