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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13

2017-06-21 书虫子

 

第八章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战后12位美国总统都热情地肯定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个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一点不言自明。成功的最终标准是世界和平与全球和谐。

所有总统(虽然巴拉克·奥巴马不那么坚持)都宣称美国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其中最雄辩的(尽管绝不是唯一的)阐述来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1120日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肯尼迪对所有威胁不加区分,对美国的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他尤其排斥传统均势中狡诈的算计。他提倡的是一种“新努力”,“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新的法治世界”。这是一个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全球大联盟”。这些话在其他国家可能被当成华丽的辞藻,但在美国的语境里,却是具体明确的全球行动蓝图。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重申了同样的无条件的全球义务:

追求和平、憎恨战争,愿意与饥饿、疾病和痛苦做斗争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他们一边,愿意与他们并肩前进,携手走好每一步。

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国内共识的支撑。这种共识认为,领导人的道德普世主义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这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帮助重建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创建了大西洋联盟,结成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络。它从孤立中国转而实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它设计了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繁荣,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美国支持其他国家(无论友好还是敌对)的参与式治理。它带头阐明新的人道主义原则,并在1945年后的五次战争和其他事件中,不惜牺牲远至天涯海角去实施这些原则。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去应付那么多挑战,并取得成功。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

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共产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它心有不甘。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

一、冷战的开启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作“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一国一票”)。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接纳英国、法国和中国是为了向它们的伟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们当时的实力。)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7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在会议中途,丘吉尔由于选举失败而被他的战时副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占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

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

战时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起因于进入昔日敌国首都柏林的通道。1948年,作为对西方盟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的回应,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直到封锁结束。

斯大林是如何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呢?1989年,我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进行了一次谈话,很好地厘清了这个问题。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28年,直到新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明升暗降到礼节性的主席位置上。因此他有许多时间和我讨论他眼中的苏俄历史,也不用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的前程。我问他,鉴于苏联在战争期间伤亡巨大、破坏惨重,假如美国对封锁柏林做出军事反应,苏联会如何应对呢?葛罗米柯回答道,斯大林也曾经回答过下属提出的类似问题,大意是:他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如果西方盟国沿通往柏林的道路发动常规性、试探性的地面进攻,苏联军队受命不必请示斯大林即可发起抵抗。如果美国军队全线出动,斯大林说,“就来找我”。换言之,斯大林对局部战争胸有成竹,但不会冒险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

从此以后,两大阵营寻求压制对方的气焰,而无法消除潜在的危机根源。欧洲刚脱离了纳粹的魔爪,又面临被一个新霸权统治的危险。新独立的亚洲各国体制脆弱,面临深刻的国内(通常是民族)分裂,本来可能实现自治,却遇上了一种敌视西方且不利于国内及国际多元共存的理念。

在这个紧要关头,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对美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变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他不再接受以往“单打独斗”的诱惑,让美国投身不断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取代了英国的作用。英国曾直接提供补贴,维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中海国家,但现在英国再也无力支撑了。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

北约是建立欧洲安全的新起点。国际秩序不再是传统上多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欧洲均势。相反,不管以前是何种均衡,现在只剩下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1990年苏联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国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对欧洲的防御失去兴趣,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力量,但充其量是为了获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而不是用来进行本土防御。在杜鲁门时代,美国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边保障体系。

架构搭好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终极目标的历史争论再次浮现。这一新型联盟的目标是道义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和平共处,还是击败敌人?美国是寻求改造敌人,还是让其自然演变?改造需要诱导敌人全面彻底地告别过去。演变则是一个渐进过程,愿意以不完美的步骤追求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在确保向前推进的同时,客观现实地对待敌人。美国将选择什么路线?实际上,美国兼顾了二者,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矛盾心态。

二、冷战秩序的战略

冷战期间最全面的美国战略构想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当时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的负责人。没有别的外交官对美国世界角色辩论的影响可与凯南比肩。华盛顿依然相信斯大林的友好,沉浸在战争时期的亢奋之中,而凯南却预言冲突已经隐约可见。他在1945年给同事的私人信函中断言,美国需要面对现实,战争结束之时,便是苏联由盟国变成对手之日:

因此,在大西洋海洋国家和心怀戒备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利益之间,一场根本性冲突正在欧洲展开。欧洲需要维持活跃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苏联总是追求向西扩张,而且根据它自己的安全观,恐怕要一直扩张到大西洋。

凯南建议做出明确的战略回应:“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握在手里,并完全打出它们的价值。”凯南的结论是,东欧将被苏联控制。东欧离苏联的权力中心比离华盛顿更近,而且遗憾的是,苏联军队已捷足先登。因此,美国应该巩固美国保护下的西欧势力范围——分界线贯穿德国——并赋予其足够的力量和凝聚力,以维护地缘政治平衡。

这种对战后格局的先见之明被凯南的同事查尔斯·“奇普”·波伦拒绝了。波伦的理由是威尔逊式的,即“民主国家不能采取那样的外交政策。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可能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华盛顿或许可以接受均势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把它当作政策来执行。

19462月,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收到华盛顿的一份电报,询问斯大林所做的一次教条式讲话是否会改变苏联对保持国际秩序和谐的承诺。当时作为驻苏联代办的凯南得到了一次许多外交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需大使批准便可向高层陈述观点。凯南用19页单倍行距电报纸分五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

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

如果换作西奥多·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1953年,艾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1954年),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

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共产党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须建立,它已然存在。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

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欲来时会怎样呢?……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共产党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

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这需要“非凡的多样性、深刻的宽容性和自由社会的合法性……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地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遵章行事的新时代。”

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它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共产党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

三、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但没画上句号。它引发的争论为10年后撕裂了美国社会的问题埋下了种子。

1945年前,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被获胜的盟国解放,北半部被苏联占领,南半部由美国占领。1948年和1949年,两国撤出前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支持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府。1950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中苏仿照“二战”前德日模式实施侵略的典型例子。美国军队在前几年已经大规模削减,但杜鲁门果断地决定进行抵抗,主要依靠驻扎在日本的美军。

当代研究结果表明,共产党方面的动机是复杂的。1950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斯大林从两年前铁托背叛一事领悟到,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尤其难以融入苏联卫星国体系,而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自从1949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起,斯大林就对毛泽东这一强人领导下的中国的潜力感到不安。朝鲜战争也许能把中国拖入一场边境危机,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并且无论如何,都可以消耗美国的资源。如果朝鲜在苏联支持下获得成功,朝鲜半岛的统一会让苏联在朝鲜半岛占据支配地位,再加上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相互猜疑,就会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出于相反的理由,毛泽东答应听从苏联的指示(金日成向毛泽东传达苏联的指示时肯定极尽渲染之能事),他担心被苏联包围。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凯觎之心几个世纪来早就显露无遗。作为中苏结盟的代价,斯大林甚至要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俯首帖耳。

有一次一位中国知名人士告诉我,跟在斯大林后面同意卷入朝鲜战争是毛泽东犯下的唯一战略错误。朝鲜战争最终把中国的统一推迟了一个世纪,因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保护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其说是中苏联手抗美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国际秩序内争夺主导地位的三角博弈。金日成为了争取对其出兵计划的支持,不断抬高出价,结果这场战争给全球造成的后果震惊了所有参战大国。

共产主义世界的复杂战略考虑非美国方面能比。实际上,美国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击退侵略,并通过联合国落实这一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是因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不断抗议联合国将共产党中国排除在外,因而缺席了安理会的关键投票。但“击退侵略”这个短语的意思就不那么清晰了。是指全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打算怎么收场?

结果,经验走到了理论的前面。19509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在仁川登陆,包围了深入南方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大败。获得大胜的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北上统一朝鲜半岛吗?如果是这样,就逾越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字面意义,因为“击退侵略”在法律概念上已经实现了。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呢?如果“侵略者”最终不过是回到原状,而无须承担其他后果,那么其他地方会不会有人步其后尘?

当时还有其他几种选择,比如在平壤至元山一线的半岛狭长地带停止前进,这里距中国边界大约150英里。这既能摧毁北朝鲜的大部分战斗力,将90%的北朝鲜人口置于南朝鲜统治之下,也能保证不触碰中国边界。

我们现在知道,早在美国政策规划者开始考虑在哪里停止前进这个话题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准备干预了。19507月,中国已在中朝边境集结了25万军队。到8月,中国高层决策者已经预想到,一旦实力强大的美军全面部署至战场,正在向前推进的北朝鲜军队将被击溃(其实他们准确预测到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的突然登陆)。84日,当前线仍在所谓的釜山防线之际,毛泽东对政治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不过,他也告诉周恩来,如果美国停留在平壤至元山一线,中国军队不必立即进攻,应该停下来加紧练兵。至于中国暂时勒兵不前期间和之后会发生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美国军队没有停下脚步。华盛顿批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允许他一直推进到中国边境。

对毛泽东来说,美国向中国边境推进不只涉及朝鲜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杜鲁门已经把第七舰队派至台湾海峡,声称是为了保护中国内战双方,展现美国对亚洲和平的承诺。那个时候,毛泽东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不到九个月。如果朝鲜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大批美国军队陈兵边境,美国舰队又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插足,那么中国允许北朝鲜攻入南朝鲜将会变成一个战略灾难。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之时,美国试图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国际法原则维护现状。但维护现状不符合毛泽东的革命使命感。中国历史一次次地告诉他,朝鲜一直是他国入侵中国的通道。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内战不胜则败,没有模糊地带。而且他深信,一旦美国在中朝之间的鸭绿江沿岸驻扎下来,下一步便是进入越南,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四年后,美国果然卷入了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道出了这种分析,并表明了朝鲜在中国战略思维中的巨大作用。1950826日,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确实成为世界斗争的焦点……美国压服朝鲜之后,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

这样的考虑促使毛泽东再次使用了1593年中国统治者对付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入侵的战略。与超级大国打仗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想法,至少有两名中国陆军将领拒绝带兵与美军作战,但毛泽东坚持出兵。中国的突然进攻迫使美军从鸭绿江撤退。

但在中国插手干预之后,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战略?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激烈的争论,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将面临更加痛苦的争议。(与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不同,批评朝鲜战争的人指责杜鲁门政府没有使用足够武力。他们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撤退。)

战区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杜鲁门政府发生了公开争论。麦克阿瑟强调了美国历次军事行动背后的传统考虑: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只要需要,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空袭中国本土。僵持是战略上的挫折。共产主义侵略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要击败它,包括在亚洲。美国的军事实力该用就用,不能留着用于遥远地区(指西欧)假设的意外事件。

杜鲁门政府以两种方式回应了麦克阿瑟。为了表明美国文职政府控制着军队,1951411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权,理由是他发表与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论。实质上,杜鲁门强化了遏制概念,即主要威胁是苏联,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主宰欧洲。因此,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对德作战中的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甚至深入中国境内,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几个月后,19516月,战场前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这是战争开始的地方,而且500年前的一场战争也是从这里打响的。这时中国提议进行谈判,美国接受了提议。两年之后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和平持续了60多年,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尽管在这期间和平被无情地打断过,但为时很短。

如同这场战争的起源一样,谈判中两种不同的战略手法也发生了碰撞。杜鲁门政府表达了美方对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看法: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谈判开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个阶段都有适用的规则。有时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谈判,但之后武力必须退居次席。谈判结果取决于友好氛围,军事压力会破坏气氛。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美国军队在会谈期间只能奉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避免首先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国的观点正好相反。战争与和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谈判是战争的延伸。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攻心为上”,要打乱对手的盘算,削弱对手的信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手减弱攻势是内心虚弱的信号,可乘机扩大己方军事优势。共产党方面利用这一僵局,让谈判议而不决,加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实际上,在谈判期间,美国遭受的伤亡与战争进攻阶段相当。

最终,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美国维持了遏制学说,捍卫了盟国的领土完整,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证明了捍卫边境安全的决心,表达了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蔑视。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最终,朝鲜半岛画了一条跨世纪的界线。这是美国明确放弃胜利目标的第一场战争,并为后来的许多事情埋下了伏笔。

最大的输家是苏联。它最初鼓励进攻的决定,并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作为进攻的后援,但它失去了盟国的信任。中苏分裂的种子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播下,因为苏联坚持要求中国为得到的援助付款,还拒绝提供战斗支援。这场战争也激发美国快速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大踏步地纠正了西欧的失衡局面,确立了美国执行遏制政策所需的实力地位。

各方都遭受了挫折。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为了支持一个不可靠的盟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美国失去了“二战”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战胜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美国的战略和国际秩序思维中的不足依然存在,它将因此在越南的丛林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四、国家共识的瓦解

还在朝鲜战争的困难时期,威尔逊主义原则就与罗斯福式地缘战略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政策头15年背后的非凡动力。尽管最初也有一些争论,但它让美国挺过了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1948~1949年利用空运挫败苏联关于柏林通道的最后通牒、朝鲜战争、1962年挫败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弹道导弹的企图。紧接着1963年,美国与苏联签署放弃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标志着这两个超级大国认识到需要讨论和限制它们毁灭人类的能力。遏制政策得到国会两党共识的支持。决策层与知识界高度默契,都专注于共同的长期目标。

但大致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国家共识开始瓦解。这位年轻总统遇刺带来的震惊是一部分原因,他曾经号召美国践行理想主义传统。虽然刺客是一位曾在苏联逗留的共产主义者,但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对美国事业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

冷战之初的号召是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肯尼迪就任增强了这一号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遏制战略背后的军事学说开始瓦解公众意识。在武器的毁灭性与使用武器的目的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有限使用军事核技术的理论都不可行。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背后的实力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必定在几天内便殃及双方数千万人口。这一估算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自信,也动摇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

此外,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边缘时,遇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政治传统虽然遭到破坏,但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也能帮助恢复政治活力。但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架构脆弱或刚刚建立,经济援助快速实现了稳定,但也马上带来了腐败。

这种困境在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顶点。1951年,杜鲁门派出文职顾问到达越南,对抗游击战争。1954年,艾森豪威尔增派了军事顾问。1962年,肯尼迪批准作战部队作为辅助人员进入南越。1965年,约翰逊部署了远征部队,人数最终达到50万人。肯尼迪政府已经走到参战的边缘,约翰逊政府更是走到台前,因为它深信北越袭击南越是中苏在全球争夺主导权的前奏,美国必须出动军队进行抵制,以免东南亚落入共产党的控制。

保卫亚洲的时候,美国建议像在西欧那样推进。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国陷入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所以美国运用遏制理论(按照北约模式)来反击侵略者,实施经济和政治重建(如同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扩大战争”,美国极力避免打击河内的军队位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庇护所,而他们则利用这些地方发动进攻,造成数千人伤亡,然后又退回原处,躲避追击。

美国的政策是捍卫南越的独立,消灭北越武装和部署的颠覆南越的力量,集中力量轰炸北越,促使北越重新考虑其征服政策并开始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历届政府从未制订过一项终止战争的计划。直到约翰逊政府中期,美国的政策既没有收到显著成效,也没有引起多大争议。1968年的新年攻势从传统军事角度来看是北越遭到惨败。但被西方媒体描述为北越惊人的大捷和美国失败的例证。这一波民众抗议和媒体批评的浪潮触动了政府官员的神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亚洲领导人。他在言谈和作品中都坚定且高调地认为,对于维护东南亚的独立,美国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共产党在越南取得胜利对整个地区的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到美国全面参与越南战争的时候,中苏团结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整个20世纪60年代两国都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中国受到“大近”和“戈”的严重破坏后,越来越把苏联视为危险的对手。

在欧洲使用的遏制原则在亚洲证明并不奏效。在欧洲,战争导致经济危机,就会威胁和破坏传统的国内政治制度,就会出现不稳定。但东南亚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些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南越,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试图在做出军事努力的同时,加紧开展政治建设,以缩小差距。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

经过一系列政变(其中196311月那次政变实际上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鼓励,并得到了白宫的默许,期望军事统治能够带来更加自由的体制),阮文绍将军崛起为南越总统。冷战之初,南越政府的非共产主义倾向曾让美国相信应该支持它,以防范苏联的图谋。可是现在,在一片相互指责中,南越(在血腥内战中)未能成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反而遭到激烈的谴责。一场起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战争,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却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不道德和欺骗等指责满天飞,“野蛮”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形容词。美国的军事介入被说成某种“精神错乱”,反映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深刻缺陷。肆意屠杀平民的指控成了家常便饭。

美国国内有关越战的争论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在涉足印度支那事务的历届美国政府中,有许多官员充满智慧、廉洁正直,但他们突然被指控为可耻的傻子和骗子。这些争论起初还是关于可行性和战略的理性辩论,最终却变成了街头游行、恶语谩骂和暴力行为。

批评者正确地指出,在战争开始阶段,美国的战略极不适应非对称冲突的现实。轰炸时断时续,以测试河内的谈判意愿,但结果常常造成僵局。美国动用的武力足以招致谴责和抵抗,但不足以坚定对手进行严肃谈判的意愿。越南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渐进升级理论的后果。尽管核超级大国对峙时这一概念运用得体,但它并不适用于与采取游击策略的对手进行非对称冲突。有人希望经济改革与政治演变相互促进,但事实证明这在亚洲行不通。这些都是可以严肃辩论的问题,但不是诽谤中伤甚至在抗议活动中袭击大学和政府建筑的理由。

远大志向的破灭摧毁了自信,而失去自信后,执政者变得手足无措。此前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尤其对学生的怒火感到痛苦。由于年长者的不安全感,懵懂青年的正常不满变成了有组织的发泄愤怒,造成了全国性的精神创伤。民众示威愈演愈烈,约翰逊总统(他依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保护自由人民、抵抗极权主义的行动)在任最后一年公开露面仅限于军事基地。

1969年,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的数月中,这场战争的几位重要谋划者先后公开辞职,并呼吁结束军事行动,撤出美国军队。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直到执政者对“结束战争”计划达成共识,即美国单方面撤出,仅以释放战俘作为交换条件。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仍有50万美国军人在远离美国的越南作战。根据约翰逊确定的时间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承诺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履行美国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全球承诺。尼克松是在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五个月之后上台的,当时苏联正在建造洲际导弹,威胁到(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了)美国的威慑力量。而且中国与美国依然相互敌对。如果美国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承诺也必定会受到挑战。维护美国捍卫盟国及全球秩序的信誉(美国已经履行这项职责20多年了)仍然在尼克松的盘算中不可或缺。

尼克松按照每年15万人的速度撤出美国军队,1971年美军不再参与地面作战。他同意进行谈判,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条件:他永远不会接受河内的要求,在和平进程开始时用河内提议的人选组成联合政府,替换(美国盟国)南越政府。这一条件被美国强硬拒绝了四年,直到1972年北越攻势遭到失败(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河内最终同意停火,接受了它一直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人们普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印度支那人民造成的创伤,好像美国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然而河内坚持继续战斗,这不是因为它不相信美国的和平承诺,而是因为它希望借此耗尽美国继续牺牲的意愿。为了争夺主导权,河内大打心理战,以推行它夺取统治权的计划。事实表明,河内就此坚决不肯妥协。

尼克松下令发动的军事行动——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表示支持——再加上灵活的外交政策,使越南问题在1973年最终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确信,西贡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一般规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将提供空中和海上援助,对抗北越的全面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南越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向着更加透明的体制演进(就像韩国出现的情况一样)。

这一进程能否更快,以及能否给美国的信誉另外一种定义,将一直是热烈讨论的话题。最主要的障碍是美国难以理解北越的思维方式。约翰逊政府高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作用。与一般看法相反,尼克松则高估了谈判的效力。对北越久经沙场的领导人来说,不惜牺牲投入战斗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妥协与战败没有区别,建立多元社会不可想象。

如何解决这场争论,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对所有相关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尼克松实现了完全撤军,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相信这给予南越人民一个塑造自己命运的良好机会。然而,经过10年的争论,在水门危机群情激昂的余波中,国会1973年对援助实施严格限制,并于1975年切断所有援助。北越军队倾巢而出,越界攻克了南越。国际社会保持了沉默,国会禁止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由于共产党革命,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先后倒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清算。

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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