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麻|2016年读书总结
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12月31日正子时
又是一年，总得写点什么总结一下。人还是那么胖，感情又没有进展（家父家母对此甚是担忧），只能谈谈读书一事，天底下第一乐事还是读书。2016年是我有生以来读书最多的一年，基本上一个星期一本。
前几天书友们交流了今年的读书经验，惊讶于书友读书之精之广博，而我只限于史学一块，且读书粗糙，无较大收获。惭愧啊！
今年读书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在文献学，史学史还有史学理论上。
辛德勇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制造汉武帝》，通过详细考证指出温公在写武帝一朝时引用了野史笔记《汉武故事》，此书在宋代没有失传，宋人吕祖谦，明人王祎清代四库全书馆臣都指出此书不可信，从现存的此书内容，也可证明其不可信。内藤虎次郎在编写支那史学史时也指出温公在编写通鉴时对于史料选取存在的问题。
辛德勇先生更是更进一步指出温公编出不仅仅出于对于历史学术的追求，也是对服务当时政治需要（新党旧党之争）。
辛德勇先生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论证自身的观点。此书从本质上讲是一部用文献学考证之法论证学术观点的典范，也从侧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应以史料为基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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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姚念慈著此书在我看来开创了“心理史学”新写法。心理学分析只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但是很多人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这一点。而姚先生是建立在系统史料认知上，从而使用一定的心理分析法。姚先生对于康熙一朝的史料熟稔程度在国内学者中是首屈一指的，在此书中大量引用起居注史料，为我们详细勾画出康熙皇帝的内心深处。满汉大防的意识一直存在于康熙皇帝的内心深处，满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文明，但却一直在强调“保存满洲旧俗”。康熙皇帝对于汉人大臣一直存在戒备之心，尤其是在国家多事之秋（如三藩之乱，废除太子之时），康熙皇帝对于满洲政权的担忧则愈发明显。
结合当下的“新清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满人上至皇帝，下至八旗平民都深受汉文化影响，满洲皇帝的汉文化造诣超过了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但是所谓恪守满族传统也只是为维护统治需要，而不是从内心深处认可满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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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葛兆光著 先生此书是 关于思想史的写法。从本质上讲可以称作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不仅仅是记述历代大思想家的思想（这是学术史不是思想史），而是应该将视野下移，更多的关注某个时代的思想概况。也不禁想起了史学史的书写，我们的史学史过于关注史家与史著，而忽视了时代的史学思想。
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诚然，葛先生的这本煌煌巨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观点。先生也在力图说明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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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十讲》，陈梧桐、彭勇著 此书今年被评为了中华书局十佳图书，名副其实。两位先生在此书上花费了巨大心血，尤其是陈梧桐先生耄耋之年何其不易。此书体例明朗，既关注到了明代的方方面面，也同时突出了明朝历史上的变革以及明代在整个古代史上的转折地位。
尤其是对明代赋税制度的演变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从田赋改折再到英宗朝的金花银制度，到了宪宗成化年间，北方皆折银。同时徭役也在折银，到弘治朝已成为大势所趋。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嘉万年间的改革，从大礼议后的张璁桂萼改革再到最后的张居正改革，更好地阐述了此时段明代社会经济的进步。
此书作为学术读物便于入门，也可作为高校授课明史的教材（可与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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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三书》，严耕望著 “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严耕望先生的话，已经成为我的座右铭。正如我们老师所讲的“生活的清苦远比精神清苦好多了”。
此书是先生根据多年治学经历而写成的一本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对于后学的提携与谆谆教导可见一斑，故有此一说“有志于学者，可先读此书”。年初刚读完此书，感慨万千，叹前辈学人治学之艰辛，也油然而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感。
先生讲治一朝史，就要通读一朝正史，充分认识到正史的重要性，从常见史料中得出新的结论。同时也强调先读史料再有论点，不要先有论点再找史料，这样就犯史学研究的大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