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职业读书人的专业与业余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我读︱仇鹿鸣：职业读书人的专业与业余”。 书中所列好书愿与读者分享，故全文转载于此。感谢澎湃授权。图片源于网络。

职业读书人的专业与业余

仇鹿鸣 | 文

仇鹿鸣，1981年生于上海，2008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领域。

我素来没有盘点一年阅读的习惯，一来多少中了点后现代的毒，对于年终总结这种秩序感强烈的仪式怀有本能的抗拒，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在大学中以教书、做研究为稻粱谋，使我表面上具有了职业读书人的身份，但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种“职业读书人”的身份反而降低了阅读上的自由度与愉悦感，因授课、研究所需自然是要不断地披览各种相关的史料及论著，但这种阅读无疑具有相当强的目的性，而且受制于学术规范的要求及当下发达乃至过剩的学术生产力，大量围绕论文写作（或可美之名曰知识生产）所展开的阅读，不但内容颇受局限，毋庸讳言，所读论著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加之专业阅读往往并无多少公众性可言，因此要来进行盘点总结，或者推荐一二，确实让人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茫然感。蒙澎湃编辑厚意，应允给我很大的自由度，便勉力就2016年记忆中读过或浏览过，印象深刻的著作和论文做一简要的回顾，亦尽量避热趋冷，以示与通行的排行榜有所区别。

从专业阅读的角度而言，2016年印象最深的一组论文是钟焓撰写的，包括《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评介》（《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无论是对前人研究得失的评骘、对史料的分析与运用，还是借助理论工具对于研究结论的提升皆让人佩服不已。

钟焓像（李媛 绘）

在媒体上，钟焓更多的是以新清史批评者的身份而为公众所知，这多少掩盖了他本人的研究业绩。最近一两年来，新清史这一话题渐渐从学界蔓延到媒体，任何学术话题一旦被赋予公众性，其讨论往往无可避免地走向失控。目前而言，中文世界对于新清史一般的了解，仍以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较为便利，其中如罗友枝《再观清代》一文虽有删节，但在网上并不难找到完整的译本。除此之外，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一文的介绍与评述也堪称扎实周详。但就笔者对相关论著阅读的直观感受而言，或许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如果说上一代汉学家多成长于六十、七十年代左翼运动的潮流之中，因此对于中国近代的命运及其奋斗抱有相当的同情，那么1980年代以后完成学术训练的新清史研究者一方面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的对象多集中于中国的边裔与少数族群，其共情的对象已悄然发生了转移。因此，其对于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传统帝国（如列宁所谓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依旧大体保持了原有疆域与民族构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必然性与合法性抱有怀疑，甚至倾向于加以否定（如罗友枝《再观清代》被删一节），至少认为是需要讨论的话题（周锡瑞《大清如何变成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21期）。这无疑与中国学者思考与论述的起点有不小的距离，这种先天的差异使得双方的对话与评论很容易导向情绪化，互相质疑对方的研究预设（中国学者或许被天然地视为民族主义者），如柯娇燕在网上贴出的回应文字中多处质疑何炳棣写作《捍卫汉化》一文时的身体状况（Ho, a revered scholar then retired and known to be in uncertain health, would have been the last individual against whom other scholars would evince indignation. We know that even geniuses can have a bad day and produce a ponderous irrelevance such as Ho 1998，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毫无疑问，攻击研究者具有政治目的已超越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畴，但柯娇燕对何炳棣身体状况轻率的评论，恐怕也距离政治正确稍远。事实上，何先生的坏脾气与好身体同样为众周知，何炳棣的反驳文发表于1998年，在此之后，还出版了相当轰动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之后又发表关于先秦诸子的论著，直至2012年辞世。

如果细读过钟焓的论文，其实不难体会他个人对于新清史的批评最初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作为一个民族史学者，钟焓本人的研究其实非常重视内亚视角，对于各种流行的理论工具也并不陌生，但他的研究路向或仍倾向于传统的东方学，即强调考据，以廓清史实为研究的第一要义，对于历史性质的解释与判断则属于锦上添花。因此，他发表的长篇述评《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语种史料考辨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上篇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7辑，但下篇似未见刊出），我最早在往复上读到，不但是国内学者在学理上对于新清史最为系统的批评，恐怕更反映出作者与新清史研究者在治学理路上的分歧，尽管他们都强调内亚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从目前不多的译介中不难注意到，新清史特别是新清史2.0所涉及的很多议题，确实是传统的清史领域关注不多的，至于在新清史的脉络下被凸现的种种面向，是否足以改变我们对清帝国性质的认识，待到热度冷却后，自可以交付学术史来加以检验。

另外印象较深的两种专著是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两书作者的背景与写作的年份皆大不相同，但两书研究的时段恰好接续，讨论了从王安石变法落幕到绍兴和议成立这段历史，关涉传统宋史领域中聚讼最多，同时也是评价受时势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王安石与秦桧。方书中虽未正面讨论王安石，但众所周知从哲宗至徽宗朝政治的起落皆围绕着如何承续、评价王安石变法的遗产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摆脱了传统以党争为中心的政治史分析框架，而是以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的变易为中心，其中后面三章皆围绕徽宗朝展开，一改传统鉴戒史学意义上徽宗昏庸无能、贪图逸乐的刻板形象，特别是对于徽宗与蔡京关系的分析，徽宗如何运用御笔和内批灵活地行使皇权及对“丰亨豫大”这一政治话语的解说，令人印象深刻。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

寺地遵一书日文本出版于1988年，台译本1995年便已出版，并不能算是新作。作者对于南宋初期政治史的探讨，大体围绕着宋高宗作为一个侥幸从开封之围中脱逃的亲王，在缺乏可以依凭可靠力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收兵权、整合财政、获得金人承认这三大问题，进而奠定南宋偏安的基础。某种意义上南宋初期的政治形势或可以与东晋初相比附，只是高宗面临的局势较东晋更为严峻，要面对金这一持续施压的强大外敌。根据作者的讨论，兵权与财政问题互相关联，因此和战之争中，和议最终占据上风，后一个问题则关系到高宗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绍兴和议最终稳定了金、宋局势，使得高宗的统治体制得以最终成立，作者以此为基点考察了高宗对于秦桧的信用与纵容。本书的长处在于对政治过程的动态分析，因此尽管也采取了党派对立的论述模式，但不显得生硬。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划分政治党派时，将吕颐浩、秦桧归入北宋权门的余绪，又将李光视为江南地主阶层的代表，有意在北宋政治的延长线上观察南宋政权的构成，而方书中对于徽宗时应奉司的重新评价便承续了寺地遵的思考，另一方面这一分析模式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老一辈日本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学术的（过度）繁荣，一年中总有不少时间奔走于各种学术会议中，因此在飞机或高铁上的通勤阅读，成为专业阅读外主要的场合。自从广西师大出版社讲谈社中国史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以来，日本学者撰写的普及性文库本近年来被翻译引进的不少，这一类大家小书，也往往成为我火车上打发时间的首选，倒也符合文库本的初衷。所读印象较深的有两种，一是宫崎市定《雍正帝》（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宫崎市定对于雍正朱批奏折的兴趣与研究，学者多有所知，我个人特别有兴致的是第三章《对基督教的誓言》，主要勾勒了因在储位之争中倾向八阿哥而被雍正流放的苏努一家，如何因基督教信仰受到更加严酷的迫害，又如何借助信仰的力量，在极为困顿的环境中保持了尊严。传教士及其信徒与明末清初宫廷政治的关系，因为教会史渐成显学，已颇受学者关注，但宫崎市定早在1950年出版的这本普及性著作中，便已为此专辟一章，确实让人感叹其学问之广博。另一本则是堀敏一《中国通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这本小书并不是面面俱到的中国史，事实上无论篇幅多么浩博，没有任何一部中国通史是真正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正如作者所谈到的，“一般的概述性专著虽有事实罗列，却对这些事实为何被选取、被研究，哪些部分很重要等问题缺乏说明”。越是简约的通史，越容易面临的诘问便是选取何者作为时代的代表来加以呈现，实际上不自觉地反映了作者的史观，因此堀敏一的这本《中国通史》重点并不在于阐述事实，而是探讨自己在历史分期论争语境下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变迁的认识。

同样让我颇有感触的著作，还有陈明忠的回忆录《无悔》（三联书店，2016年）。近年来有关战后台湾左翼运动历史的著作陆续被引介入大陆，如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都已有大陆版，后一本据说颇有一些反响。陈明忠回忆录除了具有史料价值之外，所提出的最重要论述是作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二二八事件是左翼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起义，与台独意识无关，所谓台独思想形成要晚至六十年代，根源在于国民党土改中利益受损的地主，这些地主子弟赴美留学后，渐次生发了台独思想。陈明忠以自己在监狱中的见闻指出，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政治犯中几无台独者，都是共产党人或左翼人士，在回忆录中，陈明忠以二二八亲历者的身份意欲否定台独借助受难者叙事形塑的二二八记忆。二二八事件是少数海峡两岸都予以正面评价的历史事件，当然双方为这一事件赋予的意义迥然有异。对于史家，尤需警惕、甚至感到惶恐的是，尽管这一事件距今未远，当事人犹有在世者，但历史事件本身的真实与操控历史书写的话语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一事件本身已被赋予政治正确的色彩，对于真相的追索与重建变得困难，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依据大量文献与当事人回忆撰写完成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由于稍有为国民政府辩护之处，便招致了亲绿人士的攻讦。陈明忠此说当然基于个人的经历，但是否能在史实层面加以证明或证否，或至少在实证层面加以深化，无疑是史家的责任所在。

我个人与专业有关的一项业余爱好是看展，连带着（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收集各种展览的图录。尽管大陆各级博物馆也大都出版有馆藏精品这样名目的图录，但往往只有图片与简要的说明，很难让人真正理解器物的功用、价值乃至背后反映的历史。这方面国外博物馆导览图录的编纂要高明许多，往往配有精确而细致的解说，去年读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如何读中国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精品导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别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基本陈列与中国书画收藏的导览手册。作为印制精美的图录，这两书最大的优点都是将定价控制在了相当合理的范围。

目前大陆博物馆至少在特展图录的编写上已有与国际接轨的趋向，这方面上海博物馆做的尤为出色。去年参观过的“酌彼金罍”、“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两个特展，免费分发的小册子便已印制得相当精美，陆续出版的博物新知丛书，也将历年特展时邀请专家学者撰写的普及性论文结集成书，颇便浏览。去年出版的《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开始将触角伸到海外，将世界十余家著名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文物精品裒集成书，并邀请学者撰写导读与解说，无疑为国内博物馆发挥公共教育职能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若问去年买到图录中最满意的一本，可以举出的是《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4年），一来定州静志、净众两寺唐宋地宫出土文物精美，特别是静志寺出土了从北魏、隋、唐、宋历代的舍利石函、石棺、石志，所存铭文详细记载了静志寺历代供奉的情况，颇具史料价值。两寺地宫本身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囿于条件，一直未见有完整的展出，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是个难得的机遇。二来这一图录与国内很多特展图录一样，不但定价昂贵，而且似未见公开发行，后来侥幸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以半价觅得一本，也算是意外的惊喜。

-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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