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士|从学术史角度看待“史学即史料学”
王汎森先生《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很久以前就读完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作《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原先以为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观点，应当可以作为大家的常识，然而现实并不如此。于是打算写一篇小文稍加发挥一下。
在当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到历史，大家张口即是四大家，当年处于学术中心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反倒很少有人提了。很多人似乎一致认为胡适“无甚高论”，而提到顾颉刚就是古史辨和层累说，提到傅斯年就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史学即史料学”，另一句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里着重说说傅先生。
颇有一些人很是认可傅先生这两句话，平时追求的就是“竭泽而渔”、“让史料说话”，有人说是不断找新材料来证明旧问题。论及方法，似乎又不出章学诚所说“参互搜讨”与“整辑排比”了。
其实很多人对傅先生有一种误解。尤其是对这几句话的误解。傅先生当时说这个话，可能确有其义，但就好像一个家里有钱的人喜欢强调一个人的努力一样，不是钱不重要，而是人家不缺钱，也没这个意识。如果拿学术史上的事实与傅先生的话相互比照，取得一种学术史的了解的话，会发现傅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本身忽略了一些东西。
傅斯年先生的史语所初一成立，就做了两件学术史上的大事。并且都同扩充新史料有关，第一件是明清档案，第二件就是殷墟之发掘了。两者经历都颇为曲折。如果换成今日好说新材料的人，那他嘴里的新材料，是别人没见过、没碰触过的，我第一个发现，一个拿出来，自然独一份。而史语所这两种新史料却不如此。以下简略概述两者发现之经历。
明清档案
1908年冬，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醇亲王令大臣在内阁大库中找一档案不得，于是上奏称其无用，请求焚毁。一人在其中偶得一宋人玉蝶残叶，于是呈交张之洞。张之洞便去请教罗振玉。罗氏认为内阁大库为明代文渊阁故址，应当有不少有价值的古籍。于是便将这些档案拯救下来。装了八千麻袋。之后不断有人在其中搜求宋本残页，退而求其之，则是明刻本。
最终当人们在其中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后，便被卖到纸厂作还魂纸。这时罗振玉出现了，抢救了这一批档案，择取重要的刊成《史料丛刊初编》。再之后，这批档案被卖给了大藏书家李盛铎，李氏依然想找宋版书。
之后当李氏透露要出手时，史语所立刻下手。李氏仍心系宋版书，史语所便许诺若发现宋刻残页，一律归他。因二者追求实在不同，即陈寅恪先生所说“又我辈重在档案中之材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殷墟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是上世纪一大事，过程很多人早已熟悉。当时人多看重甲骨与青铜器，所以，当1917年罗振玉亲自踏上殷墟，确定“宝藏几空”的时候，就出版了《殷墟古器物图录》，有些告一段落的意味。
1928年，傅斯年请董作宾赴殷墟发掘，董作宾身为“甲骨四堂”，大名鼎鼎，但也只停留在“甲骨”了，在只发现一小部分甲骨后，便请傅斯年放弃。在这里，便体现出二人学术眼光之差距。
董作宾称“弟甚觉现在工作之无谓，不但每日获得之失望，使精神大受打击，且劳民伤财，亦大不值得...”
傅斯年则回复“连得两书一电，快愉无极，我们研究所弄到现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绩....但即如兄弟第二信所言，得一骨骼，得一骨场，此实宝贝，若所得一径尺有字大龟，乃未必是新知识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
但董作宾依然不能理解，于是傅斯年请李济去负责。果然，李济一去，便有了好消息。李济称董作宾“除甲骨文外，概视为副品”，然而“其所谓副品者，有唐磁，有汉简，有商周铜石器，有冲积期之牛角，有三门纪之蚌壳”，最后总结是“观之令人眼忙”。
以上简要说明了这两次新史料扩充的经历。如果新史料仅仅是找别人没看到的，藏在不知道哪里的材料，然后“让史料说话”，那为什么内阁档案和殷墟没有说话呢？材料是不会说话的，让材料说话的永远是史家。哪怕你只是把材料列出来，你在选择要列什么材料、为什么要列这个材料的时候，已经代表了史家的作用了。
有一个常见的比喻，是史家好像一束光，把材料打亮。就好像点石成金一样，史家不点，石永远是石。陈寅恪先生写书喜欢用史料附按语的方式。记得当初读陈先生的书时，往往读完陈先生列的几个材料，感觉不知所云，知道看了按语，才产生“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什么是新材料呢？这其实就是了。就像陈先生说的“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傅斯年先生认为那些关注宋刻本的人是“不懂得新材料，只懂得文字资料”。实际上，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史料，而在于新问题、新方法。傅先生无疑是因为本身具备新问题与新方法，于是将这两点有意忽略了。
实际上，追求新史料其实是大家共同的，那些人拼命搜集甲骨文、宋刻本不是追求新史料吗？当然是的。真正区别在于大家问题与方法的不同。对于明清档案而言，旧式学者的问题是经学问题与文献学问题，对于这二者而言，宋刻本当然是新材料了。而新式学者的问题是清史研究，于是更重视档案材料（当然，也有新方法的影响，国外素重档案，认为是第一手资料）。而对于殷墟，则是方法的不同，他们的问题都是为了还原上古史，探究上古的问题，没有区别。但不同的是，李济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而其他人没有，于是在李济眼里“令人眼忙”的东西，在旧式学者眼里完全无用了。
罗振玉在新史料的发掘中都有很大的用处，但对比最后收获，似乎可以说“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便是新问题、新方法的作用了。很多人认为史料重要，要找新史料，排斥对新问题、新方法的接受，并且认为是中了洋人的把戏，对西方人亦步亦趋。实际上，缺乏了新问题、新方法，他围着打转的永远是类似“宋刻本”这样的旧史料罢了。
建国后，郭沫若有一句话，叫“在史料掌握上超越陈寅恪”。过去人总喜欢以此来强调陈先生的博闻强记，实际上，郭沫若坐拥国家资源，论涉及史料的广度与难度，哪里是陈先生能比的。但为什么他会说这种话呢？就是因为，同样的东西放在那里，陈先生看到的东西，其他人永远看不到，材料因史家而新。
在梳理学术史过后，对史学就是史料学我们无疑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与认识。也可以看出来，所谓提倡问题、方法与重视史料之间并无冲突，不具备新问题、新方法，只跟着前人人云亦云，永远是对史料的忽视。如果说我们要“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话，那么最后会发现，找到的过程往往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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