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2017.3.3）|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来源：文汇学人
近日，葛兆光教授将20年来纪念已逝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编选成集，以《余音》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纪念的前贤从晚清民国学人如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到有过交往的师长如周一良、金开诚、朱维铮等等。这些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知识人，如在巨浪中颠簸，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但也正是在这个政局多变、刚启蒙又救亡的动荡时代，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新发现遭遇新学理，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由此成就一批杰出学者。
前辈余荫犹在，沿着余波可溯流而上——这是葛兆光前几年的感觉。“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在《余音》的序言里，葛兆光问那可以“绕梁三日不绝”的余音，“三日”之后去向何方。他有些无奈地自答：“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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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这些学人的心灵，信笔写下这些文字
文汇报：您在新书序言中提到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与吴宓的一段对话。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被车裂一样。这种感觉，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吧？
葛兆光：我书里写到的不少学者是晚清民国那一代，那个时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一个时势动荡的时代。有些人习惯于旧的经验、旧的秩序和旧的礼仪，当他不能不面对现在变化得太快的陌生新世界时，就会觉得内心分裂。这里面大概最典型的就是王国维，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光讲文学与哲学，也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你读沈曾植、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诗歌，也都能感到这种内心的纠结。
但是，你说现代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肯定也有。比如说，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这一批人，他们也有这种纠结和冲突呀。80年代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出现一个“文化热”的时代，在历经劫难以后，大家都认定了一些新价值，觉得应当遵循和认同这些新价值。但是到了现在，世界变得很快，中国也变得很快，有人觉得那些价值已经过时了，甚至有人认为，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另找一套价值，这就让这一代人感到惊愕和纠结，这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每个人都会在旧世界和新世界、旧秩序和新秩序、旧习惯和新习惯中感到分裂。只不过社会变动越剧烈，这种内心的撕裂就越厉害。就像开车一样，如果慢慢拐弯，人不会感觉到什么，可拐弯太快了，人就会被甩出去。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他们，对这种时代变化感受到得更强烈，是因为他们对旧时的秩序、过去的传统、往昔的知识，还抱有理想和依恋，所以他们内心冲突比较大。当然，如果是比较趋新的人，跟着时代走，甚至走在时代潮流之前的一些人，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葛兆光：我没有特别的选择，都是在学术研究中，要看这些学者的论著，或者这些学者的书信、日记、诗歌，有感而发信笔写下来的。当然，也许是受到1990年代学界风气的影响吧，我写这些纪念前辈学者的文章，大多数在1990年以后。那时大家都最热衷讨论这一批曾经被政治遮蔽、忽略、被边缘化的学人，虽然我也并不见得完全同意这些学者的想法，但我感觉这些学人的内心痛苦最深刻，所以，我常常在读书的时候，随手写下这些文字。当然，也和我当时做禅宗史、道教史有一点儿关系，像杨文会、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是我自己研究的时候要常常翻阅的论著的作者。1990年代，这一批学人被发掘得比较多。当然，我这里面没有写胡适，没有写傅斯年，可能是因为相对来说，他们这些人内心的新旧冲突，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那么大。胡适、傅斯年他们，大体上接受新时代，接受新理想。当然，时势变化也会影响到这些被称为“趋新”的学者，比如我写的顾颉刚，他在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时代，也一样“徘徊到纠结”嘛。
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清楚，1990年代也有些特殊背景。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热”，是以传统文化来讨论现实政治，到了1990年代，环境变了，好像有个“学术史热”，其实就是转而以学术史、学者来谈论对现实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英雄”，突然变成王国维、陈寅恪这些看上去学问专精、思想矛盾、情感复杂的学者，就是这个道理，其实1990年代还是延续了1980年代。也许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比如李泽厚先生就说学术上天、思想落地，或者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真的吗？其实我觉得他没有看破这一点。
比如说吧，当时讨论王国维，大多数人注意的都是王国维“义不食周粟”，往昆明湖里一跳。但我坦率地说，那个时代讨论王国维的人，其实对王国维的学术了解得并不多，他们懂他的甲骨之学、蒙元辽金之史吗？讨论陈寅恪，他们懂陈寅恪的那些多种语言的佛经对勘、蒙元史或者后来的中古史吗？其实当时讨论最多的，都是他在《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等。
当然，对这类讨论，我也是部分赞成的，学者的生命史、思想史、情感史，是他们的一半，而我觉得这还不是学术史，另一半还是应该讨论他的专业、他的学术、他在现代学术转型中的位置，所以，你看我的《序》里面就特意讲了一段这个意思。
杨文会（1837—1911）
文汇报：稍后一辈的学者，比如季羡林先生，他和陈寅恪一样，在德国也是学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陈寅恪看到西洋学问的超迈精彩，但还是想要恪守学术上的民族本位，自己走出一条新路；而季羡林如果没有后来“文革”的干扰，应该会一直在语言学的路上走下去。是不是可以说，相较而言，由于各种原因，稍年轻一辈的季先生身上没有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担？对时代环境的反应，也与陈寅恪有所差别？
葛兆光：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对现在外界对季先生的有些非议，是不太同意的。我一直觉得季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学者。而且季先生跟陈寅恪先生，在学术上、思想上还是有不少取向一致之处。
你知道，陈寅恪最早回到国内，在清华教的是欧洲东方学的目录学和佛教经典对勘等课程。他刚回国的那几年发表的文章，跟后来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像《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包括蒙元史的系列研究，可以看出，他关心的还是中外宗教、语言和历史。季先生也是这样，季先生回国以后，最早有影响的论文是《浮屠与佛》，部分靠的也是在德国学到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方法。
当然，陈寅恪先生在抗战爆发以后，学术重心有一些转向，转到中古史这一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抗战之后，有关四裔历史和语言的资料不太好弄。我看到最近有人发现一些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就说到要史语所买书，他说，至少要和日本学者一样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和论著，才能和日本东洋学竞争。可是，当时中国的条件可能不足，战争又起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一点，他转向中古史？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也觉得中古史有一些关系到现代中国社会、种族、政治、宗教的问题也相当重要，而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也是他需要去做的，当时国难当头，再去做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和欣赏的绝学，也就是非常技术、专业的学问，是否也不太合适？这一点还要继续讨论。
季先生最专业的是巴利文、梵文、吐火罗文等等。比如他的《弥勒会见记》译释，那是他的专业，我们不懂，他主持编的《大唐西域记校释》是中外交通史文献研究的典范之作，也很精深。但是他的《蔗糖史》则是我非常赞赏的书。《蔗糖史》是将历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交叉起来，由蔗糖来讲全球交流史。季羡林先生指出，糖在英语里是sugar，法语、德语等好多语言里的“糖”字，都来自梵文的sarkara，而在敦煌残卷上发现汉语的“煞割令”，其实就是这个来自梵文的“糖”。从这里开始追踪，通过糖讲中外交流，很有意思，我注意到它和最近这几十年世界各国学者对于“糖”的研究，刚好呼应起来。你知道，全球史也好、亚洲史也好，丝绸、瓷器、茶叶、蔗糖，当然还有鸦片，都是可以突破一国史，把世界或亚洲历史连起来讨论的一个好的切入点。所以现在还要好好重新评价这部书。当然，《蔗糖史》是季先生晚年所写的，《弥勒会见记》也是他晚年的著作，季先生在解放以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此外，观念上还有没有一点儿接近的地方呢？陈寅恪先生很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代以及西方文化比较保守和怀疑的意思，觉得要捍卫中国文化。所以他讲自己是“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但是，晚年的季羡林不也是一再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在这里老一代学者好像有点儿相似。这些老一代的学人身处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很担心中国文化断裂，所以，多少都捍卫中国文化，但你应该注意，他们又是在外面留过学的，不是那么完全保守，他们也赞成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所以，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一方面他们很留恋中国文化的传统，期待中国文化“三十年河西”，能够发扬光大，但是他们也反复讲，不能拒绝世界的很多文化，也不能把新时代取得的一些现代学术成就统统扔掉。举一个例子，1930年代在面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的时候，很多人又回到信古，讲三皇五帝历史，陈寅恪先生就不同意，他觉得，如果因为政治形势而把好不容易取得的一些学术成绩丢掉，这是不行的，这里也包括对“古史辨”这种历史思潮的同情理解。季羡林也这样，包括讲所谓“国学”，他也意识到“国学”太狭窄了，也觉得要超越汉族中国之学，所以他特别讲“大国学”，我虽然不同意这种把概念撑大了来将就内容的做法，但是也能够理解他们，他跟费孝通的想法很像，费孝通原来搞“民族识别”，后来讲“多元一体”，也是这个心情和道理。
这也适用于周一良先生。其实，如果你仔细了解季先生和周先生，你会看到，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被时代洪流卷进去，但是，归根结底到骨子里面，他们对中国传统、对学者立场还是有很多依恋的，只要环境给他们自由空间，他们还会表现出学者的良心。他们不会像后来“文革”年代把这些传统的都视为四旧，也不像现在很多人对传统隔膜。他们都睁眼看过世界，对世界都有切身的了解，不像一些极端保守的人，他们骨子里对世界上的好价值都是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晚清民国延续下来的一代学人，和后来包括我们这一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也包括更年轻的一代，有很多方面跟真正的传统，不光是古代传统，也包括五四传统，其实割裂得很厉害，这不是搞搞百家讲坛、诗词比赛、读读《弟子规》之类就能改变的。
沈曾植能真正被理解吗？
文汇报：那么像沈曾植这样，原本要“继承前哲”、“开创来学”，在学术上“绝不保守，真是新潮”，能与西洋东洋学者在学术前沿话题上分庭抗礼，并且也在乎“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的人，在学术史上却渐渐被人遗忘，您觉得与他政治立场保守、满肚子不合时宜有关。今天，学术史对沈曾植的记忆恢复了吗？
葛兆光：我不觉得今天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真的能够不仅记住沈曾植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在学术上也把他当作一个典范，恐怕还要一点儿时间。实际上，沈曾植当年的开拓性研究，比如考证突厥碑、做佛教道教、对西北史地的兴趣，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预流的学问。我总觉得，中国学术跟现代国际学界的第一波接轨，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当然可能还早一点儿，所以王国维才说“道咸之学新”。“新”是什么呢？王国维在给沈曾植写寿序的时候曾经说，那个时代，讲经学就讲今文经学，讲史学就讲辽金元的异族之史，讲地理就讲西北，这是当时的“新”。可是，这些东西后来成了“绝学”，什么是“绝学”，就是少数学术精英把玩的、极其专门的学问，也许只有三两个同行互相切磋呼应，可是它无法影响学术与时代。可是，沈曾植研究的那些东西，其实和大时代、大学问、大关怀是有关系的呀，你不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关心点，不了解当时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变化，不了解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的时代巨变，你不能体会这些看上去冷僻的学问其实有大意义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讨论学术史，其实很重要。
很多人并不了解，那个时代这种学问是很重要的，不仅在中国很重要，那时候的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当时的国际学界有这样一个潮流，这也就是我现在一再跟大家讲的，其实“四裔之学”在当时很重要。沈曾植走在前头，是当时很重要的学界领袖。陈寅恪、王国维都特别佩服他，日本学者和俄国学者也很佩服他。但是，沈曾植在当时那么有影响，算是学界大佬、领袖人物，即便民国后他隐居在上海，各色人等还是络绎不绝地去朝拜他，包括当时日本东洋学的大佬，可为什么后来人们总觉得他的这些学问是“绝学”？我前面讲，这是因为在中国，它跟整个的政治、国家、民族的大关怀没有联系起来。
沈曾植（1850—1922）
文汇报：为什么欧洲、日本学界这时候也对这些领域感兴趣？而后来的民国学术主流却不在这里？
葛兆光：这是一个很复杂、也是需要讲很久的学术史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说说。欧洲东方学对这些有兴趣，是因为欧洲学者认为，作为欧洲的“他者”，这个亚洲太特别了。18世纪以来，帝国之间彼此碰撞，欧洲逐渐发展，向世界也向亚洲扩张，觉得那个“异域”那么复杂，所以，他们不仅想要去了解中国，也想要了解中国周边，后来影响很大的所谓“西域南海之学”，不仅包括现在的中亚，也包括现在的东南亚、南亚，当时的探险和考古、历史和语言、对勘与翻译，成了东方学很大的领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东洋学家们也觉得，日本应该是亚洲的盟主，既然要领袖亚洲，那么对于亚洲就要有完整的研究。特别是，他们觉得日本和朝鲜、朝鲜和满洲、满洲和蒙古、蒙古和西域，似乎是一个连接的文化地带，而中国呢？应该只是长城以南的汉族这块，满、蒙、鲜应该都和我们日本相连带，于是，特别是明治大正时期，在日本这个学问就迅速成为主流的、和日本息息相关的，都触动到社会关怀的东西。
可是中国不太一样，民国建立以后学术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启蒙和救亡对于中国很重要，特别是二战爆发以后，学界主流是保卫“中国”和建构“中华民族”，所以在西域南海，或者说满蒙回藏等史地领域，虽然也有涉猎，但进展没有那么大。“道咸之学”为什么会“新”？民国学术为什么会那样转型？在转型中这类学问为什么逐渐边缘？其实，是要好好想想。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沈曾植，包括当时的王国维、陈寅恪做的一些东西，才能够被理解，所以我说，他们真正被理解恐怕还要一些时间。
当然，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理解边缘”的声音。我记得王汎森兄就曾经来复旦讲过“执拗的低音”。现在确实有不少学者，比较重视晚清民国学界边缘的一些人，像缪凤林、蒙文通、刘咸炘这些边缘史家的声音，我当然赞成“发潜德之幽光”，也觉得这些主旋律之外嗡嗡的声音，形成不同声部，丰富了现代学术史。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晚清民国学术的主流，也就是改变传统学术使之成为现代学术，主要的影响大的人，当然应该是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等。你看看顾颉刚1947年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主流是什么。所以，发掘边缘是有道理的，但不能把边缘变成主流。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他们，仍然是改变传统，融入国际的学术潮流，他们对史学影响太大，绝不是在边缘的人物能够取代的。当然，我也觉得有一些边缘人物，像沈曾植那样——在当时看来是很保守的人——却没有被理解，倒是应该把他们发掘出来重新理解，这可能是补充主流学术的重要方面。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这种转轨里中国学术的主流是什么。
文汇报：有人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崇拜和扬弃学术偶像的个人经历。您在各阶段也有偶像吗，随着研究论题的转换？
葛兆光：你说一个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都有偶像吗？我可能有憧憬的“楷模”，但从来没有崇拜的“偶像”。我们这一代人在1980年代开始进入学界，好像前面是一片空地。我们的不幸在这里，我们的幸运也在这里，因为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术荒废的时代，所以，好像我们是“天生石猴”，可能有人指点，但是很难循规蹈矩，把某某当作礼拜对象。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在这儿，并不规范也并不坚实。我们有很多师友，像我的书里讲到的，但是，那个时代思想在大变动，学术也在大转型，他们并不一定决定我们的学术方向、学术特点，没有现成的那么一批引路人。所以，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个重返学术史的热潮，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学术要走的方向。我们老师这一代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不成为你们所说的“偶像”。1990年代那个时候民国学者很红火，大家都在讨论，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主要还是借助学术谈论社会关怀，不太会像亦步亦趋的偶像。
但我得承认，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胡适。我一直觉得，在学术上很多人把胡适看低了，觉得他的思想现在还有意义，他的学术似乎早就过时了。其实不见得。好多人觉得胡适写文章清浅明白不深奥，好像学术也就是这样了。可是，如果你回头看学术史，你会看到，胡适在好多方面都是开创和建立典范的人。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余先生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个典范，用西方的框架梳理中国的思想，他把中国材料和西洋模式进行结合，改造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叙述的一个方式，也许后来有人超过他，但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典范。小说考证也是吧，《醒世姻缘》啦、《红楼梦》啦、《封神演义》啦，他不是开辟了一种小说史的研究范式吗？我自己做的禅宗史也是，胡适在中国禅宗史上，开辟了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式，率先通过敦煌文书考证禅宗史上的攀龙附凤，很了不起，即使他的具体结论有问题，但是你还不是在他的路上吗？所以，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讨论禅宗史研究的方法，强调胡适的意义。或许，胡适的具体研究可能有问题，但是，作为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时代的学者，他开创的典范，你就还在这一路径上走。
所以，如果要说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我还是选择梁启超和胡适。可能，很多人会推崇王国维、陈寅恪，这都没有错。我也觉得，他们在学术上是真的了不起，我也写过长文讨论他们的学术史意义，但从整体而言我觉得这毕竟是两类学者。一类学者是从梁启超到胡适，是整个影响一代人的方方面面的。一类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最精致最高明的学术典范。当然从学术组织者来说，傅斯年和顾颉刚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学人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胡适。我看《胡适文集》和《胡适日记》《胡适书信集》，甚至包括他的手稿，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但是我没有写过有关他的论文，这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胡适研究必须特别慎重，毕竟我不是研究现代历史的，要写好他，需要有近现代史很好的训练。
现在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吗？
文汇报：您曾说学术辉煌，要仰赖三项机缘：新文献、新学理、学院化的研究群体。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三项齐备的机缘。可否谈谈今天您理想中的研究团体与建制是怎样的？我们知道您担当首任院长的复旦文史研究院，建院时就是想要效仿当年的史语所和清华研究院。
葛兆光：当时史语所和清华学校研究院所开拓的方向，恰恰是近年学术界正在试图逐渐扩展的新领域，它既是陈寅恪所说的“预流之学”，也是史语所当年傅斯年讲的“虏学”，以及他们非常强调的语言——这个研究所当年之所以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许跟傅斯年留学德国有关，这是代表当时预流的学术方向。
那么，在清华研究院呢？你注意到没有，我从来不说“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时的正规名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那时清华还没改成大学，研究院的设计里，“国学”也只是一门。而当时的这四位导师里，虽然梁启超的学术大概还有点像今天爱说的“国学”，可是他提倡新史学，发展社会、制度和文化史的做法，以及他对佛教的研究，显然超出所谓“国学”。陈寅恪更不消说，他一回来就开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开佛经比勘等课程。而王国维当时在清华研究院一方面讲“古史新证”，另一方面做蒙元辽金史，和新出地下文献以及异族之史结合，都是很新的学问，至于赵元任，那简直根本不是国学，完全是很新的、西洋语言学的东西。
至于我们2007年建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时候，我确实说过，楷模是史语所和清华学校研究院，这是因为我们想拓展的研究领域，包括“从周边看中国”，也是相似的一个路径和目的。我们试图把自己和晚清民国学术史连起来。但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毕竟时势比人强。所以我跟王汎森兄开玩笑，你爱讲天才总是成群地来，可我要讲，你没见过天才常常成群地死。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的时代，正是中国转型时代，这个时代催生了一大批伟大的学者，就连史语所、清华研究院建立的时代，也就是1927-1937年，不仅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可以叫“黄金时代”，其实，在学术上也是黄金时代。而现在呢？各种影响很大，评价体系也在变化。市场影响也是非常可怕。有些学者学问不好好做，成天到处忽悠，四处讲演赚钱，上到电视乱讲，写论文则对付了事。以前有句话说，是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是中国之大，根本就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以前是“学出于一”，也就是好的学术和坏的学术，好的学者和坏的学者，在学术共同体里面有共识的。现在呢？“学出于四”，数字化管理的体制、媒体忽悠的结果、政治因素的考虑、出口转内销的国际评价，谁说管用？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体制干脆采取的方法是，谁得了多少奖、拿了多少经费，谁得了CSCI，AHCI、SSCI，谁就是大牛。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听谁的。
葛兆光：做现代学术，必须遵循一些共同规则。所以，这里有一个让人始终很纠结的问题。我现在讨论学术史也和这一点有关，就是要把专业跟业余分开，把学院的学术研究和业余的学术爱好分开。我觉得，业余爱好者并不需要讨论学术史，因为是爱好，可以放开随便讲，他们可以不需要知道前代学者做过什么，不需要知道学术界是怎样一步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可以认为是自己孤明先发。可是专业学者不同，为什么我们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要写“研究史综述”，就是因为我们要讲清楚，在你前面，你研究的这些问题，有什么人已经做过了，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你还要做，这才是规范的做法。十几年前，我在清华发现老图书馆藏有一本当年清华学生的毕业论文，陈寅恪先生就在上面说，你必须说明别人做过什么，不这样，一方面不能说明你做得有什么进展和发明，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明你是否抄袭了别人的成果。
因此，学术的规范做法是比较艰难，要花大力气要用长时间的，当然，这也是比较学院化的。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按照规矩、堂堂正正来读书引书，而是拍拍脑袋，好像都是自己的新发现，甚至把别人说的话题做的课题拿过来，包装包装，改造改造，就算自己的了。我经常遇到有人来找我，说我发现了一个什么，证明了一个什么，这是以前没有人发现的，这里头有些就是胡扯，如果你重视学术史，就可以知道有些是以前人家早做过的。可无奈的是，好些人根本不看学术史。更有一批人，完全不按学术基础和规则，以一知充百知，拿放大镜在别人身上找到碴儿，只要找到一个碴儿，就证明我比你高明。
《余音: 学术史随笔选 1992—20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文汇报：感觉您现在对学界的看法很悲观。但也有学者觉得，最近三十年学术发展激动人心，有新见典籍，有古籍数码化，年轻人里一定会出学术大师。
葛兆光：我当然也希望年轻一代出大师，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处在旧传统与新时代之间，旧的缠住新的，新的拉扯旧的。不过，对于现在学术环境的评价，我多少有些不敢乐观。有些学者也许看到的是一些专业、资料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不奇怪。无论对于学术变化正面的评价，还是像我这样比较多负面的评价，都有各自的道理，我想，只是各人看到的和关心的不一样吧。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对学术进步的不利影响因素之外，也要看到“时势比人强”。老话说“时势造英雄”，能不能成英雄，跟整个时势有关系。就拿发现新文献这一机缘来说，无论是像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等真正的发现也好，还是因为新史学观念变化而导致对史料的解读变化，使旧史料就变成新史料也好——也许现在新见史料很多，但是新见史料也要分别，如果是同质性的史料，没有新的观念和方法，再多也只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可是你想，晚清民国，不光观念在变化，整个史料的解读都变了，而且它出现的几大发现，是过去根本就没见过的东西，汉代竹简，补充了很多纸上文献没有见过的东西；敦煌文献的发现引起了中外交通、语言、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甲骨文更不消说，毕竟古书里关于殷周时代的资料太少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新发现，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是质的变化？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颠覆原来的历史结论？还很难说。
文汇报：《余音》里纪念的有些是不曾谋面的前辈，有些是曾有过交往的学者，整体而言，交往与否，会不会造成认识上的区别？
葛兆光：当然有差别。那些无缘谋面的前辈学者，只能根据他们留下的资料，特别是书信、日记、诗文来揣摩和想象，但是亲眼看到有缘聆听教诲的呢，就真切的多了。我这里面写到的交往过的，都是我尊敬的年长学者。因为亲身接触，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学术上、观念上以及性格上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毕竟他们都是有个性、有立场、有理想的人，是值得尊敬值得纪念的学者，我才会写他们。比如周一良先生，周先生是我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推荐者，这使我成了“文革”以后最早在《北大学报》上发表论文的本科生，这是周先生推荐的。我当然知道周先生曾经是“梁效”成员，但是你看看《毕竟是书生》就知道他的苦衷，你看看他的文集，就知道他学术上的了不起。金开诚先生是我研究生时代的老师，他和我不大谈专业学术，常常聊闲天，但是就在闲聊天之间，很多话会对我有启发，我的一些学术习惯，现在想来和他的影响有关。而章培恒和朱维铮两位，是我原来在复旦关系最好的两位，我没来复旦的时候，就和他俩特别好。他们两个人都是有特点、有故事、有风骨的人。我总觉得，北京和上海，学界的风气不一样，上海这边，学界交往很少，不大有敞开来聊，北京叫“侃”的习惯，所以，能深谈的朋友不多了，不免常常怀念过去那些可以谈话的师友，写下这些文字，也是一种对过去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