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 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
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崔莹
来源：凤凰人文历史
卜正民
2016年10月，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在中国问世。这套丛书从公元前3世纪秦一统天下写到20世纪初清朝终结，从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中国的帝制史。
丛书分六卷，分别为《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和《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卜正民写的是元明卷，美国汉学家陆威仪、罗威廉和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参与了其他部分。“我们的目的是尽量客观、公正地讲述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历史，让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人在看过后了解。”卜正民说。这套书被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围绕《哈佛中国史》的编著，2016年10月中旬，腾讯文化对卜正民进行了邮件采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陆威仪一个人写了前三卷
腾讯文化：出版《哈佛中国史》的念头是怎样诞生的？你与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是怎么合作的？
卜正民：出版《哈佛中国史》的主意，来自与我合作过的一位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她认为，公众会希望看到一套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历史的书。《剑桥中国史》由很多学者共同参与撰写。我们决定避免这样的形式——我们的每本书，都由同一作者撰写。
我和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项目，最终，我花了近一年时间，找到了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这套书原计划出版五卷。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他表示，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别高，三卷都按时完成了。
腾讯文化：针对这套丛书，你提出了什么概括性的写作原则？
卜正民：我提出了三条写作原则：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研究现状；按照主题撰写内文，将这些主题按时间顺序展开；要讲述改朝换代的历史，要适合非专业读者阅读。
除此之外，每位作者会自己决定应强调的内容和选材。陆威仪和迪特·库恩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写了进来，它们对研究早期中国非常重要。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发现，当你让同事自己做决定时，他们往往充满创意，表现不俗。
腾讯文化：编这套书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卜正民：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内容更全面——两千多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很多，即使出版六卷书，也未必能囊括应涉及的信息。此外，有的人希望强调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不想重复，省略了一些大家熟知的信息。但最终，我的作者们都用宽广的视角、清醒的头脑撰写各自的内容，这些冲突也得以解决。可以说，他们最终完成的手稿接近完美。
另一个挑战是一致性问题。我曾经想为每位作者提供详尽的内容大纲，但通过一次次的对话沟通，我们共同确定了哪些话题是需要被强调的重点。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很快就对这套书的编辑方式、风格及内容达成了共识。
“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
腾讯文化：这套丛书从秦汉写起，而不像其他中国史那样从上古写起。为什么？
卜正民：这套丛书只涉及中国帝制的历史。我希望选择我擅长的领域，而我对秦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并不了解，所以感到没资格去编辑相关内容。研究中国20世纪的历史需要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也未加入这部分。
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套丛书是想为西方读者提供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用细节把读者们淹没。这也意味着，可能中国读者期待读到的某些内容，在这套丛书中找不到。
腾讯文化：这套丛书的英文名是“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与中译名的差异较大，那么，你如何看待这套书的中文译名《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不同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不允许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名中，因此这套书的英文名称并没有出现“哈佛”的字眼。
对于这套书的中文译名，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我想，它只不过告诉了读者这套书是哪里出版的，这个书名并不代表“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的观点——我也不确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我是四位作者中唯一在哈佛读过书的，我的观点不是某个组织的观点。我们四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这套关于中国历史的好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仅此而已。
腾讯文化：你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部分纳入了生态环境角度的分析，指出“生态环境和银两的流通同样重要”。你如何想到这个角度的？为何这套丛书的其他作者没有采用类似的研究角度？
卜正民：过去20年来，在西方学术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我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强调环境的作用，是一个较晚的决定——我在研究明朝没落前发现，明朝没落的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这样的研究角度依然很新。将环境因素和我所已知的元明的历史结合考虑，我感到很兴奋。
当我决定在我写的这部分里加入这样的角度时，其他作者的初稿已经完成。我没有让他们返工，使用同样的角度分析。因此，在这套书中，只有我写的部分涉及环境历史。
腾讯文化：《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与你之前的作品，比如《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和《赛尔登的中国地图》是否存在内在继承性？
卜正民：我写这四本书，都缘于我希望了解中国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维梅尔的帽子》和《赛尔登的中国地图》面向的读者更大众，其余两本书面向的是大学水平的读者。如果这些书存在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不是话题狭隘、面向专家的学术著作。我的目标一直是写我妈妈也有兴趣读的书。
腾讯文化：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卷中，罗威廉用“大清”（The Great Qing）描述清朝，这挑战了通常叙述中清朝落后、保守、闭关锁国的形象。这样的观点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吗？
卜正民：认为清朝颓废、保守的观念，是民国初年由一些推崇共和的人构建出来的，意在否定过去，为共和制的合理性寻找理由。
尽管“大”这个形容词有褒义，但在这里并非这个含义：清朝是“大国”（Great State），“大”指的是这个帝国通过军事力量扩张领土，扩大权力。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近些年西方的新清史研究对罗威廉写《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有影响吗？
卜正民：新清史学派仅仅主张历史学家用满族的文献资料、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据我了解，罗威廉并非是新清史学派的推崇者，至少在新清史诞生之初，他并未主张新清史的研究角度。在这卷书中，他平衡了汉族和满族视角的研究，他的文稿理智而公正。
与《剑桥中国史》有明显不同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卜正民：《剑桥中国史》包含的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更深度的讨论，主要面向研究生。《哈佛中国史》面向的是大学本科水平的读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与写作了《剑桥中国史》的部分内容，而《哈佛中国史》是2008、2009年写的，两套书相距15年。时间不同，丛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剑桥中国史》呈现的是上一代的研究成果，《哈佛中国史》呈现的是目前的研究结果。
腾讯文化：在《哈佛中国史》中，包括你在内的四位作者都注重采用全球化的视角来写作。这种视角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卜正民：讲述中国历史，可以只讲述中国国内的历史。为了定义各自的民族性、国家性，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都会做这种和过去有关的工作。我们则热衷于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放在一起研究讨论。这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同事们写出的内容做补充；另一方面，我们想要阐明的是，如果不考虑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干涉，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化。
腾讯文化：你认为《哈佛中国史》的尚待完善之处有哪些？有中国学者指出，这套书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很少引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
卜正民：断代史为研究中国的过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为之后的政权提供了合理性。关于每个朝代的政治信息，它们讲述得足够多，但关于这个朝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它们很少讲述。
你们也许已经发现，《哈佛中国史》很少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只有在有利于阐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时，我们才撰写相关的宫廷事件。那些对帝王及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感兴趣的读者，在《哈佛中国史》中可能找不到什么新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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