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章：回忆唐长孺先生

唐长孺先生（1911-1994）

何德章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2年4月，我基本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去向便成了最为紧迫的事情。在那个人人下海、教授越教越瘦的特定时期，不能留在至今心灵所系的北大，我对于工作的选择亦不再执着于学术一途，到广州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改变长期求学的清贫境况，成为主要的构想，并基本上与用人单位达成意向。那时文科博士并不太多，北大毕业生在那个全中国人都视为遍地黄金的地方找份工作还并不难，只是回想求学6年的艰辛，常有不甘之心。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与学术泰斗唐长孺先生结下学术之缘，事后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这年5月，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在京西宾馆开会，武汉大学朱雷教授与业师田余庆先生同时与会，他们在闲暇时聊起唐先生、聊起学术现状，也聊到一些学术上有希望的青年却因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而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其间田先生谈到我的情况，并试探性地询问武大唐先生那里是否可以接纳，朱雷先生当即打电话请示唐先生，唐先生表示：“田先生的学生我放心。”这一句话，最终决定了我的工作去向。当然，这一过程是事后田先生、朱先生从不同侧面告诉我的。

       当田先生要我准备“赴武大学习”时，我有些愕然，因为湖北从未去过，武汉大学亦从未进入过工作选择的范围，那里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同学。而且唐先生要人，田先生示意我不能讲任何条件，诸如住房、爱人调动，一概不能提，所有这些，都不是急于改变生活清贫现状的我能全部接受的。但唐先生的论著从本科开始就在读，研究生六年一直是精神食粮，是我形成对魏晋南北朝历史了解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是自己能够摸索相关历史问题的重要参照体系，精神的魅力，加上不违师命的古代文人似的朴素情感，最终促使我在7月14日孤身一人，携一行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繁华京都，来到陌生的武汉大学。之所以在14日报到，乃因为当天报到可以拿全月工资，晚一天就只有半月的薪水，按北京话说，那可是“一千多大毛”(即一百多元，这样说可以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在当时还是很诱人的。

       没有房子，报到当天只能在系办公室的沙发上暂时栖身。傍晚时分，朱雷先生叫上我一道去拜访唐先生。当时已无心欣赏落日余晖中美丽的武大校园，完全处在第一次拜问大学者的紧张与不安之中。最后被朱先生引进山边一座三层小楼前，后来我知道这座六个四室一厅小楼是当时全武大最好的教师住房，所住均是学术名流，唐先生楼上住的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名宿吴于廑先生，楼下则是生物学界著名学者高尚荫先生，当时武大似乎没有“教师为本”的口号，但教师确确实实地受到尊重。

       唐先生在自己的书房等我们，进去时，房间的灯很暗，后来我知道唐先生饭后喜欢将房间的灯光打暗，在座椅上听听收音机，小憩一会。当时我不适应，只见昏暗的狭长的房间中，一壁顶天立地的书柜全是书，靠近窗户一侧是一张很大的但明显破旧的书桌，书桌旁是一张只能用破旧来形容的一张高靠背椅子，皮制坐位下陷得很厉害，窗子外面的阳台几乎完全被暗绿色的爬山虎遮蔽，使房间显得更加昏暗。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随意地躺房子中间一张极为古旧的竹凉躺椅上，凉椅旁边是一张宽一米左右的木床。我们进去时，老人没有任何表示，朱先生示意我在床边的藤椅上坐下。感觉中过了很久，老人才回过头来，对朱先生说声:“来了？”朱先生立即以立正的姿势向老人说，这位是田先生的学生，今天来报道。我立即起身问唐先生好，并代致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的问候。唐先生点了点头，没有更多的话，沉默了许久，朱先生表示告退，我亦逡巡起身。这时，唐先生突然问:“朱雷，小何今晚住哪里呀。”朱先生告知系办沙发，唐先生说:“那蚊虫多怎么办？”朱先生想了想说家中有一电灭蚊器，可以让我带去用。唐先生颔首表示同意。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有一种要掉泪的冲动。这就是唐先生，学为泰斗，但同时会关注蚊子这样的小问题。后来我知道，唐先生面对不熟悉的生人，言语极少，只是性格的原因，绝非大学者的傲慢。

       随后两年，有幸被唐先生认可为学术助手，日渐熟悉，最后一年先生病中，更是日侍于侧，学术之外，唐先生亦乐于谈论人事世事，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记述，涉及的一些内容当然亦不可能直陈，兹就感受较深的一些作一回忆。

       作为教师，唐先生一直没有停止过教学活动。1992年秋，朱雷教授新招两名博士生石云涛、程存洁，请唐先生给他们开一门课。唐先生决定讲授已交出版社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基本内容。随后两三个月，每周一次，一次两个多小时，从未间断，我作为助手，既参加听课，亦协助先生准备必要的材料。当时唐先生左眼全无视力，右眼正对光线可以非常困难地阅读字体较大的线装本书籍，虽然上课涉及的史料唐先生早已烂熟于心，但为了将要讲述的材料弄准确，他还是经常自己或让我代查相关史料，再读一遍。随着课程的进展，唐先生越来越显得疲惫，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时肝癌早已侵蚀着先生。我有幸聆听先生最后一次讲授，同时深深感受到先生对于教学所持的一丝不苟的态度。

       先生记忆力非常惊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史料可以随口说出自某一卷书，复述其内容虽不能字字不漏，亦大致相同。先生早年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泽咸教授来拜问先生，说起他们那儿一位学术后进李锦绣女士，赞口不绝，说该女士能背诵全部《左传》。事后唐先生与我聊起此事，大不以为然，说《左传》虽重要，个字不漏的背诵却有些夸张，亦无必要。并说自己早年亦诵读过《左传》，但并未全文背诵，兴之所至，先生朗声背诵起来，诵出的有三四百字的样子。早年诵读，多年未再涉及，而80多岁时仍能背出，可以想见先生记忆力多好。这在当时没有更多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应是唐先生能成为学术大师的重要条件。

       先生治学博采众家之长。先生生于1911年，早年生活环境较为优越，其舅氏刘承幹为著名藏书家，先生幼年每每至舅氏藏书楼嘉业堂读书。我于2003年深冬拜访过嘉业堂，一座占地三千多平米的古色古香的两层四合院小楼，全是藏书空间，院内四壁为各种题匾、画像，在在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正门前是一个不小的山水皆具的江南小园林，徜佯其间，我甚至能感受到唐先生早年读书的身影。但先生告诉过我，他少年不经事，到嘉业堂借阅的书籍多是三国、水浒之类的故事书，“如入宝山，空手而归”。虽然如此，早年读书经历及嘉业堂所构建的浓厚的人文氛围，应当对先生后来治学有着不可或缺的潜在影响。先生后来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主修的是英语，大学毕业回乡任教，英语之外，附带上中国历史，因读吕思勉先生的《简明中国史》，遂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并向吕先生致信请益，受吕先生《中国民族史》影响，开始研究蒙元历史，并撰写出一组论文，吕先生大为赏识，将其调进光华大学作历史学讲师。两年后，中日战火延及上海，先生辗转西迁，至蓝田国师亦即钱钟书先生《围城》描述过的三闾大学任副教授。两年后再次西迁至乐山武汉大学任史学科副教授。随后，陈寅格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继发表，先生感佩于陈先生治学方法，并为其揭示的魏晋隋唐历史脉络所吸引，转而研读魏晋隋唐史，并受陈先生影响，对制度史的流变展开研究，撰成《唐书兵志笺正》，1946年，以此稿本递交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匿名评审通过，晋升教授。后来得知，评审专家即为陈寅格先生。唐先生虽未亲炙于陈先生门下，但深受陈先生影响，自称乃陈先生“教外别传”。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后，寄送陈寅格先生，陈先生夫人唐筼先生代写的回信唐先生一直珍藏，曾摸索着从书案的抽屉中找出来让我观赏，与我等后辈珍视前辈学者的信件、手迹并无二致。所以先生晚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出版后，有门下弟子撰评，将唐先生与陈先生相比较，并认为唐先生在学术上超过陈先生，唐先生勃然大怒，听说后立即打电话痛责，并严厉要求将已送香港某杂志的书评索回，他当时对我说:“我怎么能与陈先生相比！”唐先生从吕先生那样的叙述史学风格转为问题史学，与陈先生的影响关系甚大。唐先生在武大任教后，学术前辈李剑农先生亦执武大史学教席，李先生主要研究中古时期的经济史，唐先生常相请益，执弟子之礼，这对于唐先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唐先生一生将吕先生、陈先生、李先生视为自己治学的三位导师。

       先生在学术上从不固步自封。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逐步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唐先生亦预其流，认真研读过不少马列著作。他后来关注魏晋隋唐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的变动、社会生产关系等问题，在玄学探讨中将思想与社会阶层的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于玄学研究别开生面，都无疑与此有关。但唐先生得其精髓，将理论用于寻找研究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理路，鲜见于行文中成段抄录马列论述，用史学的材料附会论证“经典”，遂因此比同时代大多数自诩以理论见长的学者高明，也更具学术生命力。在先生最后时日，要求我在家中阳台代他烧掉五本厚厚的日记，我不能不照办，烧这些日记时翻过其中一本，大致均是学习马列的读书笔记，我想先生不是要抹去他学习马列的事实，而是日记中很有可能提到那个特殊时代一些是非颠倒的人与事，先生不想给一些健在的当事人留下不利的影响。尽管唐先生的学问深受学界推重，但先生对于学术界的相关进展极为关注，哪怕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学的有益的研究成果，唐先生亦认真地吸取。93年，北大马克垚先生关于英国王权与政治结构的研究著作出版，先生认为可以有助于理解中国古史，要我每日为他阅读，他非常认真的听，并不时加以点评，与中国历史中的一些现象作比较。我随时代他翻检最新的学术论文，先给他读题目，这些论文当然十有八九没有新意，但先生能敏锐地意识到某篇题目下可能有好的学术探讨，便要我找来给他诵读全文，或是读后汇报文中主要的观点。在读过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等论文后，唐先生决定给他并不认识的胡宝国写信，大意是肯定与鼓励，并称自己受益良多。我想这封我记录由唐先生签名的信件，一定会成为宝国珍藏的礼物及学术上再上一层的推动力。

       唐先生从未停止过在学术上进行新的探索。他在接近70岁时率领一批人员进行新出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形成十卷《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撰写一批学术论文，揭示文书与历史文献结合探讨魏晋唐历史的方法，影响一大批后进学者，形成中国吐鲁番学。在他最后两年，还撰写了《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南朝高僧与儒学》、《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等重要论文，其中《论南朝文学的北传》长达两万字，从汉代传统述及宋代文风，观点鲜明，史料翔实，这对于一位80高龄且双目近于失明的老人来说，可以想见需要多大的毅力。在撰写该文的过程中，唐先生绝不因身体状况为由轻易放过一个疑点。为了描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后对于文风的影响，要求我遍读当时新出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中的两千多方墓志，分析其文体，作出统计分析，概述文风演变的过程。我完成这一工作用了三个月时间，但最终在文章中只是三四百字的一个段落，这种认真的态度现在也一直成为我自己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唐先生自己知道身患肝癌的情况下，还下决心通过陆云与其兄陆机之间的来往信件，探讨二陆进入洛阳后受北方玄学影响产生的文学旨趣变化，并忍受病魔的侵扰，坚持写作，第一部分考察二陆通信的具体时间与涉及到人事，三易其稿，在其生命最后一个月前基本写定，但从此先生不得不入住医院，与他心爱的学术研究告别。

       唐先生学术上要求严格，但待人宽厚。学术上的严格，每一个受他教诲的门下弟子或受他影响的其他学者，均有口碑。在他晚年，他身边的弟子虽已为副教授、教授，论文发表请他过目，他都会认真阅读，加以批改，甚至不客气地加以否定。在“反右”、“文革”的特殊时代，一些学生曾有不恭，但先生每以时代使然加以宽囿，仍然在学术上加以提携。最后两年因我日侍于侧，虽为学术助手，但事实上照顾到生活起居，先生每以为言，称无以为谢。至1994年5月，我的家属在唐先生过问下终于从四川调至武大，在北三区分得两室一厅住房，距先生寓所三四百米路程。这时先生走动已极为艰难，基本不再下楼，但执意要我陪他到我新分的住房去看一看，第一次去内人不在家，我又没带钥匙，先生怅然良久，然后返回。过了两天，先生问我拿到钥匙没有，并提出再去看一看。当时还没入住，家中啥也没有，只好将唯一一只木凳搬到阳台，陪侍先生坐了许久。从此先生再也没出过寓所，但要求他家人一定用他的工资给我家送一礼物，以示对我安家的祝贺。我写下这些，只是要说，我能理解先生的心情，他是用这种方式对我表示感谢，说明先生为人的厚道。

       唐先生虽学为泰斗，但并不以此自恃或以此骄人。我曾多次听唐先生早年弟子说过，唐先生早年曾因某位他尊重的学者未能评上一级教授，自己亦甘居二级。我本人经历过的一件事使我相信这一定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1993年底，在教师队伍严重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决定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我记得我从270元一月升到540多元，增长幅度达100%。这次工资改革当然有其原则，但不尽合理。最终确定的工资总额，我记得唐先生为1015元，而朱雷先生因是“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获得者，连升三级，工资总额为1017元。朱雷先生不敢当，向有关方面表示要自降一级，而唐先生听我说过此事后，只说了一句话:“朱雷工资竟比我高耶？”此后从未见他问及此事。唐先生病中到同济医院住院，按有关政策规定，唐先生只担任过系主任，因而不能住单间，唐先生虽表示想单独一室，但并没有向学校有关方面力争，最终还是住进了双人间。当确知自己病情后，唐先生首先想到治病可能要花一大笔钱，觉得自己没什么积蓄，要求我帮他检示早年收集的一些明清时代的字画、扇页，编成目录，并寄给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希望他能代寻买主，以备治病之需。记得姜先生回信说唐先生搜集的字画并无珍品，买主难寻且价亦不会太高，这说明唐先生虽早年即为教授，但长期生活并不宽裕。当然唐先生治病费用，学校方面是全额报销的，但唐先生并没有自己是大牌教授，一切都该学校负责的意识。看看时下，一些人作了点点成绩、有了一点点学术心得，便自诩为大师，自己小孩读书、家属工作便要求学校无条件解决，否则便以调离相威胁，容不得任何人在工资、名誉方面超过自己。现在教师的工资待遇可以说比几年前高了数倍，但只见有争待遇、争名号者，鲜见教学态度有成倍地提升、科研水平更上台阶。

       唐先生对生命的态度极为达观。1993年11月初，学校例行的高资高职身体检查，发现唐先生身体病变，校医院虽初步判断为癌变，但不敢作决定，遂转到同济医院确诊。当确诊为肝癌中晚期以后，学校、系、所有关方面都决定要向唐先生隐瞒病情，过了不久，唐先生从不断的检查、来人渐多，感觉到自己病情严重，但也未加深问，仍要求我给他读书、读论文。我有抽烟的习惯，不敢当着唐先生的面抽，总是过两个小时偷偷地跑到屋外阳台上抽上几口。一次唐先生问我是否去抽烟了，当时我很紧张，因为唐先生从80年代胃癌手术后，停止抽烟已过数年，我以为唐先生会批评我，但当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后，唐先生说:“给我一根。”此后几天，唐先生每天都要向我要几支烟抽。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他说老抽我的不好，拿钱让我给他去商店买，而且请我一起抽。从此直至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唐先生抽烟的频率渐增，最多时一天要抽半包。我现在仍坚信，唐先生恢复抽烟是对自己病情有了清醒认识后表现出来的一种听之任之的达观。当确知病情后，唐先生仍坚持完成了《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等论文，同时要我帮他将旧稿清理、归类，把自己认为不宜留下的东西烧掉。其间他对我说，以后肯定有人会想到给他出文集、选集，他认为有些文章他自己也十分不满意，千万不要收入。当时他确切告诉我的一篇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虽然唐先生并没告诉我他不收这篇论文的理由，但他当时说，如果不听他的意见而收此文:“我必为厉鬼而噬其脑。”我相信唐先生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唐先生要求过世后土葬，并与早先逝世的夫人合葬一处，要刚卯预求墓地，并得到他的认可。在唐先生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前，他请启功先生题写的自撰墓志铭终于送达，铭曰:“生于吴，没于楚。勤著述，终无补。宜室家，同甘苦，死则同穴夫与妇。”无华丽的词句，无刻意的宣扬，简略的叙述中，或许包含人生苦短的无奈，或许也包含学难匡俗之感叹。

       先生去世已整整十年了，但音容笑貌一直鲜活于我心中。每每路过唐先生住过的小楼，总有一种斯人犹在之感觉，总有一种要上去再与先生畅聊的冲动。写此小文，聊寄祭奠之意。

      录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第8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