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12
日本
家永三郎是日本历史教授，过去做过高中老师。1952年，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后被广泛采用。但四年后，麻烦找上门来。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196 4年，家永终于忍无可忍，并于翌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
初识家永，首先留意到的是他的年迈体弱。他走起路来有些吃力，很容易累着。体格瘦小的他看起来弱不禁风，苍白的脑袋因为谢顶，形似一枚鸡蛋。宽大的眼镜看着跟身体其他部位不太协调我很纳闷，他哪来的精力和动力坚持斗争二十七年。坐在位于东京郊外寓所的书房里，他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算是回答了我的疑问。
“1941年12月，听到日本偷袭美国后，我就知道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当时我断不能这么说，所有一切都受到严密监控。那时的我还在新潟一所中学教历史，文部省命令高中和初中老师教授关于天皇的神话，关于日本民族的神圣血统，等等。”
他编了本教材，书中将远古日本诸神和神话中的天皇描绘为日本独特价值观的传承者。神话被当成了历史。家永边叹气，边翻着这些一碰就破的旧纸张，坦言他不希望日本孩子再读这种书。
“教室成了离经叛道的地方，我们身居其中，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原则。我很惭愧，没有拒绝讲授国家倡导的历史观。我将一辈子因此蒙羞。请注意，我不是鼓吹战争的宣传家，但也没有出力制止。
1965年，家永在法庭上首次为自己辩护时，称自己心怀愧疚：“我那时只惦记着自己的良心，但我有罪，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遭到蹂躏时，我只是袖手旁观。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死在这场战争中我命大，才活了下来。我对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感到无比羞愧……我只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就算只能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为过去没能奋起反抗做出补偿。这就是我今天打这场官司的原因。”
有句话反复出现在家永的著作和演讲中：日本没有抵抗。199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出庭后又复述了一遍。在高等法院不远处一间租来的大会堂里，家永对其支持者说道：“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临走时，支持者起身欢送家永。他缓缓挪动着步子，走出会堂，瘦弱的肩膀低垂着，仿佛背负着沉甸甸的包袱，厚底镜片后的双眼不住地眨动。
他输掉了官司，输得一败涂地，这点毫无悬念。1993年3月16日，法院下达判决书。家永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就连他都对裁决的草率程度吃惊不已。他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气氛很是激烈。会上，他说自己难以抑制怒火，裁决书让日本蒙羞。一个月后，我给他打了电话，想再见见他，但他推辞说自己已精疲力竭。还会再斗争下去么？“那当然，那当然，教科书这桩案子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他表示，相较于大城市报章发表的不温不火的社论，地方媒体对他的支持力度则要大得多。“你离东京越远，”他说，“就越享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家永案并不是检验这句话的唯一例证。
战争结束时，一切都显得那么鼓舞人心。日本投降后不久，新的教科书尚未发放，因此旧版本得以沿用，只是里面的军国主义段落被用墨水涂黑了。然而，1946年，一本名为《我国的道路》的新教材问世。这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部一上来就描述石器时代，而非远古神明及皇族后裔等民族神话的教科书。一年后通过的《教育基本法》限制了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控制权。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热爱真相与和平的人民”，并且“遵循日本宪法”，建设“一个推行民主和崇尚文化的国家”。学校有权自行选用私人编撰和出版的教科书。德育课被取消了，而历史则成了社会研究课程的一部分。
这掀起了一场革命。至少从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国的宣传喉舌。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尝言，“教育和军队一样，应该奉行皇道。”他还说过，在国家危难之际所有日本人都应遵循教导，“勇敢地”为国家献身，“保卫和维护我国皇权的繁荣昌盛”。
就连地理课都是为帝国事业服务的。某本战时地理课本描述“日本的形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看上去处于亚洲前沿，雄赳赳地探向太平洋。与此同时，我们也显示出已做好准备，保卫亚洲大陆，防范外部入侵”。
德育课被抬到了极高的高度。诸如自我牺牲、军事纪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此方式灌输的。20世纪上半叶军旅英雄在多数国家都受到推崇，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楷模，日本也不例外。《君之代》原本是祝愿皇权千秋万代的颂歌，后来成为人们传唱的国歌，旭日旗也插遍了亚洲各个角落。所有日本人在听到神圣天皇的大名后，都有义务迅速绷紧身躯，立正站直。每所学校内都设有一尊供奉天皇画像的神社。要是相片沾上一点灰，或者挂得不够周正，就将招致严厉的惩罚。
1947——1948年，随着国会两院宣布《教育敕语》作废，上述做法都被官方取缔了。取而代之的是宪政主义、反战主义（口号是“真相与和平”）、民主制度和社会研究。家永三郎第一部教材完稿付梓时，官方并未从中作梗。但大约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情况开始生变。政府某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若干看法其中一点是：“我们的体制效法一个国情不同的外国，且一心追求理想，导致许多不良因素糅入。”
为了对抗这些因素，教育理事会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文部省重新负责编撰和出版教科书。这让政府站在了左翼日本教师工会的对立面。长期对抗致使双方立场都趋于极端。教师工会怀疑政府在复辟军国主义；反观政府，往轻了说将左翼教师——其中就包括家永——视为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往重了说则视他们为卖国贼。这一永无止境的拉锯战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两头都不讨巧。左派和自由派至今仍批评其内容失实，闪烁其词，且有民族主义倾向。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其带有太多左翼意识形态“异端”的痕迹。双方都有一定道理：被“阉割”过的教材确实避重就轻，而马克思主义者自战后便占据了史学界的半壁江山。
家永从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在1962年版的历史教材里，他用一张残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为插图，图中人物的一条断臂绑在皮革护具里，脖子还挂着个钱盒。文字说明是这样的：“这一悲剧性的景象雄辩地向我们揭示了《宪法》序言里用词的深刻含义。原文如下：‘……（我们）决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为招致的战祸的覆辙。’”这完美地归纳了家永和教师工会的“宪政爱国主义”和反战倾向。战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最坏的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大陆上打的一仗。家永对日本为何没能剿灭中共的解释是，“红军有民主的力量。”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政治价值观的较量：对垒双方是中国的民主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作风”。二十年后，他对越战的分析亦是如此。
家永的左翼反战思想和亲华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试图从教科书中抹去的。文部省希望将残疾军人插图连同文字说明一并删去，因为二者传递出的是“一种对战争极端负面的印象”。
家永在书里还用了其他照片，比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学生，以及在兵工厂里劳作的年轻姑娘，搭配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人民生活遭殃。”然而，文部省对这些照片的看法倾向正面，“照片拍得很好，献身国家的学生们脸上都泛着红光。”
我翻了翻1984年出版的某本全日本通用的教材，里面没有描绘残疾军人或日军暴行的照片，有的是沦为废墟的广岛，珍珠港内缓缓下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当年报纸的头版头条，轰炸中被转移的日本人，以及参与演习的民众。最后一幅照片的文字很契合文部省的精神：“居委会在防火演习时帮忙。穿着扎脚裤、包着头巾的妇女正勤恳地练习传接水桶。”
家永编撰的教材提到过在几千名囚犯身上实施致命医学实验的“伪满洲国”731部队，但后来被删掉了，原因是该问题未经“可靠的学术研究”（开展研究的确很难，因为大部分资料都掌握在美国人或苏联人手里）。但到了1980年代，已经涌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当初家永的研究是正确的。1992年，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今后再版的日本教科书会将731部队列入。
在1962年版的教材里，家永还提到，在华作战期间，“许多日军官兵曾奸淫中国妇女”。文部省决定把这句也删了。“侮辱妇女”文部省表示，“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及任何战场上都发生过的事不应将矛头对准日本陆军”。
事实上，日军的强奸行为泛滥成风，以至于一些将领开始担心其后果——暴行将招致中国人的顽抗。因此，他们决定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军中妓院（即“慰安所”），里面的女性有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以及部分欧洲人，她们都是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村庄、城镇和战俘营里掳掠来的。多数“慰安妇”后来死于疾病，有些被谋害，有些死在交火中。除了家永所著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外任何日本教科书里都不曾提及过她们。事实再次证明家永是正确的后世史籍里必然有这一群体的一席之地。
证据出现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直至1980年代末，韩国人要想出国，都必须获得政府的特批。1965年，韩国政府同意接受日本的一次性赔偿，以抵销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之后，个人就不得再提出索赔要求。无论怎么说，慰安妇的历史总是令人尴尬的，因为这让幸存者的家人感到耻辱，况且，战时“韩奸”比比皆是。不消说这些内容不会出现在韩国的教科书里。但到了1980年代末，社会氛围变得较为宽松，韩国人可以去日本旅行了。在女权主义团体的鼓励下，部分原“慰安妇”决定提出索赔。然而，日本政府矢口否认自己负有责任，称战时组织卖淫纯属私人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曾参与此事。
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番抵赖之词，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吉见记得，自己在自卫队资料室做研究的时候，曾翻阅过一些文献。于是，他回了趟资料室，几天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建造“慰安所”的官方命令，上面还有日本帝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落款。一时间，日本媒体纷纷密集报道“慰安妇”的故事。日本首相不得不向韩国人民道歉。当BBC的一名记者询问内阁官房长官，日本政府为何过了那么久才承认事实时，他辩称，政府方面的研究者之前并不知道存在这方面的档案。记者礼貌地表达了他的惊讶，毕竟，一位学者可是单枪匹马、仅花了几天工夫就挖出了档案。这之后，电视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整整一分钟，内阁官房长官默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不敢抬头直视记者。最后，他开口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失礼”。
家永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的对华战争。文部省任命的审查员阅后提出以下建议：“侵略这个词包含了负面的道德含义。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虑，用这么个有负面影响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国家的行为，十分欠妥。因此，应使用诸如‘军事挺进’这一表述。”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择在不同政治场合对这一措辞表达抗议，结果却只是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分歧。侵略历史剥夺了日本使用武力的权利，这解释了右派为何对其矢口否认，左派为何执著于此，主流保守派又为何倾向于只字不提。只要自民党依旧执政，就有必要安抚右派，他们当中一些年事较高的人自己身上也沾有战争污点。19爸9年，日本国会的一位共产党议员质问首相竹下登，日本是否在二战期间犯有侵略罪行，竹下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判”。
家永其实打赢过官司，在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杉本良吉裁定，文部省对教材的审核不应超越修改错别字和勘正事实错误的范畴。对实质内容的审查被视作违宪，家永案就是这么判的下达判决书后，法官告诉媒体，教师的立场应得到尊重，自由应得到保护。右翼极端分子对法官、辩护律师和家永本人都发出了死亡威胁。家永的住宅外面日日夜夜都围着暴徒，他们高喊口号，像擂战鼓一样敲打锅碗瓢盆，吵得他没法睡觉。东京地方法院的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家永和他的律师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从一道暗门进入法院。
文部省不服判决，发起上诉，家永没能再胜诉，或者说至少没赢得那么干净利落。1974年，另一位法官也认为审查过程“过分了”，但并未违宪。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位法官宣布，审查得出的所有建议都合情合理。参与家永案时间最久的辩护律师尾山宏称1970年代早期是“日本司法的黄金年代”。我问他，那之后又如何他回答说事情简单得很：“跟政府作对的法官不会被晋升到更高级的法院。因此，除非你不考虑仕途，才会做出公正的判决。”杉本法官的职业生涯就是如此。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文部省对家永的教材做出多处删改，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实已超出职权范围。自民党在选举中的落败兴许促成了这股新风气。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们提供了证明日军暴行的大批新证据。
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攻击从事教育工作的左翼对手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当然没有说错。但这并不是说，本土主义者的思想就是纯净的，只不过他们在坚持传统一点上似乎确有更强的话语权。正如德国保守派曾抨击魏玛共和国宪法不符合德国国情，“是犹太人制定的”、不配得到拥护一样，日本右派也曾炮轰战后日本宪法及支撑其的教育体制是舶来品，因此在日本水土不服。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还煞有介事地对比了魏玛共和国和战后日本。他说，日本宪法是由那些“仇视国家”的犹太人起草的。
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和战后宪法本身就是德国法学家和思想家创造的产物，如有必要，他们会从欧洲启蒙运动、歌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中获取一种延续性。日本人面对的局面要困难些，因为催生宪法和教育改革的是占领它的美国，而不是日本人自己。而且正如家永所言，日本没有什么抵抗传统，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在日本和西方知识界都颇有渊源，也提供了对抗民族主义迷思的一剂良药。
1984年版的高中教科书用了一整页篇幅，完整讲述了日本的战时抵抗——或毋宁说是没有抵抗——的伤感故事：“1933年，日共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政治信条，此举对社会主义者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效而仿之。就连为数不多还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譬如日本无产党的铃木茂三郎，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后，也于1937年终止了他们的活动。”
教科书简短地提到了发生在美浓部达吉教授身上的一段复杂往事。美浓部是宪政法学家，他在1935年抛出一套理论，将天皇定性为“国家机关”之一。在他看来，国家享有最高统治权，而天皇只是其中的最高统治机构。他随即招来一片批评声，人们骂他是国家政体的敌人，因为只有天皇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教材接着写道：“围绕美浓部的理论所引发的争议，导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就连自由主义也被抨击为某种反国家思潮。不久之后，军部激进派策划的内政改革就主导了大众媒体。这点在文化事务上亦是如此。与官方文化政策一致的是，军国主义反动趋势正益发增强，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在得到反思。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正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
所谓的抵抗也就止于此了。但上述这段话并没有将凤毛麟角的抵抗者——比方说美浓部——立为楷模，反而明显存在模棱两可之处。军国主义和思想钳制当然应该谴责，但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了，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又有什么错呢？不管怎么说，用“反思”和“重新审视”这种字眼来形容赤裸裸的政府审查，显得很是奇怪。
其实，即便没人公开支持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也深感有必要捍卫日本传统文化，反对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捍卫日本主权，包括其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影响。从宣传上讲，受围困的“文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家族制国家，其古老的价值理念经由名义上没有断代的皇族血脉世代传承。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衣钵的日本人，他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必然会较德国要模糊些，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实际上，捍卫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就是捍卫旧制度：不光要反对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对那些来自东方或西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
这就是为何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对我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1986年，他因为发表朝鲜人对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也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影响日韩关系，被首相革除了职务。接受采访时，他说东京审判是一场“种族复仇”，目的是“剥夺日本的权力”。藤尾这么说，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历史和传统来恢复日本精神”。
藤尾既非另类，也不是战后第一个发表上述想法的人。1971年即将卷入一桩贪腐丑闻的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对日本教育缺乏德育培养的担忧。他建议恢复《教育敕语》，因为“其总体来讲阐述的是普世的道德准则”。但早在1957年，文部省就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在针对家永三郎编写的首版教科书出具的报告中，文部省给出结论“家永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已经远远偏离了教授日本历史的正道，即承认我们祖先的历史成就，从而强化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认识，激发对本民族的爱。”
1991年，尽管左派和自由派强烈反对，官方还是宣布原帝制时代的国歌《君之代》和旭日旗是日本的国家象征。这一决定并未通过立法产生，而是体现在文部省下发的一份指导手册里。它批准通过修改后的教材，在战后首次加入了正面描写日本军旅英雄的段落。至少松江日大高校这一学府私自恢复了《教育敕语》。校长冈崎功号召学生每天清早朗读《教育敕语》，因为这是“让你成为具有真正日本精神的日本人的绝佳文章”。
1992年秋，我和大约二百五十人一起等候在东京高等法院外。法庭内空间有限，因此不得不抽签决定谁能旁听家永三郎最后一次庭审。很多人都隶属于某个支持家永的团体，有些是从北海道和冲绳千里迢迢赶来的。人群里有男女老少，有学生、老师，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尽管家永案前景不容乐观，但现场气氛格外轻松。人们分到的宣传册介绍了将要举办的会议，有探讨人权或言论自由的，也有探讨赔偿昔日“慰安妇”等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人群对远道而来的参与者报以欢呼，家永案前几次庭审中的证人更是赢得了满堂喝彩。
但是现场最热烈的欢呼声——好似感情猛然迸发——还是出现在家永登场的那一刻。只见他走在律师团队最前方，进入法院前向人们脱帽致意，双眼在镜片后眨了眨，神情看起来既孱弱，又顽强。
法庭庄严肃穆，不带任何世俗或宗教意义上的权力装饰。法官穿着欧陆式样的简约黑色法袍，身后是一片苍白的大理石墙壁。律师做陈辞时的腔调一板一眼，甚至有些了无生气。家永的辩护律师团队里有一位女性，文部省的律师则清一色都是男性。
尾山宏自1965年家永案开审起就一直担纲辩护工作。我听着他的陈述，他口齿清晰，辩才出众，一一论证：日本如何逐步倒退回战前的教育方法；日本的人权标准如何之低；日本相对于德国，在面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时有着何等糟糕的纪录。他引用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指出宪法保障人们可以不服从国家对事实真相的垄断。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编写教科书的作者理应有权自由表达观点。因为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就不会有民主。
法官和文部省的几位律师背靠座椅，双目紧闭，不是在聚精会神，就是已酣然入睡。也许他们感到无聊，因为这一切就是炒冷饭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事先已得知会有怎样的裁决。但这并非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家永三郎以实际行动延续了一场长达二十七年的重要辩论。一个讨人嫌的教书匠和聚集在法院外的几百名支持者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却足以显示，这一回终于有人奋起反击了。
[1]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位于捷克境内，纳粹当局将其宣传为“模范犹太人保留区”。前期一些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在此处居住，后成为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的中转站。1944年，为了迎接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纳粹宣传部门特意举行“美化运动”，拍摄了记录片《元首赐予犹太人一座城》，掩盖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真相。——编注
[2]Die Weiße Rose，二战期间德国出现的一个地下反纳粹组织，散播反纳粹文学作品。成员主要为女学生苏菲·朔尔和其兄汉斯·朔尔，两人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以死刑。
[3]Ernst Tha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袖，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囚禁多年后被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4]纳粹见面的招呼语。
[5]Hitler’s children，此处作者应是借用了1977年描写德国极左赤军派的一部书名：《希特勒的孩子：恐怖主义团伙巴德尔——迈因霍夫的故事》（Hitler’s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Baader-Meinhof Terrorist Gang）。——编注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