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磊、何云庵：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战略目标与具体政策上保持一致。但1939年夏之后，双方在统一战线的策略上逐渐产生分歧，共产国际将支持蒋介石对中国抗战的领导置于对华政策的最高点，而毛泽东则强调“统一中独立”和“斗争促统一”。皖南事变之前，中共主张未雨绸缪，而共产国际指示要采取拖延方针。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仍强调统一为重，反对中共的全面反击。事变解决后，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在认识角度与利益立场上存在根本不同，更加坚定在抗战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皖南事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双方在之后虽仍保持正常联系，但与此前严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已完全不同。
关键词：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概括而言，以往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皖南事变的发生与善后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共起了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事后双方关系迅速发生变化；二是认为事变前后，共产国际能顾全大局，对中共起积极作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双方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既有研究成果仅以皖南事变考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缺乏对自抗战爆发到事变善后这一历史时段双方关系的全面考察。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对形势的判断特别注重参考共产国际的意见，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也与共产国际互相沟通，共同决定，双方保持良好关系。但1939年8月之后，支持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成为共产国际政策的重心，而毛泽东则于1940年1月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双方的路线明显不同，在处理国共关系上也出现分歧。皖南事变的发生与善后，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事变带来的教训促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中共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毛泽东提出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彻底改变党内的主观主义之风，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主旨的思想教育运动。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形势判断与政策制定上基本保持一致意见，但双方战略的侧重点在1939年夏之后，仍可以看出明显不同。
共产国际七大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并对自身的领导方式做出调整。这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共自主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相对开阔的空间。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推动国共合作，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抗战开始后，共产国际对中共有以下两方面的担心：一是从苏维埃革命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原来的党员与群众能否执行新的政策；二是在革命政策“大转弯”后，党能否应付可能出现的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能否克服“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的“误入歧途的观点”。为此，共产国际认为中共要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并需要有能辨明国际形势，“有朝气”的干部去帮助中共中央。1937年9月下旬，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醒在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中提出的口号要适当，“不要太高太左”，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此后不久，就在派王明、陈云等回国之前，共产国际还专门作出决议，指示中共要注意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坚定不移的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城市与战略中心发展组织力量。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此时虽注重维护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但也对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寄予了高度重视。
王明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却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主张。有论者指出王明归国后表达的一系列思想，部分是共产国际的，部分不是，“而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王明的这些理论不仅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片面理解，更与毛泽东坚持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发生分歧，而且他在武汉长江局工作期间俨然与中共中央形成对立之势。中共党内的分歧与矛盾通过任弼时远赴莫斯科汇报给了共产国际，最终，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认可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与国民党长期、共同建国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虽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但其所指显然是党内那些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形式分离开来的主观主义者。
从共产国际七大到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是融洽良好的，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是抗日与统一战线，在这两个大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而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党内团结也起了积极作用。
1938年后期到1939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同时，国际形势与国共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与共产国际分歧初显。先是“慕尼黑协定”出台，然后是国民党突然加紧“防共”“反共”的行动。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宣布新的外交战略，苏联放弃建立集体安全的计划，决定置身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并将惯使“渔人政策”的英法国家视为防范的首要对象。这一战略的转变对中共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5月21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党应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派、反共派，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关于国际形势和发展前景问题，要参见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报告。收到指示后，中共中央改变了争取西方国家援助的对外政策，对英美等国重新以帝国主义视之，在处理国共关系上，毛泽东着重强调要从“统一与独立”转向“统一与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夏是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和双方在抗战中地位认识的重要转折点。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国共冲突，1939年5月,共产国际成立了包括中共若干负责人在内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该小组在8月份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远东慕尼黑”不会发生，蒋介石会继续抗日，而中共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犯了一系列宗派主义错误”，试图与国民党对立起来，并认为中共的抗日战绩在宣传中被夸大了，这无疑会引起国民党与国际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担心，促进投降与妥协的发展。因此，中共要分清蒋介石与投降派、顽固派的区别，应采取一定的退让政策，发展自身力量，从农民地区转向日占区和城市。该报告对共产国际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共产国际将维护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置于最高地位，并且还强令中共断绝与斯诺等外国记者的联系，以免他们报道“曲解”的事实来达到“挑衅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战争”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到来了，中国共产党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按照“战争与革命”的思路，毛泽东于1940年1月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抗战的领导责任“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发展方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共产国际此时的重心则是要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双方在出发点上已略显不同。但共产国际此时期对中国国内可能出现的投降危险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对中共正确处理国共关系起了提醒作用。
国共关系进入1940年已明显呈现针锋相对的态势，对此，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几次去电征求意见。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抗战形势与国共关系的掌握是通过1939年底周恩来在莫斯科做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一切服从抗日”，坚持国共合作，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并且拥护蒋介石与国民党在全国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考虑到周恩来是1939年8月27日离开延安远赴莫斯科治病，因此他的报告与实际情况发展存在时间差，共产国际于1940年2月12日又发电询问形势的发展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22日发送了答复电报，指出蒋介石虽坚持抗日，但“军事政策越来越反动”，“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采取镇压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捍卫统一战线，一方面争取进步力量，发展自身力量，一方面在军事上采取坚决自卫反击战。从电报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持乐观态度，认为“改善政治形势和克服投降与分裂危险的机会还没有丧失”，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决心，“目前统一战线的分裂不会发生”。
1940年3月，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的报告做出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共产国际还为中共七大拟定了基本政治方针，指出一切行动的纲领都要服从抗日这个基本任务，目前统一战线的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已成为“主要的和直接的危险”，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倾向空前“显露出来”。为此，中国共产党要准备尽一切努力消除国共之间的冲突，拥护和承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威望，并尽力同国民党军队“搞好兄弟关系”。此外，共产国际还对中共的组织发展问题做出了决议，批评中共“没有始终一贯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原则”，对干部的考察和提拔“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执行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进入党的领导机构的决定”，指示中共要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为重要任务。显然，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国内的投降危险和国共关系的紧张局面，但强调国共合作下的继续抗日居于最重要地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批评，充分反映出对其过于自主的担心。
总结而言，从1938年后期到1940年初，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判断和革命路线的制定基本上遵照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双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重大问题上互换意见，共同决定。这足以证明双方已不是那种严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但各自政策的重点已略有不同。
二、皖南事变前中共与共产国际产生分歧
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判断与应对方针均与共产国际产生了较大分歧，事变带来的教训成为毛泽东下决心走独立自主之路的关键因素与重要原因。从双方关系历史发展的走向看，皖南事变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主张先发制人，共产国际表示反对。周恩来于1940年3月26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组织等问题的指示。为解决国民党意欲消灭新四军和破坏国统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周恩来于5月10日奔赴重庆主持工作。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电，表示原则上同意上述指示，但个别问题“尚需仔细考虑”，关于在全国开展工作问题，将会再做详细报告。
1940年中后期，形势的发展与中共中央的判断产生了较大偏差。考虑到6月份法国战败，英国困守三岛，两国失去了对东方事务的干预能力，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既已丧失了国际妥协势力的依靠，再加上汪伪政权的成立，蒋介石更无投降的路可走，将不得不继续抗日。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克服投降危险和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因为英法美不复是国内投降派的主要诱因，并且国民党内部还存在着广泛的积极抗战的中间力量，因此“延长合作抗日的时间是可能的”，党的政策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致，以斗争争取团结，“促成顽固派的重新觉悟”，要纠正“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即便是7月16日，国民党正式拟定了针对中共军队“划界，缩编，遣散军队”的《中央提示案》，周恩来在重庆通过与国民党高层的谈判周旋，也认为“蒋介石对国共破裂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7月22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于8月3号就国共谈判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电报中一方面认定蒋已不可能向日投降，一方面判断蒋介石会“迅速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为此，中共中央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参加中苏外交谈判和参与苏联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事宜？周恩来是否为此去莫斯科？”并请求斯大林的指示。但8月13日，共产国际回电，拒绝了中共中央要求参与中苏政府间谈判的要求。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估计国际国内将会出现“大的转变”，而蒋介石在失去外援的情况下有可能投降日本，因此告诫全党“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电（即“皓电”）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中央提示案》的指定战区。国民党突然强硬的反共态势，让毛泽东感到时局可能要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24日周恩来亦从重庆发来电报，指出在国际三大阵营都拉拢蒋的情况下，蒋觉得有恃无恐，何、白“皓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参考10月20日中宣部的第六号政治情报，明显看出英美在拉拢国民党加入其战争集团，而国民党反共反苏潮流的高涨，正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毛泽东于25日回电周恩来，判断蒋还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指出最黑暗的情况莫过于国民党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集团，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要“把这种情况当做一切布置的出发点”。面对急转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0月2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国内紧张局势，并告知中共的态度是既反对加入德意日的“新秩序”，也反对加入英美集团的旧秩序，但困惑的是在国民党英美派也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并准备加入英美集团的情况下，“必须在团结一致抗日的口号下提出一个有充分理由、对我们有利的口号”，以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就此问题请求共产国际作出指示。同时，毛泽东也让周恩来征求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的意见。
中共中央做好两手准备，政治上仍坚决打击国民党亲日派，揭露他们的阴谋，继续劝告国民党“不要中此诡计”，不要“闹到亡党亡国”，告诫全党“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和英美派，以具体证据判定亲日派和内战挑拨者。可以看出，中共此时仍没有放弃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挽救国民党。军事上，中共中央决定留35万部队保卫各根据地和对日作战，抽15万出击豫、陇以粉碎国民党的此次围剿。鉴于“此时错一着”将后患无穷，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再度致电共产国际，明确指出蒋已准备投降，他的反共计划是将“我们所有的力量赶到华北地区”，置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夹击下而消灭之，为此，中共中央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准备以15万精兵出击豫、陇，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因此特向共产国际请求作出指示。但共产国际直到15日才回电中共，且表示还要“研究一些重要因素之后”才能作出答复，建议中共暂时不要作最后决定。实际上，共产国际直到22日才商量了中国问题，次日又致信斯大林请求指示。
随着11月20日“皓电”规定的最后期限已过，毛泽东冷静研判形势，21日他致电周恩来，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恐吓，还有就是封锁，除此之外再无“法宝”。两天后，共产国际也回电告知中共，从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蒋介石尚未下决心投降日本，因此“你们应该暂时实行拖延的方针”，万不可对国民党发起攻势，成为统一战线的“破坏者”。11月底，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表明与共产国际的看法一致，指出中共现时的政策是划清国民党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界限，坚决进攻前者，温和对待后者，并且变进攻路线为“坚决自卫的政策”，毛泽东还请求苏联予以重武器和电力设备等支援。与共产国际意见取得一致后，整个12月期间，毛泽东都没有改变对局势的判断，相信此次反共高潮就要或者已经过去，但他仍致电季米特洛夫，说明国共关系紧张的严重程度。12月18日，毛泽东又拟定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接通苏联的3个方案，向季米特洛夫征求指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重庆南方局，积极调动，极力斡旋，全方面准备新四军的北移问题。但1941年1月，还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应对方针相异。中国一切的形势都是由国际大势决定的，这是中共长期以来分析国共关系的基本方法。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即认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和英美派同谋的反共事变。特别是蒋介石“一·一七”命令下达之后，毛泽东认定其背后必有帝国主义的指使，“似德日为多”，蒋“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因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全面大反攻”。考虑到事关重大，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准备全面“有力的反攻”计划。1月18日，中共中央再度电告共产国际，阐述了新四军的遭遇，指出蒋已达到“无法无天”反共的地步。但1月20日，共产国际的回电让中共倍感意外，季米特洛夫仅向毛泽东个人通报说：“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变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政治意义来广泛宣传，蒋介石保证此事件不会影响国共合作。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毛泽东于1月20日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和刘少奇的电报中，虽指出蒋与我们已完全对立，“一切已无话可说”，决定将各地办事处和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亦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但“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做四到六个月的积极准备再转入攻势。21日，中共中央又急切向共产国际询问：“苏联对蒋介石是什么政策”，希望斯大林考虑中国局势，“能否在今年秋冬或者明年春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也请共产国际指示下一步的措施。25日，毛泽东等来季米特洛夫明确的指示电报，告诫中共继续利用日蒋矛盾，不要主动破坏国共关系，不要另起炉灶，打击的对象应是国民党的亲日派。
从1940年11月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对形势的判断与应对策略上就显露分歧，而且渐行渐远。直到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还向毛泽东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先是指明“破裂不是不可以避免的”，然后批评中共“不应该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而是要依靠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一切努力避免内战的爆发。尽管共产国际的态度带有息事宁人，甚至有委曲求全的意味，但此时国内战事又有了新的变化，即1月下旬日本开始进攻豫南，国民政府必须把重点转移到对日作战上，并且观察到蒋介石有意将皖南事变做局部化处理的意向，毛泽东对形势作出新的判断：“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并表示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延长国共合作时间的意见，但建议苏联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武器接济。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了一封政策上表示同意但又阐述了独立意见的电报，指出“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分歧，接着提出只有在政治军事上坚决的反攻才能制止国民党反共行动的这样一个“得到验证的规律”，“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此后，国共双方围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解决条件和中共代表是否参加参政会议问题转入谈判阶段。中共方面在政治上继续采取毫不示弱的攻势态度，国民党方面则使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敷衍招数，但为顾全抗战大局，在蒋介石明确表示“此后绝无剿共之事”的承诺后，皖南事变引发的国共冲突算是告一段落。
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关系的分水岭，更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事变促使毛泽东全面深入总结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并准备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宗旨的思想教育运动。
三、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
在皖南事变大致有一个清晰的结果之际，中共中央于1941年3月22日向共产国际发了一封总结性报告，告知从去年“皓电”掀起的反共高潮“似乎已告一段落”，报告中总结了此次反共高潮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此次反共高潮的国内外原因。中共中央得出结论认为“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为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地位已提高了”，“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
从事变之前的预防到事后的处理，中共以国共关系为出发点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一直在征求并最终听从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虽然双方之间的往来电报频繁，互通意见并共同决定，但明显看出中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约束较大。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就“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认为这次事件“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教育了我们全党，我们今后就会更为心明眼亮了”；毛泽东发给共产国际的总结报告，“既是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也是提醒和告诫远方一些无知、肤浅的人”。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就华北各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问题致电周恩来，指明了中共的作战方针，亦让周恩来将此方针转告苏联驻华顾问崔可夫，提醒他“不要随便乱说”，而且提醒周恩来等人，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足见毛泽东此时对“远方”指挥的不满和独立自主的决心。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如何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作出了全面的回答。他首先点明“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二十年”，接着指出抗战以来，我党根据马列主义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但“还有很大的缺点”。一是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所搜集的材料“还是没有系统的”，缺乏调查研究实际情况的“浓厚空气”；二是不曾认真研究认识中国的历史，“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三是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中，许多同志只会片面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在以上三方面的缺点中，第一方面毛泽东显然指的是抗战以来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不能有充分的掌握，因而基本上是参考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对中外关系的变化上，长期没有正确的认识。第二、第三方面中所说的“国际的革命经验”与“言必称希腊”，不言而喻是指苏联，但在组织关系上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因而毛泽东在文中所批评的那种“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显然是指共产国际的指示。找出缺点之后，毛泽东指出了解决的办法，他先是对比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主观主义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前一种，毛泽东批评这些主观主义者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只懂得希腊”，对于中国的历史“一概无兴趣”，于是导致了“夸夸其谈”，“钦差大臣满天飞”，自以为是的恶果，这是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人民的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从实际出发，找出事物的规律性和内部联系，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最后，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对干部进行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以马列主义为基本思想的教育三方面的任务。
在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足见此次事变对中共来说不仅损失巨大，教训更极为深刻。可以说，并不是在事发之前没有明智的预判，而是与“远方的意见”一直相左，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惨剧的发生。因此，在刚接到新四军惨败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有些同志“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而且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往前追溯，这恰恰是共产国际反复强调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思想对党内的影响所致。所以，皖南事变的发生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认识角度与利益立场完全不同，因而《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表明他下决心要纠正党内这种“言必称希腊”的主观主义之风，改变党内之前那种认为“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便是“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现象，要形成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革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有好的结果”。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转变时，指出在抗战以来“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不仅改造国民党落了空，而且时时、事事、处处拥护国民党都是“错误思想”，结果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抗战结束后，已经完全证明“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报告中提到的“觉悟”与“独立自主的路线”，一方面是针对与国民党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也必然包含对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意义。不过，当时双方关系的转折仅仅是思想和政策层面的，双方在苏德战争后仍照常电讯联系，“但是份量大为减少了”。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表明：“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提的原因在于，既然“听了他们的话”，就该中国人自己负责，而且不愿与苏联引起不愉快，既然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提到、检讨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尽管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双方在名义上仍是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仍就有关国际形势、国共关系和对日作战方针问题保持紧密的联系，中共仍定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但实质上，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与策略方针的制定上已完全走向独立自主，共产国际的指示实际上只是一种参考意见。事实上，就在1941年4月，斯大林已经在考虑共产国际与各国党支部的关系问题，他在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中就坦言“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国家面临的的具体任务”。这表明，共产国际在此时是否独立存在的问题已经明确提出。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共产国际的机构大部分瘫痪，它也就失去了指挥国际共运的条件和能力。而此后中共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也改变了与共产国际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作者简介：闫磊，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何云庵，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成都，611756。
责任编辑：李光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