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勤、卫玮岑：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价值与未来导向
摘 要：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功能，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为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重大关头适时对重大问题作出历史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党于1945年、1981年和2021年分别在全会审议通过三个重要的历史决议。三个历史决议是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缩影，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作为重要政治文献，三个历史决议既具有概括史实、总结经验的时代价值，又蕴含开拓前进的未来导向。
关键词：历史决议；治国理政；优良传统；理论方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继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的又一重要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出一个个辉煌人间奇迹的壮丽缩影，体现出厚重的历史内涵与深刻的理论价值。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于抗日战争胜利与解放战争即将打响的历史交汇点。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路线，但对其影响没能做彻底清算，党内仍然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争取革命最终胜利，党迫切需要各级干部统一认识，团结到正确路线上。1940年，王明在延安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称“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公然为“左”倾路线辩护。1941年，毛泽东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指出王明“左”倾路线危害的严重性：“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发现：“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所谈的“事情”，便是完成抗日建国，夺取革命胜利。要“办得更好”，就要纠正党内错误思潮，减少革命损失。毛泽东认为，要将正确路线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决议，成为全党结论和统一认识。“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决议的适用范围包括全党全国，并且针对党今后的政治方向，这是由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局部执政向更高政治目标迈进的实践需要所决定的。
1944年5月，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任弼时依据此前党中央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写出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初稿。1945年春，毛泽东将题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亲手修改至少7次。毛泽东建议将决议放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清理“左”倾错误，结束历史争论，以便在七大上集中全力讨论现实问题。1945年4月，决议经六届七中全会表决通过。胡乔木认为：“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将历史决议看作治党治国的重要资源。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舍弃了自己大量文稿，却希望将篇幅较长的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选集中。主要原因在于，夺取全国胜利后，党需要更多人了解党史上的路线变化与党的各项政策的演变。面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起步，党需要对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引以为戒，需要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和深刻反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与改革开放大幕拉开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党内部分人仍受“两个凡是”等“左”倾思想束缚，用教条主义方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实行的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全党面临的最大困难，一个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78年12月，邓小平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1979年10月，邓小平谈到，要准备“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11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决议起草小组在1980年3月写出第一个提纲草稿，送交邓小平，被基本否决。邓小平严肃指出，决议的中心意思有三条。第一，核心是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分清正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基本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邓小平看来，起草历史决议不是单纯地考察历史事实，历史决议需要为解决国家治理的难题提供参考和借鉴，要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认为，党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绝不能为了肯定一部分而去彻底否定另一部分。陈云也持相似立场，起草过程中，他建议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以便把毛泽东的作用写清楚，把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概括得更全面。胡乔木在起草小组会议上指出：“总归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这个稿子写出后让人看了不仅仅是把历史上那些问题作一个评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党的目前的指导思想作一个描绘，而这个指导思想同党历来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真正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写道：“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二、优良传统的时代升华：继往开来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适时对重大问题作出历史决议这一优良传统的时代升华。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以路线斗争为主线，串联起中国革命的演进脉络和理论图谱，明确指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左”倾、右倾路线是党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上演，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思想是引领革命胜利的正确方向。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突破了单纯的路线斗争史模式。胡乔木指出，十年“文革”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致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这个历史决议将曲折探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等，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一时期，党的治国理政的理论也开始变得丰富，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随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提高，此后相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变革单一公有制理论，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知水平。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产生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交汇点，在继承前两个历史决议精神的基础上凸显出极大的创新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关头，制定新的历史决议为全面总结党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成就，开启新的历史征程。前两个历史决议的难点在历史，新的历史决议的难点在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与自信，更需要通过历史指明未来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党的治国理政方略，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理论升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表述的提出，不仅意味着要展现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演进的本土视角和内生动力，让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更代表着对近代以来盲目学习西方思想理论、轻视本国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行为的重大转向，体现出党中央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坚强决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是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充分汲取注入时代内涵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营养。站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雄厚基础上审视现实，才能更加深刻而准确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决议起草组全体会议，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四大关系”突显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变化。一方面，要注意历史连续性的全面总结，必须对百年来中国自身发展做出概括提升，需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要体现阶段性和新认识，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总结新时代的重要成就并规划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就是说，既展现一个悠久文明的世界胸怀，造就“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要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党的宝贵思想资源，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亟需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成为全党共识，反映“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前两个历史决议的新时代发展。第一个历史决议采取追溯社会根源的阶级分析法，得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必须走群众路线，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中国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古国迈入社会主义。第二个历史决议采用矛盾分析法，分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得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针对一些问题，通过健全各项制度机制予以解决。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成就的不断取得，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问题愈加凸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明现实问题的严峻性与艰巨性。历史决议的焦点也由之前的如何总结过去，变为怎样在辉煌百年的基础上肯定已有成就，开启下一个百年辉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全面总结党治国理政经验。基于此，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党的百年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十个坚持”提炼出党不断从成功走向成功的法宝，指明了党继续前进的方向，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必须在新时代得到继承发展。其中，有关“创新”的经验独占两条，且理论创新被摆放于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之后，归为经验的第三条，显示出党对创新发展尤其是理论创新工作的深切关注。百年来，党不断依据时代变化创设新理论，并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共性之一是直截了当地谈问题谈错误，在陈述错误的起源演变上花费相当大的笔墨，在错误基础上寻找改正方法，采用“发生错误-改正错误-回归正确”的结构，妥善解决了党史上重大是非问题，“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集中更大篇幅和以更加自信自豪的笔触描绘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但是，决议并不回避错误，即虽然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严重曲折，但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决议第四部分谈到新时代以来十三个方面的历史性变革时，在每一方面的开头部分都提到了既存的挑战与问题，之后则紧跟新时代的巨大成绩，论述新时代以来的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使人们明白任务艰巨的同时，更感到取得成就的不易和党在其中的关键领导作用。决议在总结成就时谈任务与矛盾，在概括经验时谈挑战与困难，在方法上更胜一筹，在行文上更有时代感，在逻辑上更加明晰，充满历史主动精神，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是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认识深化与实践创新。
三、大历史观：阐释历史决议基本方法论
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从来都不只属于过去，不能将历史与现实、未来割裂。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他指出：“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把已经做过的事、正在做的事、将要做的事，作为一个历史整体采用大历史观予以考虑。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历史决议很好地展现了上述思想，显现多重功能。
首先，历史决议具有概括史实、实事求是的历史价值。“历史”是党探索治党治国经验的思想资源。第一个历史决议破除了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长期影响，实事求是地指出“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点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政治勇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指出党的百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在总结历史意义时，强调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与国家的巨大跃升，到对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最终落脚到党的自身建设，将百年成就放置于延绵的历史长河与宽广的时代空间之中，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充分彰显党百年奋斗史的历史价值。
其次，历史决议蕴含总结经验、结束争论的现实意义。“现实”是党进行治党治国的实践根基。治党治国必须依据实践，与时俱进。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第二个历史决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并为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政治基础，赢得民心，凝聚共识，为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政治环境，“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个确立”有利于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对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增添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地基。决议梳理了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聚焦党史发展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展现出百年大党的历史自觉，使全党拥有更加充分的历史主动与责任担当，从而投身治党治国的伟大实践。
作者简介：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卫玮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和中国人民大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研究”（202103028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戚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