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胠箧篇》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收摄箱囊，缄结绳约，此不过足备小贼而已。一旦巨盗至，“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绳约关纽之不牢，收藏不固，则所积不多呢。以此观之，向之守备，岂不是为大盗之资乎？那么世人眼中的“知”，所谓的“圣”，有没有为“大盗守者”呢？庄子认为是有的。以齐国为例，法圣人之治，阖四境之内，“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连圣知之法并为其所用，于是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不敢征伐。如此看来，仁义礼智那套岂不是可以随意拿来为我所用?造反的强盗，篡国的奸臣，转身一变，岂不是普通人理想中的“至圣”呢。借圣法而起的暴君（田成子以公量贷，以私量收，便是借仁义之法以济其盗贼之谋），得守斯位而放其毒，圣法寄于刑赏，而桀、纣用法以戮贤，于是那些墨守圣法的贤臣就成了被杀戮的对象。（他们受惑于圣法而至死不悟）圣人之道于他们，不仅不足以保其身，而反以害其身。以跌起大盗假之，反足以济其恶也。（陆树芝）

盗跖可谓深得其中三昧。弟子问“盗亦有道乎？”盗跖答：”何往非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这些圣勇义智仁本为禁盗，反为盗资也，盗跖借圣人之道而大行天下。知识武装了强盗。圣人生而大盗起（自托于仁义，以鸣其术）。庄子因此认为“谷虚而川竭，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使窃圣法而无所用之）。将重圣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资其法。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因此庄子又回到老子的路上来了，“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鱼失渊则藏身无所，利器明则为大盗资）、“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外无所矫，则无自失之言。弃规矩，绝钩绳，则人含其聪，不至于舍己逐物。然后就是把至德之世夸得花儿一样，当其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在上者，标举贤人，民众就会“赢粮而趋之”，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如此则天下大乱矣。知此，君主最好无为恬淡，清虚合道，知能治物。在庄子眼中，三代以下，天下汹汹，都是万物（包括人物）失其性所致，“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于是至淳之世，素朴之时，往而不返，离道背德，周行天下。

严复认为，庄周、卢梭所谓至德之世,世间固无此物,而今日非澳各洲,内地未开化之民,其所当乃至苦,如是而曰至治,何足慕乎。但是“世运之降，如岷峨之水，已下三峡，滔滔而流入荆扬 之江，乃欲逆而挽之，使之在山，虽有神禹，亦不能至。禹之所为，毋亦疏之瀹之，使之归海而无为泛滥之患而已。”这是就本篇积极的方面而言，认识到仁智礼仪信的缺失，就要想办法补弊。但是如果从政治方面考虑，本篇有很强烈的反智论倾向。绝圣弃智，岂不是“愚民”，于统治者而言民众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有违庄子的初衷，他说的“绝圣弃知”，并非仅对民众，君主亦然，目的是俱与百姓相安于淡泊。读此篇，可以在文章中体会到庄子的愤激之情。泥圣术以沾沾自喜者，可以对本篇自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