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嘉书单||2019年5月 第7期
每期书单推荐我们当月读过的好书，
不分新旧，无论古今。
本期推荐人：钓鱼舟 Fish 羊菓
郭無益 兰台万卷 静嘉张
梁园小吏 中世与近世之间
五月书单
内藤湖南《诸葛武侯》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4月
推荐理由
该书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第一部中国史专著，作于明治三十年，距今已百二十余年。今年5月该书新版，由温州大学张真翻译加注，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该书实为托志之作，诸葛亮是作者自况（日本人对诸葛亮的兴趣不亚于中国人）。
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二十八岁已建功赤壁，扬名海内。相比之下，秋田师范毕业的湖南三十二岁还在做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才高而位卑，因此郁郁有不平之气。湖南对刘备的评价极高，认为刘备之才能不亚于曹操，远出孙权等人之上。刘备能识人、能下士，湖南即渴望有人慧眼识人。结果没有过多少年，他果真以一师范生身份破格受聘帝国大学教职，后来成为京都学派的主要创始人。
通观全书，其实未有多少高论，世运转移、旧物涤荡、老不如少，即为本书较突出之观点。（估计读者未必同意老者不如少者的观点）。像山西大学卫广来提出的曹操南下本意是敲山震虎、顺势而为，至于孔明、公瑾、孙权俱是少年，年轻气盛、无所畏惧，这倒是有可能的。总体来说，喜欢三国历史的年轻读者看了这半部传记后应当会有一番感慨，毕竟侵浸着著作者真挚情感的著作是最动人的。（羊菓推荐）
雷家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
东大图书公司
1995年2月
推荐理由
本书所谓权力结构，包含了人事、国策及高层政治权力、国家战略及军事体制三个层面。关于隋唐的历史定位，作者继承前人及日本学者观点，仍以士族社会目之，但指出了其与魏晋的的区别：后者拥有世袭的绝对权利，而前者则仅有相对资格。
第一章通过对唐初开国人事结构的数据分析，唐朝开国以山东人物为主，而以山东、关陇士族贡献较大，但两地区的士族力量，以山东地区略胜，反驳了陈寅恪依靠关陇集团的学说，而且就决策层面太宗一朝关陇集团的优势业已丧失（刘后滨的驳论似乎没注意此点），总之不管是决策阶层或六部政务机关，关陇与山东及江南人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作者认为唐初的政治权力机构应从门第划分而非地域。此外作者特别关注太宗朝政策对于武则天的影响，如提拔非士族力量、玄武门之变对于贵戚大臣开国阶层权力结构的破坏。
关于武则天的崛起，作者的一些心理分析颇有草率之处，不足深论。作者指出武则天主要整肃对象为反对派，并非专门排斥关陇集团及士族，包括其所任用的酷吏集团中不乏关陇人为重要者，进而有力地反驳山东排斥关陇集团的说法，包括对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质疑，总体看本章的核心就是对陈氏学说的批判，也是本书的第一大亮点。
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将制度史融入到了政治史的考察之中，算是又一亮点，其意图通过对以中央中枢机构（三省制）的演变解释玄武门之变的产生原因，开皇体制一方面建立了三省分权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兼官及特授等方式破坏此制度，由于猜忌政策而令尚书令的空缺，使得六部寡头实行政务，导致隋朝的乱政，但多少预示了唐中后期的新体制。武德体制则恢复尚书令，形成一元领导。
唐初的政治危机在于兼官过度、大机关分行及特殊权力机构（行台）的出现，李世民以尚书令兼右武候大将军等，已掌握决策、行政及军事等大权，故除东宫及王府卫队外，诸卫将军均需服从其指挥，而不必刻意笼络，此李世民与建成元吉冲突及取得胜利之关键。
第三章涉及到中央权力机构及皇位继承两部分，关于唐初参政名号作者认为并非传统史书所说“名尤不正”，其名号有三种“同中书门下三品”“参预朝政”“参知政事”，且均有特定意义。对于“三品”的考察，并非授予三品以下大臣的名号，而是“三品”含有宰相授权的意义，因而受此号者均为二品以上重臣。对于唐代初年政治体制的乱源，作者认为应归结于君权与君权延续，从人治角度理解颇具说服力，枉顾专制主义的本质奢谈宰相制约皇权象征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过作者认为唐代的问题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委任大臣过重，致使权臣、强藩、宦官专权，又属奇谈怪论了，此正是君主专制产生的问题。皇位传承方面，对于胡化因素的批评十分精彩，作者认为宗法及法律允许嫡子兄弟的继承权是启发夺嫡的制度因素，此外包括隋炀帝以唐太宗夺嫡的行为，均造成唐初君权的巨大挑战。
第四章雷认为唐初实行律令政治，即法治，其特点具有稳定性，至开元时期，律令制度被以格式政治与差遣制度为代表的柔性体制所取代，其标志是类似内阁制的三省制转变为政事堂委员制。不过作者多少还是高估了唐初律令政治的理性因素，大概深受日本学者近世专制论的影响，作者虽然将其延伸到了唐代中期，但仅以高宗武后朝的的君权高涨对于律令的破坏，多少夸大了个人因素与偶然性，中国传统自秦以后本为专制社会，即便以宋代近世说为依据，此专制也是制度层面的完善，而非宋以前非专制社会，乃至法令能够约束君主行为，作者本应关注到高祖太宗朝的制度束缚本有君主对于隋亡的自觉性一面，但叙述中又基本忽视了。
第五章，雷认为隋唐时期的国家战略为分权制衡、内中外轻、强干弱枝，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军人中央化、军力集中化，作者高度评价了唐初的军事体制，唐初存在政令二元的军政体系与侍卫体系，此二元体系的存在有效的防止了地方叛乱并维护贵势之家的门第，但在玄宗时期此军制与兵役遭到了破坏，禁军与藩镇军举起。
作者虽然也关注此为唐朝长期的远防卫与国外决战战略的结果，但对于唐初的制度过于美化而对藩镇制度则评价过低，忽略了国力与现实的影响，而仅仅归因于个人及制度层面，此为既往研究的普遍观点，不必苛求，但总体上作者未能摆脱“府兵制的迷信者”身份。
总体看本书是属于优点与缺点均较为突出明显的著作，但作为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可作为制度史与政治史结合的范例。（中世与近世之间推荐）
方震华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4月
推荐理由
现在更喜欢那种论文集形式的博论，不至于为了所谓著作的框架将些不擅长甚至无必要的论述强加进来，既无深度也无亮点。本书的问题就在这里，重点本是唐宋文武关系的演变，但读完的感觉是作者就是以武人权力的扩张、文治传统的复兴、文臣的最终胜利三个时间段的变化将唐末宋初的政治史梳理了一遍而已，而且沿用旧式的举例方法，这点似乎与台湾学界普遍采用数理统计的社会学方法不符（或许是宋史研究与中古研究的不同？）。
特别是有关唐末藩镇的文武官员比例变迁、五代各政权内部文人所占政府职位的比重、更重要的是宋代文武迁转的比例变化。如果只是流于讲故事，学术性要大打折扣。其实关于宋人对于唐末五代武人的书写变化也值得以个案具体讨论。（中世与近世之间推荐）
李治安《元史暨中古史论稿》
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推荐理由
两个南北朝的长文很早就看过，收此书也是为了这篇文章，作者毕竟是元史大家，除了第四编作为核心，其他论文也值得一观。不过本书还需再进行下删改工作，重复论述的地方比较多，如作者指出元朝政区变化：一为宋代三级转变为四至五级，二为边疆直接管理（宣政院、安慰司等）取代羁縻府州。不过第二条作者将其置于元明社会变动的一面，多次提及。通过对政区建制的分析，作者认为元朝在经济文化上继承的是南朝或南宋模式，而政治上则继承北朝或辽金元模式。
此外本书对于元朝汉化问题的分析十分精彩，通过对岁赐制度、贪赃泛滥、冗官等问题的考察，作者看到蒙古草原旧俗深入的一面，进而指出忽必烈汉蒙二元政策的真面目，且草原旧俗为内核，汉法制度只是从属，故不能对元朝汉化政策估计过高。作者认为元朝从政治层面看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体制，不过这里有忽视色目人作用的一面。有关元代汉人蒙古化的问题，作者更认同涵化理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与交流才是此期的基本风貌。基层社会，作者主要谈论了明清士绅社会的的形成史，对比宋代士人社会与明清士绅社会的差异部分比较重要。
作者认为元至明初，社会变动表现有：1、南北政经反差经济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2、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扩张；3、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4、边疆直接管理；5、社会层级、文化的多远复合机构与儒学边缘化。此为第二期南北朝的北朝线索，此一变动的许多元素为明清所继承，不过部分在明中后期发生了“南朝化”，与第一期南北朝的两条并行发展线索极为类似，第二期南朝化包含了：从军户制到募兵制；从户役法到一条鞭法；官府手工业到民营纳税三大变化。故而明后期与南宋呈现出了相同的状态，但即便为相同的部分也有差异，如臣僚奴化为此期君主专制与两宋君主专制的主要差异。（中世与近世之间推荐）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新星出版社
2006年2月
推荐理由
张灏先生这本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看起来很薄，但读起来很不轻松，他将梁启超定位为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向现代思想学术的转变的过渡性人物，因此不可避免的涉及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部分，一般读者若非此专业或有相关知识背景，这前半段读起来就很吃力;梁启超一生经历晚清与民国，著述1400多万字，涉及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张灏先生以此为研究对象，高度概括梁启超1890-1907年的思想主张，对梁启超思想的评述更是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参考。
为什么今天还要继续读梁启超？许知远在他的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写道:“梁启超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在世界舞台上，梁启超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赛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生出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
作为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幸运（或不幸）地深度参与了国家转型的进程，他身份多重，“他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谈到他的政治生命，说他是立宪运动者，固为一般论任公所公认，然而未尝不可以说他是个革命运动者，因为它与革命有过一段姻缘”（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正是他的丰富性与承前启后的重要性，谈到国家转型，他的思想可被追溯为源头。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张灏先生在书中写道: “儒家经世自用在晚清作为一种起作用的理想重新出现，是梁启超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理想，不仅支配了对世界的态度，而且还决定了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梁的思想发展可被看作是古老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纽带。就社会理想来说，涉及两个过程，第一，摒弃天下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其次，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他的国民理想的实质是集体主义和进取精神，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美德理想”。
“改良”还是“革命”？“随着报刊的出版，学校的兴建和学会的建立，新的思想变革的冲击波已扩及愈来愈广的中国士绅阶层，最终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的爆发。”正是这种分化，标志着一个新的重要的社会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一批重要的士绅从传统群体中分离出来。”
“梁启超的作用不能仅仅根据他在改良派内的地位来衡量，而必须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兴起这一思想背景下予以评估。中国知识分子被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大对立阵营，但两派是同一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还有着共同的思想与价值观，这些共同的思想与价值观胜于他们表面的一些思想分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叶曙明先生在《重返五四现场》一书中，直接将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将五四运动前推至晚清，戊戌变法是一次“流产的五四运动”，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何关系？“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两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都采取了一种一般的文化方法，倾向于认为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在形成人的行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并因而将精神的革新作为中国民族振兴的根本途径。”
两代知识分子的差异一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五四一代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是真诚和全面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攻击，不仅局限于儒家和道家，佛教也受到毫无保留的斥责“，“另一差异是他们相反的宗教观和科学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激烈反宗教著称，在这种反宗教立场背后的是一种好斗的理性主义，其核心是科学崇拜，对他们来说，科学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万能钥匙”。“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经过五四运动，成了20世纪中国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和持久的组成部分”。（兰台万卷推荐）
《蒋廷黻回忆录》
岳麓书社
2003年9月
推荐理由
看了蒋廷黻回忆录，有几点感受：
一，人的价值选择和行事判断确实是囿于自己的学识。一方面蒋氏对中苏关系以及抗战每一时段前景的看法还是很符合历史实际的。另一方面，蒋氏却要怀疑有些地方公路和铁路近距离平行修建的问题。可见历史地理的重要性。
二，其回忆录从细节处描绘了传统的中国政府运转的基本模式。政府一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不是没事找事做的进取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传统政府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和苛刻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出改革的困难。
三，从很多行政批文最终成为具文束之高阁，能够看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巨大的缝隙。还是那种看法，政治实际如普快列车，而政治理论的争论者们则是在高铁的速度下讨论问题。
四，政府人员的妥协性。很像鲁迅说的，你说要把屋顶拆了，他们就会妥协，同意你开一个小窗子。这种妥协，肯定没有强权一言堂行政效率高，但是规避了很多激进和异想天开的建议。结合政治实际是在低速运转的说法，这种圆桌会议模式的优劣实在不好分析。比如今天，特朗普要制裁华为，就要先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跳过讨论，直接发布禁令。(梁园小吏推荐）
周作人《知堂文集》
野马书店1933年
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
推荐理由
《知堂文集》1933年由天马书店印行，系周作人富有总结意味的自选集，文体涵盖诗歌、随笔、杂文等，讨论的问题涉及妇女、儿童、民俗等方面。在本集中，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的周作人退隐，追求知性、闲适和趣味的思想家文体家之知堂凸显。
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同其他知识人一样，谈龙谈虎，批判社会，传播思想，以启蒙者为己任，也看到些星火的微光和希望。但随着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大一统，社会黑暗面仍层出不穷的产生，身体和心态的内在变化，内心持怀疑论掉和悲观情绪的隐士周作人逐渐占据上风，闭门读书、沉默、教训之无用、死之默想成为周作人一时思考的主题。在这些沉重的话题之外，他也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谈喝茶、饮酒、鸟声、乌篷船等寻求内心的派遣和盎然之趣味，获得自我调剂和平衡。此外，他还通过考查猥亵的歌谣、萨满教，甚至苍蝇虱子，以民俗学博物学的眼光观察社会，探讨遗传观念的压迫，从事于“伟大的捕风”，用他自己的话讲，“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其实还只有虚空的追迹，而对于狂妄和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时间第一有趣味的事。”通过翻译、写作，自修胜业，周作人完成了从“战士”到“隐士”的角色转换。
就读书印象而言，一直认为周作人和钱钟书有诸多相近之处：他们都以爱智者自我期许，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追寻趣味和智慧，对体系和正统思想有天然的排斥；他们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多为一己读书所得，少冠冕之宏论，对中西的学术脉络也都了然于胸，不至于茶店说书。就《知堂文集》而言，周氏希望通过它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是：“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的爱智者。（静嘉张推荐）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
商务印书馆
20011年8月
推荐理由
翻开史书，饿殍满纸。统治者的行事，精神相通，没能力对付饥荒，就去对付有关饥荒的消息。对饥荒发生的原因，他们给出的原因一般是：粮食不够吃。至于为什么粮食不够吃，责任就在老天爷。有的还会反问一句，粮食不够吃，怎么不吃肉糜？认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是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从广义上说，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饿，是饥荒中的核心问题。
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所以，饥饿不是一个粮食的问题，而是粮食与人的关系问题，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对食物的所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entitlement）之一，阿马蒂亚·森研究饥饿和饥荒所用的“权利方法”，关注的便是人民通过社会现有的合法手段支配食物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生产机会、交易机会、国家赋予的权利以及其他获得食物的方法。一个人遭受饥饿，往往是其权利失败的结果。当一个人因为可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产量的减少而使其食物量权利下降，可称为“直接权利失败”（direct entitlement failure），当一个人因为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了而是其食物量权利下降，可称为“贸易权利失败”（trade entitlement failure）。如果一个人，如埃塞俄比亚草原的放牧人，他既要直接消费的产品如牲畜，又要用牲畜来交换他习惯消费的食物，遇上不好的年头，他便有可能同时遭受“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在1972—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牧人的遭遇正是如此。对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因歉收而造成的“直接权利失败”也足以致命，因为农业歉收同时意味着他们市场支配力的根本下降，他们无法通过市场购买来弥补粮食的不足。
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是对食物供给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缩写为FAD）这种最一般的饥荒解释方法的反驳。FAD方法是一个把粮食供给能力运用于整个国家总人口的总量方法，缺乏有意义的分类。实际上，与个人（家庭）的饥饿直接相联系的，是其“粮食权利”，而不是关于人均粮食供给量等一些遥远的总量统计数据。以埃塞俄比亚1972—1974年饥荒为例，其粮食产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即使在1973年饥荒的最高峰期，其人均粮食消费量也基本处于正常水平。但1973年沃格省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减少，由于其购买能力低下，也没有能力吸引其他地区的粮食流入。这样，人民就在粮食价格基本与灾前相同的情况下饿死了。这只能用沃格各阶层人民的“权利失败”来解释。
经验还证明，一些与粮食生产毫无关系的因素倒可能成为饥荒的原因，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能引发严重搞的饥荒。如在所谓“扩张性饥荒”中，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良好的总量指标背后总是深深地隐藏着重大的灾难。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1959年至1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情况，阿马蒂亚·森可能了解，但是他没提。
1959年前，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为开端，农民的“食物权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吃公社大食堂，是吃掉了自己的一部分食物权利，浮夸风虚报的高产量导致国家征收标准的提高，一部分食物权利又被强征掉了，相比这些，天灾对其“食物权利”的剥夺倒显得十分有限。
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这种权利方法，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检验大部分饥荒是否与权利失败有关，而在于说明了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而区别不同类型的权利失败，对于理解饥荒的真正原因，以及制定饥荒政策（预测、救济和预防）具有重要的意义。（钓鱼舟推荐）
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年12月
推荐理由
全书的立场，是在人类学视角下，对艺术进行分析。
将作者的观点进行提炼，可以知道，作者并不认为“文化”这一概念可以简单地用“美学”去进行阐释。进而他提出，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每个文化的系谱都有各自独立的审美体系。如果要解释艺术，就必然要通过解释对象的语境去理解。
围绕艺术，书中提出了四组概念：艺术家（创作者）、艺术品、创作原型和观众（受众、视觉信息的接受者），并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以在这些概念间建立了理论体系。
此外，虽然这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但也触及到了艺术史中的风格学，探讨了风格和文化语境的问题。
作者对艺术的分析，实际上脱离了审美视角，着重对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就这个分析模式来看，不仅仅对人类学和艺术史会有所启发，也波及到了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Fish推荐）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2月
推荐理由
不得不说，还是名著的含金量高，读来受益大。韦伯注意的问题是搞清楚并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文明能够成为世界意义和价值起源的独特性。除了经济、技术和法律等影响因素外，韦伯注意到此问题还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他因此关注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作为西方中世纪最高的禁欲主义，本来是摆脱对尘世与自然的依赖，主张远离日常生活，压抑一切世俗行为，何以一变而为热诚的追求尘世中的劳动和财富积累呢？基督教高度的禁欲主义如何与最强烈的现代营利性发生关联呢？
在韦伯看来，受宗教改革影响而形成的新教伦理是其中很重要的关节点。经过宗教改革，人们从信奉“命定说”转而为“义证说”和“尘世行善论”。从目的取向上来看，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主张合理系统的安排过整体有道德的生活，而持续进行艰苦的体力与脑力活动，不仅是公认的禁欲手段，而且劳动本身被当做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不劳动者不得食”。
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与此同时，圣徒的修行已经不在尘世之外的修道院，而是在各种机构中，重要的是因信称义，就履行对上帝的义务和天职来说，“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上帝为他的一个选民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必然是有用意的”。
禁欲主义流风所及，就是对冲动式的生活享乐的反对，财富本身又是一种诱惑，所以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该谴责的，但作为从事一项职工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上帝的恩赐。因此，我们看到受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影响的教徒，一方面持续艰苦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无限的节制消费欲望，进而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受新教伦理影响的宗教必然同时产生勤奋与节俭，而这两者只能产生财富。
当然书中，还有韦伯众多其他的洞见。这本书把所有的引注都删除了，十分遗憾，看不到引用文献心里空荡荡的，下次再读换个译本，这个翻译译文读起来比较顺畅，可以作为参考。（静嘉张推荐）
盖罗•冯•波姆 著《贝聿铭谈贝聿铭》
文汇出版社
2005年1月
推荐理由
『贝聿铭谈贝聿铭』是「大艺术书房」系列书中唯一的一册译著，原著者是贝聿铭在五大城市做电影专案之时相熟的盖罗·冯·波姆（德国纪录片导演，『时代』周刊撰写人，其代表作『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译著者林兵是参与过苏州博物馆实地设计的建筑学硕士。究其一册访谈录来言，其文较为妥善，尤其是在建筑设计中遇见的如尖角、曲线、剖面等常用术语。
曾几何时，绘本『乔伊想当建筑师』被列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十佳绘本。在此册绘本中，安德里亚·贝蒂以儿童视角绘制了厄瑞克修姆神庙、新天鹅堡、古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悉尼歌剧院、英国巨石阵、埃及金字塔、圣保罗大教堂、帝国大厦九大世界名建筑的设计图纸。在『贝聿铭谈贝聿铭』这本书中，盖罗·冯·波姆在书的附录中通过图片兼注的形式说明贝聿铭的大量著名的建筑作品。
此书中，贝聿铭在谈他的苏州经验时，将他的「中国根源」归结在童年时期的无意识中。童年经验及进化而来的集体无意识云云，共同塑造了每个人的潜意识，并深深影响着其成年之后的行为模式及心理图示。贝聿铭也坦诚言说，撞球游戏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几何线条以及需应对的各种复杂策略也深深增益了自己。
离开苏州去往美国，贝聿铭求学期间在当地的「中国社团」获得生活上的慰藉，其毕业设计专为中国创制，名为『中国宣传单元』意在传播知识到中国偏远地域。书中谈及了贝聿铭的一些伤心的事，如针对国家建筑所使用的主要材料，设计出轰炸德国、火烧日本的专案。贝聿铭身为一名筑造者，最为重要的方案是那些在美国大众流行文化中出产的作品。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及日本秀美博物馆时的那些段落，贝聿铭将其设计缘起归结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前几日观鉴了一席中蔡皋的讲演，蔡皋有过六年的乡村生活改造的经历，她的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就是对这六年的回忆体悟之作）。除「桃花源」这一意象之外，贝聿铭还将「竹」这一中国意象筑入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外体之中。
书中还谈及贝聿铭对建筑「永恒性」的哲学层面上的阐释，「建筑是有连贯性的，随生活而变化，但生活的变化不是骤然的」。究此来言，贝聿铭其实是「美国大众文化」流行中的出色实践者，他为改造美国贫民窟和公众基础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对自己的作品也抱有忐忑之心，慨然于其是否可以长存下去。且容我于此处发也发一句慨言：不管何种形式长存的并非是其形，而是如竹与桃花源所透射出来的意象内核及传统上的承扬精神，更是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步去求证时，那种身体所体验出的既饱满又欢畅的究学之辩证方法。
末了，摘取书中一段对话以助看官之思。
波：贝先生，您是否羡慕那些创造了建筑流派的建筑师？
贝：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之中。多年工作和生活后，我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自我探索的过程是非常私人的。我的设计手法与他人并无区别，那便是创造最有趣、最合适的形体和空间。在我看来，建筑设计者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分析过程才是重点。（郭無益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