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上）——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
本文从地方豪右与东魏北齐政权关系角度具体分析了双方斗争的经过，并结合此间出现的地方行政区划由大量膨胀到天保七年一举大量并省，指出行政区划增减与豪右和朝廷的关系的消长变化间有密切的联系。魏末朝廷国力枯竭，不得不征募各地豪右出征纳财，而酬以官职，促成州郡增多。这些豪右非高欢嫡系，高氏掌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打击，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则是其中一环。
北齐人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曰：
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1]
这段论述大体勾勒了秦至北齐豪族的轨迹，特别突出了豪族在北齐的境遇。这种境遇被认为是地方豪强在中古历史上的回光反照。的确，放眼历史，隋唐以降，仅隋末唐初山东尚有不少“豪杰”出没，至唐代“豪族”“豪右”一词已不太常见，朝廷也不再关注所谓“豪右”，数百年来困扰历代政权的豪族问题基本消失。宋代以后活跃乡野的则是“士绅”，士绅更多的是扮演了朝廷支持者的角色，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呈现出新面貌。考察“豪右”在淡出历史舞台前的发展变化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北魏末年，六镇兵起，宇内淆乱，朝廷瓦解，东西分立，对峙纷争。高欢迁都邺城，历东魏北齐，由强而弱，终遭覆灭。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前贤时彦多有探讨，已有研究或着眼于胡汉对立；或侧重文人与勋贵、武人之争；或分析北齐政权建立的过程与南士徐之才的作用；或强调君权发展与转移、胡汉对立纠缠牵连，导致统治阶层内部冲突不断，成为其衰亡的根本症结。这些分析显然都有道理。不可忽视的是，各地豪右与魏齐政权的演进密切相联，两者的关系也构成此间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对此，前贤仅有部分涉猎，关注的多是渤海高氏与高齐的关系；或青齐河北豪族家世背景及其与高欢的关系。[10]关于周隋政权对旧齐士人的政策，近来也屡见新作。[11]综合考察豪右与魏齐朝廷的关系，前人似未尝措意，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此间需要留意的另一问题是魏齐政权地方行政区划上的反复变动。魏末以降是“启立州郡，离大合小”，州郡膨胀，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十一月文宣帝高洋下诏精简州郡县，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与二镇二十六戍。[12]这次并省应为高齐一代的大事，故《北齐书·文宣帝纪》详细抄录了并省诏书。在该纪中，除魏齐禅代的诏册，这份诏书转录得最为详尽。不过，此次行政区划调整出现在时局纷乱的南北朝末叶，又是由朝代竞争中的失败者北齐朝廷发动的，对后世似乎鲜有影响，未被学者重视。[13]魏末州郡膨胀的详情，前人也未曾论及。
行政区划的变动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牵涉到人事的安排，官员的增减，各方力量的重新配置。它常常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环节。[14]并省3 州、153郡与589县，按照北齐时官制，至少有34000官吏会因此丢掉官位而“下岗”。[15]北齐时内官的员额不过2322人[16]，此次并省涉及人之多自不待言。这些人中少数有出身者因丧失职位而重新沦为散官，俸禄没有不说[17]，为谋得新的职事官还要等待铨选。而占多数的无出身者则又降为普通百姓，收入、地位与声望均受到损失。因并省而生的州郡的重新规划对于察举名额的分配与竞争强度，地方豪右出仕机会等等都会产生影响。魏齐时期州郡县的增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豪右与朝廷关系的消长变化，是双方反复较量中的一个回合，有必要结合双方关系演变加以认识。
其实，单就行政区划演变而言，天保七年并省的意义也不应小视。嬴秦一统天下，罢封建，行郡县，开启帝国行政区划新篇章。其后屡经变化，发展成今天的省、地区与县三级体制。其中分设二级抑或三级不断反复。概括而言，汉武帝在地方初设13 部刺史作为监察区，东汉末成为一级行政设置。经三国两晋南北朝400年，州郡县数量不断膨胀，至隋初一举废郡，复成为州、县两级。隋末与唐代虽曾改州为郡，短暂出现过郡、县两级的情况，总体上是以州、县两级为主。唐初在郡之上又分“道”设司主监察，后发展成监察区，并演变成郡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发展成道、州与县三级体制。[18]
学者注意到唐代与汉代在行政区划设置上的变化十分相似[19]，引发这种相似的发展周期的是隋开皇三年（583年）“罢天下郡”，使行政设置又退回到了二级制，只是名称由郡、县变成了州、县。反复的变动中，“州”的数量则从汉代的13个激増到南北朝末的300多个，它亦由最初管辖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最高一级地方机构变成了辖区只有一、二万平方公里，与汉代的“郡”相当的区划。州的泛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产物，而隋初罢郡而非罢州，其种子却是在北齐时埋下的。
本文从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权关系的角度对魏末启立州郡与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的背景作初步分析，并对启立与并省州郡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魏齐历史。
一 魏末乱局与豪右崛起：高洋眼中州郡激增的背景
天保七年十一月，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并省州郡县，诏书讲到并省的背景时说：
魏自孝昌之季，数钟浇否，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衣冠道尽，黔首涂炭。铜马、铁胫之徒，黑山、青犊之侣，枭张晋、赵，豕突燕、秦，纲纪从兹而颓，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离大合小，本逐时宜，剖竹分符，盖不获已。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既乖为政之礼，徒有驱羊之费。自尔因循，未遑删改。
朕寅膺宝历，恭临八荒，建国经野，务存简易。将欲镇躁归静，反薄还淳，苟失其中，理从刊正。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而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辰，非所以驭俗调风，示民轨物。且五岭内宾，三江回化，拓土开疆，利穷南海。但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循名督实，事归乌有。今所并省，一依别制。
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并规定“刺史令尽行兼，不给干物”。[20]以上是关于这次并省原因、目的的唯一说明。
如王德权所说，这次并省的目的是“务存简易”，减少财政开支[21]，关于州郡膨胀的具体原因，诏书提到了两点，一是魏末板荡，纲纪混乱，“是使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将政局动荡与豪右的兴起视为其直接原因。二是自南朝投奔者虚张声势“便立州名”，“空张郡目”， 即《通鉴》胡注所谓“梁末所置州郡在江、淮之间者”。结合史实，这两点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在増置的不少州郡背后的确可以见到各地豪右的身影。后者与论题无关，暂不讨论。
具体来说，北魏末，连年征战，国弊兵枯，朝廷不得不多次招募百姓、职人出财、出力，许以官阶、实官，乃是州郡增多的重要诱因。
正光末，六镇兵起，随后秦陇响应，不久，杜洛周、鲜于修礼又反于河北，是所谓“政出多门，山坼海飞，神亡鬼哭，自卿自相，称帝称王，羽檄朝驰，权烽夜起，荆蛮外叛，獯羯内侵”[22]，北魏台军出征连遭败绩，魏廷不得不多次颁布“募格”，发动各地豪右组织武装协助台军作战。
从正光五年（524年）到普泰元年（531年）的短短七年间魏廷先后四次颁布“募格”。一是正光五年为镇压秦陇起义而颁的“关西募格”，二是建义元年（528年）为镇压河北葛荣，“又班募格，收集忠勇”，三是次年五月，元颢进攻洛阳时，朝廷“又诏募士一依征葛荣”，四是为对付尔朱氏残余势力，从永安三年（530年）九月至次年三月几次招募勇士从征。[23]
另一方面，伴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朝廷财政上也是漏洞百出。史称“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尔后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24]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好发动百姓献财出力，这也为各地豪右提供了机会。
见于记载的“输赏之格”有两次。一是孝昌三年（527年）二月，孝明帝下诏：“关陇遭罹寇难，燕赵贼逆凭陵，苍生波流，耕农靡业，加诸转运，劳役已甚，州仓储实，无宜悬匮，自非开输赏之格，何以息漕运之烦。凡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25]到了孝庄帝初，进一步颁布了入粟授官之制。[26]此时朝廷尚比较吝啬，只有“职人”输粟才授实官，“白民”，即无出身的普通百姓输粟只能得到出身与散官官阶，得不到实官。
不过，邢杲起兵后，加上河北的葛荣兵锋所指，形势危急，朝廷不得不提高了“赏格”，开始授予应募从征的“白民”实官。建义元年（528年）六月的诏书规定：“诸有私马仗从戎者，职人优两大阶，亦授实官；白民，出身外优两阶，亦授实官。若武艺超伦者，虽无私马，亦依前条；虽不超伦，但射槊翘关一艺而胆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优一大阶，授实官。若无姓第者，从八品出身，阶依前加，特授实官。”[27]次年五月，葛荣、邢杲虽已平定，得到萧梁支持的元颢又兵逼洛阳，朝廷再次诏“私马仗从戎优阶授官”，数天后又诏“职人及民出马，优阶各有差”。尽管如此，也没能阻挡住元颢的兵锋，十多天后，元颢攻入洛阳。[28]到了普泰元年（531年）三月，前废帝即位不久，就派贺拔胜等“募伎作及杂户从征者，正入出身，皆授实官，私马者优一大阶”。[29]这次招募活动已从平民扩大到了伎作户与杂户，而且也将授予这些人官阶、官职。这些原属“厮养”者一旦从征就可获得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官职。朝廷能采取这种措施，也说明局势相当严峻。
总而言之，北魏末年朝廷或募民组织部曲应征，或输送粮食，或自行携带马匹兵仗从军，或有武艺出征，均可获得官阶乃至实官。而达到以上要求的，除了“武艺超伦者”及“射槊翘关一艺而胆略有施者”外，均应是在乡里具有号召力，或富于资财者，否则不可能组织起数百乃至上千的兵马，一次献出几百斛粟，或备有私马及兵仗。拥有私马仗，也就具备了武装私家部曲的物质条件。这些私马仗的主人自然也多属于各地威福一方的豪右。
这些原本属于“白民”，即无出身的普通百姓，一旦应募从征，或输粟，就会获得出身乃至实官。所谓出身，指的多是将军号[30]，实官则指与将军号相对的有具体职事的官职。我们知道，到了北魏神龟年间，实官职位不足就已相当严重，崔亮设立“停年格”后给他的外甥的信中便指出当时“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31]这里所说的“官员”，指的是执事官的员额，不是今天所说的作官者，也就是“实官”。按《通典·职官》，北魏内外官总数是7764员，而具有出身的人要多出许多倍，因而会有不少人虽有出身，却长期得不到实官。如卢义僖“寻兼司空长史，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散秩多年”[32]；高怀“授中散，恬淡退静，不竞世利，在散辈十八年不易官”[33]。也有不少人做过一任实官后停散多年。王琼“神龟中，除左将军，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张彝秦州刺史任满“见代还洛，犹停废数年，……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34]北魏末年的几次“募格”却不惜给予应征者“实官”，更加剧了官缺供不应求的矛盾。
所有的实官中，外官，即州郡县的牧守令长及其僚佐，占多数，官缺也主要是外官缺。北齐疆域小于北魏，但朝廷制度基本承袭北魏，内官规模应相去不远。据《通典》，北齐的内官为2322员，以此作为北魏时的约略数字，则北魏时外官至少有5千多。以守令任期为6年计算，每年外官官缺近1千。尽管如此，官缺仍然有限，仍然存在不少有出身无职事的“职人”。[35]设立新的州郡县，创造新的官缺，是个简便易行的办法。赵郡李愍在魏末的经历正可为此做一注解。愍“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潜居林虑山，观候时变，”是个典型的地方豪强。后从长孙稚、元鉴讨鲜于修礼，“表授武骑常侍、假节、别将，镇邺城东郭”。后复参与讨伐葛荣立功，其间“除奉车都尉，持节镇汁河，别将”。平定葛荣，尔朱荣表授愍“建忠将军；分广平易阳、襄国，南赵郡之中丘三县为易阳郡，以愍为太守；赐爵襄国侯。”[36]易阳郡存在时间很短，《魏书·地形志》中也没有记载，可能很快就被裁撤掉了，但用设立郡县的办法来给有功之人安排职位的做法显然在使用。
征诸史实，各地的不少豪右应募从征，于征战中建功立业，在后来的政权中获得了显赫的职位，从而留名青史。安定人金祚“性骁雄，尚气任侠。魏正光中，陇右贼起，诏雍州刺史元猛讨之，召募狼（良）家，以为军导，祚应选。以军功累迁龙骧将军、灵州刺史。”后投奔高欢[37]，即是一例。又如河东豪族薛修义：
少而奸侠，轻财重气，招召豪猾，时有急难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正光末，天下兵起，（元）颢为征西将军，都督华、豳、东秦诸军事，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修义为统军。时有诏，能募得三千人者用为别将。于是修义还河东，仍历平阳、弘农诸郡，合得七千余人，即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俄而东西二夏、南北两华及豳州等反叛，颢进讨之。修义率所部，颇有功。……拜修义龙门镇将。……及尔朱兆立魏长广王为主，除修义右将军、陕州刺史，假安南将军。魏前废帝初，以修义为持节、后将军、南汾州刺史。[38]
因高欢早就待薛修义“甚厚”，高欢起兵后很快便加入到高欢集团中，为高氏打天下。[39]而薛修义在北魏前废帝时出掌的“南汾州”是在孝庄帝永安年间新设置的。[40]
另一例涉及的亦是河东的豪族。出身河东裴氏的裴庆孙，史称“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性虽粗武，爱好文流，与诸才学之士咸相交结，轻财重义”显然属于地方豪右。
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聚党作逆，众至数万。诏庆孙为募人别将，招率乡豪，得战士数千人以讨之。胡贼屡来逆战，庆孙身先士卒，每摧其锋，……敕征赴都，除直后。于后贼复鸠集，……复以庆孙为别将，从轵关入讨。至齐子岭东，贼帅范多、范安族等率众来拒，庆孙与战，复斩多首。乃深入二百余里，至阳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肃宗末，遂立邵郡，因以庆孙为太守、假节、辅国将军、当郡都督。[41]
按《魏书·地形志上》“东雍州邵郡”条，“（北魏）皇兴四年置邵上郡，太和中并河内，孝昌中改复”，这次实际是恢复旧制。裴庆孙的经历显示了一个地方豪右如何因魏末动乱应募从征，积功为将，并增设郡县，出任守令的详细过程。据此，可以相信，魏末启立州郡中的相当部分是用来安置这类新崛起的豪右的。
至于输粟，无论家世背景，同样也能获得官职。隋冯翊蒲城人王辩之祖王训“以行商致富”，在魏世“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太守”[42]，即是一例。
其次，为了安置动乱中出现的流民，魏廷也增设了不少州郡。《魏书·元天穆传》：
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屯据鄚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汰简所授郡县，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
邢杲起兵与立郡县安置流民直接相连。这场兵乱也是设置郡县处置不当导致的一个插曲。这一背景下担任郡县守令的同样是各地的“豪右”，高乾之父高翼便是一例。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加镇东将军、乐城县侯。”[43]魏末动乱，不少地方豪右乘时而起，率众避难迁徙，因此诏而成为新立郡县的首领。这是州郡县激增的又一原因。
上述几种情况的存在一改北魏朝廷长期以来“挫抑豪强”的传统，不仅使朝廷增设不少州郡县，也使得各地不少原本仅称雄乡里的豪强跻身官场，并占据了相当数量的州郡县的牧守令长之职，乘魏末板荡之机踏上了各地的政治舞台。纷乱时局为各地豪强施展才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际上东魏官场中活跃的这类豪右不在少数，而《北齐书》所载豪强出身的传主甚少，主要是与高氏集团关系密切者，致使其事迹多湮没无闻。
以上固然是州郡膨胀的重要原因，同时不应忽视的是，魏末朝廷也曾委派士族背景的官员回故里要地任职，亦于战略要地新置州郡，如殷州，由这些人控制，这也是导致启立州郡的一个原因。[44]东魏甫立，也増置了若干州郡[45]，流人归附、招降胡酋也会新置郡县。[46]至北齐建立除了开疆拓地所得之外，时时有新的州郡出现。
因此，全面观察，魏末以来启立州郡的背景颇为复杂，绝非天保七年诏书所概括得那么简单，豪右兴起只是其中的一项。高洋在诏书中将州郡膨胀主要归罪于豪家大族，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的，显示了高氏政权与豪右的对立态势，高洋以此为借口打击豪右的用意也昭然若揭。这道诏书因而也为进一步认识此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启立州郡的情况与后果
在上述背景下，北魏末年曾经集中新设了不少州郡县，算得上一次设置的高潮。
约在孝昌二年，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47]魏兰根曾具体负责过此事，史称“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兰根为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48]，实际上孝昌末设置郡县不限于这四个州，而是遍及华北各地，关中地区也有增设。[49]《魏书·地形志》中所载的州郡县不少就是孝昌以后至北魏灭亡前新设的。这些州郡的出现应与灵太后的诏书有关。根据《魏书·地形志》上与中的记载，增设（含恢复旧置）的州郡县[50]见下表：
州郡县小计
孝昌元年（525）东徐州临涣郡石艾县[51]1州1郡1县
孝昌二年（526）殷州乐平郡 砀郡 阳城郡平昌县 辽阳县 乐平县 新安县 浚仪县 安阳县1州 3郡 6县
孝昌三年（527）西兖州北绛郡 东济北郡 蕃郡 盱眙郡 汝北郡西新安县1州 5郡 1县
孝昌初宜阳郡1郡
孝昌中唐州（晋州）襄州[52]广宗郡 黎阳郡 北平郡 邵郡泰宁郡 陈留郡舞阴郡 期城郡 北南阳郡北修武县 黎阳县[53] 重平县 永安县 隰城县 介休县 河阳县 东永安县 西河县 西濩泽县 高延县[54]西聊县 曲梁县 原武县 城安县 考阳县[55] 康城县2州 9郡 17县
武泰元年（528）
建义元年、永安元年颍州[56] 南汾州[57]林虑郡 襄垣郡 永安郡 冀氏郡 南绛郡 义宁郡 东平郡 阳夏郡[58] 汝南郡长乐县 东黎县 襄垣县五原县 建义县 冀氏县 合阳县 小乡县 团城县 义宁县 安泽县 沁源县2州 9郡 12县
永安二年（529）胶州 北徐州巨鹿郡 东武郡宋子县西经县 廮遥县2州 2郡 3县
永安三年（530）建明元年郢州1州
永安中建州 蔚州 显州 广州北广平郡[59] 高都郡 长平郡 五城郡 始昌郡 忠义郡 定戎郡建平郡 定陵郡 汉广郡武城县 高平县 隰城县 介休县 五城县 干门县 兰泉县 苇池县 杨柳县 零山县 阳林县 升原县 赤谷县 扶其县 梁乡县4州 10郡 15县
普泰元年（531）中兴元年安德郡（沧州）南清河郡2郡
中兴二年（532）太昌元年 永兴元年 永熙元年昌黎郡归顺县 延民县1郡2县
中兴中安德郡（冀州）1郡
永熙中陕州[60]辽东郡 建德郡 高柳郡盛乐郡 建安郡 真兴郡龙城县 广兴县 太平县 新昌县 石城县 还安县 云阳县 永定县 永乐县 真兴县 建义县 南恩县1州6郡 12县
小计15506915州 50郡 69县
上述州郡县都是在北魏末不到10年间设置的，《地形志》记载难称详备，其中不少郡县下未言设置时间，因此实际增置的州郡县应多于上面的统计。另外，史书中出现的一些新置的州郡，如《北齐书·高乾传》提到的魏末设的“东冀州”与同书《李元忠传附李愍传》提及的新立的“易阳郡”，《地形志》中均无记载，稍后朝廷曾对新立的州郡县做过调整，《魏书·元天穆传》“台申汰简所授郡县”指的应是此事。尽管如此，汰简后保存下来的新设州郡县在数量上仍颇为可观。西汉武帝时全国不过13州，109个郡国；到东汉末州也只有14个，郡国105个。北魏末增置的州数已超过汉代全国的数目，郡亦近其半，而魏末新增州郡仅分布在相当于今天华北地区的范围内，面积只及汉代国土的1/3或1/4。不难想见魏末州郡日趋密布，辖区日蹙的情景。
这种滥置州郡的现象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魏书·地形志》所反映的东魏末年的情况可以提供些帮助。《魏书·地形志》记载的行政区划没有统一的标准年代，相当于东魏的区域是以东魏武定年间的资料为准，且“州郡创改，随而注之”。[61]其中有些资料是武定八年的。[62]可以相信，《地形志》中东魏部分的州郡设置反映了直至北齐建立前的武定末年情况，用这些资料来分析北齐天保以前的情形是合适的。
根据《魏书·地形志》上与中的统计，东魏武定中全国共有80州，349郡与1046（1048）县。[63]平均一州辖4.4郡，13.1县；一郡平均辖3.0县。这组数据乍一看并不特殊，如果与东汉、西晋时的情况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根据《续汉书·郡国志》与《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将全国与相当于东魏辖区的州郡县的数目及比例分别统计制成下表：
东汉全国东汉局部[64]西晋全国西晋局部东汉全国比例东汉局部比例西晋全国比例西晋局部比例
州136.37197.031111
郡（国）10547.5816459.368.17.478.68.44
县（邑道侯国）1180548123242690.886.564.860.6
比较上面几组数据，到东魏末年，滥置州郡县的确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在面积相同的地域内，东汉设置不到7个州，西晋为7个，而东魏则猛増至80个，多了10余倍，增长最显着。郡增长了6-7倍，县为2倍左右。
宏观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翻检《魏书·地形志》，同样会感到这一弊病的严重程度。《地形志上》有不少州郡空有郡县编制而无实土，寄治于其它州内，如南营州“孝昌中营州陷，永熙二年置。寄治英雄城”，类似的还有“寄治幽州宣都城”的东燕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的恒州、“寄治并州界”的朔州、云州、西夏州等等。[65]南方则有不少自梁朝归附之地，州郡县规模很小。如魏因梁而设的仁州、西淮州所属均只有一郡二县，沙州所辖只有二郡二县。阳州以下的与梁毗邻的“缘边新附”23州一共只有109郡，227县。[66]一州平均有4.7个郡，10个县，一郡平均辖2.1个县。州郡比略高于全国，郡县比则低于全国。州郡县的设置上同样存在问题。这些州郡所辖的人口也相当寡少，东魏武定二年设立的北荆州只有933户、4056口，却下辖3郡8县[67]，平均1郡311户，1千余口；1县不到120户，500多口。南汾州的则户口更少，它所辖的南吐京郡仅有一县，户32,口73；北吐京郡领4县，也只有88户，351口；西定阳郡仅领1县，42户，140口。[68]1县的人口规模和一个村落差不多。按照北齐的规定，最低的一等郡也有僚佐103人；最低的一等县有僚佐30人。[69]在如此规模的郡县中照此设立机构，安置僚佐，称之为“十羊九牧”真不过分。
北齐时境内出现如此多的州郡县，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往上追溯可以追到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政权纷立，竞置州郡。至北魏统一北方，州郡县已然较西晋膨胀许多。北魏亦时有分置，太和十年立三长后，朝廷控制的人口增加，也曾对行政区划作过全面的调整，新增不少州郡县，当时全国有州37个。[70]此时北魏的国土只及西晋之半，但“州”的数量已是西晋19州的2倍。此后州郡的分置不断。宣武帝正始末年“诏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旷，令（范）绍量度处所，更立一州。绍以谯城形要之所，置州为便，遂立南兖”[71]，不过是详细记载设立背景的一例。检《魏书·地形志》还可以找到不少相似的情况。单就行政区划而言，问题确实已经相当严重。
三 高欢父子与豪右：天保七年并省的背景
魏末动荡中应募而起的地方豪右并没有使魏廷摆脱内乱危机，最终是来自北边的胡人力量，先是尔朱荣，后是高欢与宇文泰，平定域内。尽管如此，地方豪右已成为政治舞台上难以忽视的力量，任何新兴的朝廷不得不认真面对。
高洋的诏书完全是从批评的角度论述魏末豪右的兴起，反映了高氏政权与豪右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也正是高氏掌权后采取包括并省州郡县等一系列削弱、打击豪右势力的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其具体的背景只有结合高氏政权形成过程才能解释清楚。
（一）高欢崛起与赵魏之豪
北魏末年的动乱得以平定，主要依靠的是尔朱荣为首的代北胡人武装，各地豪右也出力不少。而从尔朱荣集团中分离出来的高欢所依靠的主要是“盖（疑为“燕”字之讹）代之杰”与“赵魏之豪”。[72]后者中如高乾、封隆之等对高欢起兵，取得韩陵一役的胜利以及控制魏廷发挥重要作用，但相对于“盖代之杰”，也只能屈居其后。《北齐书·高乾封隆之传论》：“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诚为的论。高欢的起家班底除了“赵魏之豪”，还有个别其它地区的豪右，如河东的薛修义。此人死后得配飨文宣帝高洋的庙庭[73]，可见当年在高氏兴起时的贡献。高欢军队的主力由鲜卑人组成，将帅则多是其亲旧，核心为高欢在怀朔镇时的故人及代郡的故人，以及自杜洛周、葛荣与尔朱氏等投奔的北镇部众。[74]
如果说高欢信都起兵至韩陵之战时兵力犹寡，尚需当地汉族豪右支持的话[75]，等到韩陵一战击败尔朱集团主力，进而据有晋阳，袭杀尔朱兆后，六镇主力基本掌握在高欢手中。永熙三年（534年）初，高欢与北魏出帝矛盾日深，几乎兵戎相见，高欢上表示其兵力：“荆州绾接蛮左，密迩畿服，关陇恃远，将有逆图。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厍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瀛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济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征江左。皆约所部，伏听处分。”[76]各路兵马总共24万，其中只有7万山东兵是汉人，余下17万人均应是鲜卑等胡人或胡化汉人。以上兵力或有夸大之词，但此时高欢兵力陡增，且多为六镇鲜卑人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种形势下，高欢对汉族军队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高、封等“赵魏之豪”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下降了。
在北齐朝廷眼中，两种力量中更为依重也是前者。北齐高演登基，旋即在皇建元年（560年）十一月下诏“以故太师尉景、故太师窦泰、故太师太原王娄昭、故太宰章武王厍狄干、故太尉段荣、故太师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师高乾、故司徒莫多娄贷文、故太保刘贵、故太保封祖裔、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三人配飨太祖庙庭，故太师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韩轨、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故太师高昂、故大司马刘丰、故太师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绍宗七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故司空薛修义、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显祖庙庭。”[77]在高演所列的配飨三祖庙的功臣名单中多数是所谓“盖代之豪”，出于“赵魏”的汉人大族只有高乾、高昂兄弟与封隆之（封祖裔）三人而已。
在正史传记的安排上同样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北齐书为唐人李百药在其父李德林旧稿基础上修成，后多有残缺，但关于北齐功臣的诸传基本为李百药原本，可见其设想。从卷一五至二二为建立高齐的诸功臣列传，卷一五至二○均属“盖代之豪”，为高欢亲旧，或早年投靠高欢“宣力霸朝”者，其后的卷二一、二二方为高、封、李、卢等“赵魏之豪”。前者中有些人的功劳显然远逊于后者，但地位却先于后者。此中意蕴颇堪回味。
（二）各地豪右与高欢父子的纠葛
赵魏之豪以外，魏末各地乘时而起的豪右作为第三股势力与高氏实无直接的关系，并非他所依靠的力量。这些豪右北魏末年因从征出资获得官职，出入地方政权，但他们与高氏素无瓜葛，所得的官职也是北魏所授。高氏新起，又出自六镇，曾为仇视汉人的尔朱荣部下，深浅难测，豪右不会立即向高氏奉表纳忠，高氏政权也不会立即主动将他们视为可依靠的力量。双方需要相互试探与磨合。
双方的首次接触就是以豪右南叛而告终。高欢信都起兵不久，攻占邺城，永熙元年（532年）正月，青州建义，响应高欢，大都督崔灵珍与耿翔皆“遣使归附”，声援高欢。这是赵魏以外的第一支景从高氏的队伍。此时尔朱兆等势力正炽，高欢甫张旗帜，声威有限，兵马寡少，青州与冀州不相毗邻，崔、耿只是遣使归附，而非双方并力携手，不能壮大高欢实力，但对鼓舞士气，极为重要。崔灵珍当出自清河崔氏，为当地大族，耿翔姓氏不显，家世不详，似无法与崔氏相比，但能召集部曲，号令一方，自封大都督，属当地豪右应无疑义。两人在高氏夺权中的作为，史书无载。不过，次年四月，高欢已彻底消灭尔朱氏势力，控制北魏朝廷，耿翔复据青州反，并南连萧梁，史称“青州人耿翔袭据胶州，杀刺史裴粲，通于萧衍”。[78]此耿翔与上面提到的遣使归附高欢的耿翔应是同一人。史书称此人为“青州人”或“青州民”[79]，按《魏书》通例，起兵反叛者如有官阶，例加说明[80]，据此，耿翔此时犹无任何官职，高欢对率先响应他的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回报，这或许是耿翔潜通萧梁的原因。耿翔首鼠两端不能不使高欢对各地豪右心存狐疑，高欢对豪右的冷淡反应也难以使豪右踊跃响应。
实际上，包括高欢在内的六镇武人之所以起兵反魏，就是对士族与洛阳汉化的鲜卑贵族不满。河阴之变，公卿涂地，也没能消除他们与中原大族的隔阂。建义元年（528年），河北大族邢杲率众反叛于青州，次年，朝廷遣元天穆讨伐，此时得到萧衍支持的元颢已克鄚城（一说鄼城），天穆集文武议讨伐先后，除了薛琡，众人均以为应先讨邢杲。后杲请降，未得到赦免，反遭问斩，均显现了六镇武将对河北大族的仇视。[81]高欢恰恰也随元天穆参加了此役[82]，孙腾、慕容绍宗、于谨、侯莫陈崇、侯莫陈顺、宇文贵等亦预此役。[83]高欢日后依靠高、封、李、卢等河北大族信都建义，实是因他力量有限，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方面，包括高乾在内的河北大族对于尔朱荣屠戮士族也相当不安，先后托附魏庄帝与刘灵助[84]，对出自尔朱兆麾下、且非汉人[85]的高欢一开始也是“众情莫不惶惧”[86]，不无疑虑。双方的隔阂并不会因一时携手而消失。高欢一旦羽翼丰满，他与大族的蜜月也就走到了终点。河北大族的代表高乾被赐死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87]
永熙三年（534年）七月孝武帝西奔，十月，孝静帝立并迁都邺城，局势粗定，高欢完全控制了东魏朝廷，开始逐步翦除异己势力，其中包括了各地的豪右。
迁都不久，高欢的亲信高隆之建议解除内地州郡牧守的兵权，史称“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诏皆如表。”[88]高隆之此表当上于天平年间。孝静帝立，改号天平，高欢主政，他曾对边要之地的刺史做过全面调整，用其“亲旧故人”出任缘边诸州的刺史。迁都邺城时改洛阳为洛州，元弼为洛州刺史，镇洛阳。[89]此人非高欢亲信，旋即为韩贤所取代。史称“天平初，（韩贤）为洛州刺史”，贤“素为高祖（高欢）所知”，“高祖起义……贤仍潜遣使人通诚于高祖”，属于高欢的“乡邑故人”“帝乡之亲”[90]，故有此任。史书中多见“天平初”出任某州刺史的记载，两人的交代也证明天平初高欢曾对重要的州牧做过调整。
根据史书，将天平初年东魏缘边诸州自西向东，从北到南，列于下，并附有当时可考的刺史：
晋州（治白马城），高市贵“天平初，复除晋州刺史”《北齐书》卷一九本传
南汾州（治定阳），尧奋“从高祖平邺，破尔朱兆等，……出为南汾州刺史”《北齐书》卷二○本传
泰州（治蒲坂，天平初复，后陷），韩轨“从破尔朱兆于赤洪岭，再迁泰州刺史”，《北齐书》卷一五本传
东雍州（治郑），慕容俨，《北齐书》卷二○本传
陕州（治陕天平初复，后陷），刘贵“天平初，除陕州刺史”，《北齐书》卷一九本传
华州（治华阴），叱列平“复从领军娄昭讨樊子鹄平之，授使持节，华州刺史”，《北齐书》卷二○本传
洛州（治洛阳），韩贤“天平初，为洛州刺史”《北齐书》卷一九本传
荆州（治穰城），王则“天平初，行荆州事，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六州军事，荆州刺史”，《北齐书》卷二○本传
阳州（治宜阳 天平初置，寻陷，武定初复），薛喜（天平二年）、慕容绍宗、蔡儁（至天平三年七月），《周书》卷四三《李延孙传》、《北齐书》卷二○《慕容绍宗传》、卷一九《蔡儁传》[91]
广州（治鲁阳），赵育（天平三年），《北齐书》卷二○《尧雄传》
东荆州（治比阳），尧峻、李愍（魔怜）（天平二年死），《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38页、《北齐书》卷二二本传、《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豫州（治上蔡），尧雄“魏武帝入关，……随高昂破贺拔胜于穰城，周旋征讨三荆，仍除二豫、扬、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北齐书》卷二○本传、《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
北扬州（治项天平二年置），那椿（天平三年），《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南兖州（治小黄），尧杰“率众随樊子鹄讨元树于谯城，平之。仍除南兖州，……寻加行兖州事。元象初，……出为磨城镇大都督”《北齐书》卷二○本传
徐州（治彭城），任延敬“天平初，复拜侍中，……寻为行台仆射，除徐州刺史”，《北齐书》卷一九本传
北徐州（治即丘），不详
上列诸人，除个别身世不详外，或是高欢的“乡邑故人”，如韩轨、韩贤、蔡儁、王怀、刘贵、任延敬、高市贵；或是早年投靠高欢的将领，如尧氏兄弟、王则、叱列平、慕容绍宗与慕容俨；或赵魏之豪（李愍），均属于高欢的亲信。边要之地由这些人率兵驻扎，自然可以放心。而内地的重要州郡亦由重臣出掌：尉景为冀州刺史[92]、侯景为定州刺史、高隆之为并州刺史[93]、蔡儁为济州刺史。[94]这种安排应与高欢初主魏廷，大量非嫡系力量尚存密切相联。更具体而言，建号天平后一个月爆发的樊子鹄的起兵给高欢敲响了警钟，使他进一步意识到境内并非所有力量都与他同心同德。
永熙三年（534年）十月改号天平，魏廷开始北迁邺城，十一月，孝静帝未至邺城，兖州刺史樊子鹄、南青州刺史大野拔便据瑕丘反，次年正月，樊子鹄被杀，兖州平。[95]樊子鹄虽也出自尔朱荣府中，却非高欢嫡系，且素受魏孝武帝重用。孝武西奔，子鹄起兵[96]，两事应存因果。此乱旋起旋落，似影响不大，但对高欢而言，使他意识到自己虽控制了魏廷，但根基不牢，力量有限，散布各地的异己力量仍是潜在威胁。高隆之的上表应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这一意在弱枝强干的措施，针对的是非高欢嫡系的各种力量，其中就包括那些“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的豪家大族。这些豪右与高氏原无瓜葛，他们拥兵自重，随时可能兴兵反叛，高氏不能不有所防范。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在概述北齐豪族情况后说“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97]，这大概也道出了此前高欢的想法。去除兵权，瓦解造反的基础，是稳定高氏控制的局面上极为重要的一着棋。
朝廷采纳高隆之建议后，州郡兵多被裁撤，仅存河阳道兵与幽州道兵[98]，豪右的私家部曲也应遭到禁止。天平以后，部曲已不能随意组合，须得朝廷允许。[99]得到许可的也仅限于少数从龙的汉族功臣，如高季式、封子绘、崔 与高欢心腹亲旧，如斛律光、高岳、高归彦。[100]卢勇为阳州刺史，武定二年（544年）卒，死前将马五百匹、甲仗六车献给朝廷。阳州地处东魏西南，毗邻西魏，为缘边要地，私马仗对于台军不无帮助。卢勇为范阳卢文伟族人，尔朱灭后投身高欢，亦属佐命功臣。尽管如此，勇也颇为不安，刺史任上启求入朝，高欢手书安慰，允许“卿之妻子任在州住”，并勉励他“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101]勇临死前献马仗于朝，向高欢表忠，免其疑心，也为其子孙立世提供了保证。卢勇之死距高慎西叛不久，高慎之叛，使高欢对赵魏之豪也难以放心（详后）。献马仗事暴露出高氏对拥有私家部曲的豪右的压力，以及拥有私部曲者的忐忑之心。而这些豪右实际以辅其起兵的赵魏之豪为主。
高隆之是汉人，后“高祖命为从弟，仍云渤海蓚人”，但他早在平羊侃时就“与高祖深相结托”，后更与孙腾、司马子如等汉人一道成为高欢的心腹。史称“齐运勃兴，孙、高陈力”，“并是潜德僚寀，早申任遇，”[102]类似的还有杨愔。他们是以个人形式结交高欢，为他出谋划策，身后并无庞大的乡里部曲势力。因其兴衰荣辱均系于高氏，他们与高氏集团及后来的高氏政权的关系也更为牢固。当时尚是元氏天下，由高欢出面过于明显，经高隆之倡议，比较和缓，不致激起严重的反响。这一建议是出自高欢的授意，还是高隆之个人的胸意，并不重要，关键是建议的内容正中高欢的下怀，且建议一出，并未见反对者，顺利地解除了内地牧守的兵权，可以说不费力就达到了高氏消除异己，巩固地位的构想。
解除内地牧守的兵权，控制部曲的召集，也就限制了包括豪右在内的异己势力的军权，基本铲除了反叛的可能。通观东魏北齐历史，东魏时期变乱较多，北齐较少，基层统治稳固[103]，可证明此策确有成效。此后，随着高澄入邺辅政，又废除了实行了近20年的“停年格”，豪右的仕途又生坎坷。
东魏元象元年（538年），高澄摄吏部尚书，史称“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104]，所谓“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指的是崔亮在北魏神龟中羽林之乱后设立的“停年格”。该制的基本原则是“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也就是待选的官员无论品行才能，一律按解除上次职务的时间排序，时间早的先行任用。以“停解日月”这一明确的外在条件作为任官的唯一标准，无论贤愚，只要耐心等待，候选者早晚都可得到实官。北魏末期，做守令一任6年后要停解6年才能再次任职。[105]对于那些空有“散官”头衔而长期得不到职事官的“职人”，这一“格制”的施行使得他们有望获得实官；那些“不解书计，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不一定具备治世才能的勋人、武人，通过这一办法也可“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出任地方守令，故此制一出“沉滞者皆称其能”。[106]尽管反对声浪不断，此后甄琛、元修义、元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107]，一直沿用到东魏。
对于才行不高者，实行“停年格”确属福音，它提供了获得“实官”的保障。那些乘魏末之乱而起的各地豪右，多半都是“率性豪侠”“有武力”“粗犷无赖”“少雄武，有胆力”，而乏治世才干，若按通常依“人地”选举，无法得到“实官”。“停年格”的存在，则保证了他们能够得到“实官”，其中最多的仍是州郡县的牧守令长及其僚佐。[108]高澄废止“停年格”，复重视“人地”“才名”，豪右入仕之途自然会平添不少障碍。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汉族高门士人藉此进入了东魏政坛，史称高澄摄选“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109]入选的高门士族声望虽高，在乡里却未见有什么部曲，便于朝廷驱使。
高澄之后历文宣一朝至废帝间长期掌选的杨愔，为弘农人，司空杨津之子，累世公卿，属魏世高门。他“风表鉴裁，为朝野所称”，换言之，他的人伦见识得到朝廷内外的认同，其选人标准与当权者是完全一致的。他典选二十余年，“奖擢人伦，以为己任”“取士多以言貌”[110]，那些以“豪侠”出名而才学无闻的豪右用杨愔的“言貌”来衡量很难合格，要得到实官恐怕并非易事。废停年格亦是高氏削弱汉族豪右势力的又一步棋，杨愔长期控制吏部，则使这一措施得到长期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