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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士变、世变,读书人何去何从?

罗志田 静嘉读书 2019-06-18

文 |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

来源 | 网络

导读

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儒沈垚也说: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为己”,还是“为社会”?

在五四运动前后,顾颉刚就注意到“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反观现在的大学,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努力求学”与“改革社会”之间,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个体学人很难兼顾,遑论所谓“双赢”。专业学人已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因此,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不复敢言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责任了。何况,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农工商的时代,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揭批”,还是引导?

在西方,理想型的知识分子一向是站在政府甚至社会的对立一面,更多扮演揭露、批判的角色。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和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法国史家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但现在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

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学者能尽量剥去“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

学者、“公知”与“名嘴”

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强。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天下”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渐带今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意味。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

从“天下士”向“公共知识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蜕变,伴随着读书人主体性的一步步消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士变”——“士”在“变”中退隐,直至淡出。这类“士变”的发生,是同样可怕的“世变”。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浮躁”二字,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士变、世变,读书人何去何从?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但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动荡之时,人多有不平之气,也更需要心平气和。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

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儒沈垚也说: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延伸阅读:

罗志田:文以人重还是人以文重

中国古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地位,有一评价次序,主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所以《史记》中列传的首篇是《伯夷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的故事。两人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他们遂不食周粟而饿死。这样事功上没有多少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可知古代的历史意义,不尽取决于事功。历史记忆的重要,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不过,“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因“立德”而青史留名的例子也很少。加以中国历代皇帝都想要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士人自然也多朝立功立言的方向努力。大体上,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简言之,司马迁和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其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便不起决定作用。

吴氏一生历经求学、革命、为官、著书,立功亦复立言。观其于历史人物的见解,大致本乎立功、立言次序的古训,揭示出向以反传统自居的他,在安身立命处也深受传统浸润。复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然而,章士钊晚年评论说,“稚晖向以丑色登场,不嫌捏造事迹,信口乱道”。章、吴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然因吴氏在清末的“《苏报》案”中涉嫌向清廷举报章太炎等(太炎一直坚持此说,吴当然坚不承认),而二章是联宗的兄弟,所以章士钊和吴稚晖可谓前有嫌隙。尽管如此,其所论大致不差。

按庄子的说法,诸子都是要以其道易天下的,也就是据其理想以改造世界。既如此,便以能自圆其说为鹄的,重在讲道理,不特别重视史事的准确;很多时候,基本就是故意为之。吴氏为文,皆有所为而发,意在宣传;既重在当下关怀,常不暇计往昔“事迹”之是否精确,而任意渲染。故章氏实有所见。反过来,章士钊也是兼具立功立言的历史人物。不过他为官之日不长,亦不以政声著,若以吴的见解看章,大致仍属“有诗文集则大见轻重”一类吧。

与吴稚晖关系不错的胡适,少时不仅有意“立功”,且也有“立言”之意,留学时即拟在诗文上下功夫。而其安徽同乡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梅先生甚至说,“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希望胡适“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梅光迪显然分享着吴氏上述见解,且对文以人重强调更甚。类似见解也延伸到人以文重一流。如后来很多人说戴震(字东原)的《水经注》抄袭了赵一清(字东潜)的书,梁启超便不以为然,其理由即“东潜无《水经注》,则不复能为东潜;东原则虽《水经注》无一字自己出,岂有损于东原毫末”。盖赵著述有限,其名声全靠《水经注》;而戴则著述甚丰,不必靠此一书也。

立功与立言之间那种略带竞争的紧张,虽近代新人物亦不能免。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北伐后他曾以清华教授身份晋见外交部长,在办公室外静候数小时,而其兴不衰(若是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必早已拂袖而去)。据毛子水说,蒋氏晚年时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直接回答,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司马迁和张骞的知名度,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不同的。也不知道蒋氏心中究竟倾向于何人。或许他自己也是犹疑的,但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他不重快乐,而希望知道他的人多。从蒋氏的后半生看,他更多已弃司马迁而就张骞。不过,今日大家记得的蒋廷黻,恰是他或不看重的史作;而他曾向往的事功,则久已淡出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期望文以人重的人,最后仍不出人以文重之类,或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吊诡?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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