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通过的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等一揽子法案中，包含了一项长达20页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美国再次打“西藏牌”用意何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是怎样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中新社记者：根据您长期工作经验来观察，这项法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朱维群：所谓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以及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公认的原则，竭尽一切力量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图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法案。该法案继承了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第一个涉藏法案，仅做了一些“修改和重新授权”，可见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搞乱中国的图谋一以贯之，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在此时出台该法案，最大的背景就是其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要实现“美国优先”，就要树一个“敌人”，这就是中国。西藏被美国视为中国的“软肋”，所以若干年来美国一直把搞乱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视为他们对付一个崛起发展中的中国的重要抓手。有一些新的具体情况，也促使这个法案加紧炮制。背景之一是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如何在达赖之后，保持这个分裂主义集团不至于溃散，继续与中国为敌，对于美国的当政者来说，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背景之二，2021年达赖集团伪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要换届。达赖集团现在内部混乱，如何能保持不散摊子、继续运作，对美国来说也是带有紧迫性的问题。背景之三，美国马上要进入新的财年，要利用达赖集团，首先要从财政上保证它能够生存，必须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完成拨款程序。这个法案从头看下来，任何公正的人都会从中嗅到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一种强烈的反华仇华情绪。它制定的措施清楚表明，下一步美国将继续支持达赖集团，在西藏给中国制造麻烦。对付达赖集团下一步的分裂主义活动，包括他们分裂主义思想的传播、扰乱社会稳定的各种破坏活动，以及在达赖转世问题上制造冲突和难题，形势都会有一定的严峻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中新社记者：中国西藏的事务，为何会出现在美国的法案中？这份法案的重点内容是什么？其目的何在？朱维群：西藏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包括达赖转世事务在内，都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国人置喙。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下那么大功夫，投入那么多资金搞长臂管辖、长臂制裁，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非常不体面的事情。这个法案炮制了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一年，紧锣密鼓反复修改，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对这个法案下了苦功夫。其内容非常庞杂，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宣传、散布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意愿在挑选、教育和尊奉未来第十五世达赖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企图把达赖转世说成只能由达赖喇嘛自己决定，目的就是企图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继续由他那个境外小集团控制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为他们的分裂主义服务。第二是支持所谓“藏人行政中央”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境外流亡藏人的“共主”，把各种分裂主义势力统一到旗下。这个目的在这次方案中表现得很露骨。第三是企图压迫、忽悠中国政府同意所谓“藏人行政中央”作为一方，参加过去中国中央政府派人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举行的接触商谈，成为接谈的一个方面。如果这条能够实现，就等于接触商谈的性质改变了，所谓的接触商谈就会成为达赖集团分裂中国、搞乱中国、搞乱民众思想的一个途径。第四是强化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要求他能够直接干预中国内政。这个“协调员”我们根本不承认、不理睬他，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发挥什么作用。第五是顽固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美国在拉萨设领事馆之前，不允许中国政府在美国任何地方再设新的领事馆。本来，发展中美关系，互设领事馆是很正常的事情。设置领事馆和达赖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联系起来。美国政府现在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把它的影响力渗透到西藏，想出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图谋在拉萨安置一个支持达赖搞分裂主义活动的据点。以上是法案当中美国特别关注的。但是，想把这些强加在中国头上，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将来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达赖世系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达赖转世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朱维群：决定达赖世系的存续和转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更不是历世达赖个人的权力，而是涉及到西藏地方归属的重大政治问题。对达赖世系的存续和转世事务进行管理，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主权的重要体现。在历史上，达赖称号最初是由蒙古部落世俗权力授予的。清朝顺治皇帝时，确认了第五世达赖并给予封号，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世系的地位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达赖世系的传承、权力、地位都是由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谁担任了达赖喇嘛，实际上就掌握了地方最高的管理权。这是非同寻常的、涉及到国家安危和统一的权力。因此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确立和他的行为管理很严格。无论是从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还是从国家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来说，中国历代的中央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不含糊的，也容不得含糊。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乾隆皇帝打退外敌入侵后，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国中央政府明确规定了达赖、班禅大活佛的转世规范，特别是颁布了金瓶掣签制度。这就把宗教仪轨和政治上的历史定制很好地结合起来。自“善后章程”发布之后，在活佛转世事务（上），尤其是达赖和班禅这样的大活佛转世，中央的最高权力充分地体现出来，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它的活动，纳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
资料图：2020年8月22日，十一世班禅来到巴青县巴仓寺参访， 巴仓寺以最高礼仪迎请班禅。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未来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是这一世达赖喇嘛说了算的吗？据记载，十四世达赖喇嘛没有经过金瓶掣签这个环节，这是怎么一回事？朱维群：有达赖世系以来，没有一位达赖喇嘛的转世是由上一世个人决定的，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这个程序的核心是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事务上的最高权威。就十四世达赖本人来说，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没有条件实行金瓶掣签。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他免于掣签，他才能够没有经过掣签而当上达赖喇嘛，这属于个例而不属于通例。美国和十四世达赖宣称，只有达赖本人有权决定下一世达赖，如果是这样产生的所谓的达赖，只能是假达赖。朱维群：活佛转世最初是为解决藏传佛教一些重要的寺庙，在它的首领去世以后，它的寺庙、信众、财产以及社会影响力如何传承等问题而出现的一个办法。并不是藏传佛教所有教派都实行活佛转世。实行活佛转世的教派中，影响较大、产生活佛地位较高的，就是格鲁派。由于宗教的社会影响扩大，大活佛的继承成为藏族信教群众非常关心的事情。活佛转世事务处理得好，社会就会相对平稳。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定。正因如此，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活佛转世是非常上心的。重要的权力，特别是批准权，是要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的。这是国家统一的需要，也是西藏信教群众宗教信仰得到尊重的需要。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朱维群：活佛转世制度经过几百年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范。特别是大活佛转世，有明确的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最核心的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事务上的最高权威。活佛转世环节之一是圆寂活佛所在的寺庙，通过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报告，请求批准寻找其转世灵童。获批准后，在寺庙成立相应的寻找转世灵童的机构。二是由地方政府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组织宗教界寻找转世灵童，并且将找到的灵童候选人，报告中央政府请求实行金瓶掣签。三是由地方政府组织藏传佛教界按照历史定制中的仪轨举行金瓶掣签。四是在金瓶掣签后，由主持掣签的官员和宗教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参与这项工作的重要人士把掣签结果上报中央政府，请求批准。五是在中央政府批准后，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至此才正式继承前世法统。新中国建立后，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是达赖、班禅这一系的大活佛当中，第一位通过金瓶掣签定下来的，标志着新中国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方面的成功。
资料图：2016年7月10日，协·扎西格培寺创建700周年暨重建大殿落成典礼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举行。李林 摄
中新社记者：中央政府的管理对藏传佛教本身的传承和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朱维群：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和政府的管理，天然就会发生矛盾，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对宗教的依法管理，使我们的宗教处于一种稳定、有序、和谐的状态。这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信教，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对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使我们必须非常尊重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比如活佛转世，在所有宗教性事务的安排和处理中，我们所做的，没有哪一条是和佛教的教理教义教规相违背的。在金瓶掣签过程中，大家很感兴趣的算卜、看湖、打卦、灵童的暗访，都由宗教人士完成。我们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实际上有效地杜绝了旧时代在活佛转世事务的处理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大家族之间的利益交换、私相授受、行贿受贿等违反佛教清净根本宗旨的一些行为。以活佛转世事务处理为名，谋取大贵族、大寺院的利益，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在旧西藏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们对于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使社会逐步有了一个干净的、真正有利于宗教健康传承的氛围。这也是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性保护。
资料图：2010年7月4日清晨，第五世德珠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庄严举行。中新社发 徐长安 摄
中新社记者：达赖集团称其“藏人行政中央”这次促成了美国涉藏法案的通过，他们所说的“藏人行政中央”是什么样的组织？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朱维群：达赖集团说它的所谓“藏人行政中央”促成了美国这次法案的通过，这是真话。因为整个法案的炮制，就是由美国的国会、政府部门和达赖集团的所谓“藏人行政中央”共同密谋，共同编造的产物。所谓的“藏人行政中央”是什么？我们不妨从源头上说起。1959年达赖集团策动了武装叛乱，失败后往境外逃窜，在逃窜途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成立了（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它对外的旗号是“西藏独立国”，在西藏策动武装叛乱，坑害各族群众，骚扰中国边境。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达赖有了另一种想法，把“西藏独立”的这套东西做一些伪装，提出所谓的“中间道路”“大藏区高度自治”，看起来带有“柔性”的、实际上还是“西藏独立”的政治纲领。由此，“西藏独立国”变成了所谓的“藏人行政中央”,它的精神领袖和实际操作者还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它的后台还是美国，这些都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见所谓的“藏人行政中央”，不过就是“西藏独立国”的延续和翻版，仅仅是换了一个名称，披上了一件西方“民主”的外衣，丝毫也改变不了搞“西藏独立”、分裂主义的本来面目。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这项涉藏法案还提到“要切实推动藏人领袖跟中国中央政府展开切实对话”，您对此有何看法？朱维群：这项涉藏法案有一句话非常的拗口，很别扭，是这么说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或她的代表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社区领导人进行不设前提条件的实质性对话。”第一，这里使用了“他”和“她”指代达赖喇嘛这里就包藏着一个暗示，即将来十五世达赖有可能是一位女性。联系到达赖这些年到处讲转世的事情，一会儿说“在生转世”，一会儿说“停止转世”，一会儿说转世为一个外国人，一会儿又说也可能转世为一个女性，但必须是一个“金发的活泼的女孩子”。完全可以说，达赖对于活佛转世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视同儿戏。他所看重的仅仅是他自己如何把持活佛转世事务的最高权力。第二，该法案第一次把“藏人社区领导人”列为今后同中国中央政府“对话”的一方。所谓的“藏人社区领导人”，很清楚就是达赖集团的领导人。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把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塞入到原有的“中央政府派人和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框架里去。如果这一条能够实现，就等于整个改变了接触商谈的性质。第三，涉藏法案要求和中国政府进行“不设前提的实质性的对话”。也就是说，达赖集团可以任意搞“西藏独立”，任意制造种种事端，任意干各种坏事，而不影响“对话”的进行。
资料图：米林县扎西绕登乡彩门村64岁的洛桑带着孙子巴桑在院子的草地上玩耍。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从2002年到2010年之间，中央政府派人跟达赖的私人代表有过10次接谈，后来为什么停止了？朱维群：这10次接谈以前都公布过，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本人的教育和挽救，希望他放弃“西藏独立”的幻想，放弃分裂主义活动，搞好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令人非常失望。众所周知的，例如达赖集团2008年策划了“3·14事件”，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群众；煽动破坏冲击北京奥运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以及制造“自焚”事件，如此等等。达赖一伙想一边和我们谈一边干坏事，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就中断了。接谈的决定权、主导权是在我们中央政府手里，而不是在美国手里，更不在达赖手里。他们对这个问题应该看清楚一点。中新社记者：在当今世界局势下，美国通过种种手段实施其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战略，“西藏牌”就是其中之一。在您看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朱维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直接插手所谓的“西藏问题”，破坏中国的统一，扰乱西藏的进步，损害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文的一手和武的一手，美国都用过了。武的一手，包括支持达赖集团的叛乱，骚扰中国边境，甚至不惜成本在美国本土为达赖集团培养武装特务，再空投回西藏。文的一手花样更多，包括给达赖大量经济支持，西方一些国家元首争相会见达赖，颁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会金奖等等，但是这些统统没有取得美国人和达赖所期望的效果。此次法案的口气比原来更大了。有外电评论：美国过去涉藏言论，对中国采取呼吁、建议的态度还比较多，而这次就成了“指示”“强行要求”的口气。这是不是表明美国的腰杆更粗了，力量更大了，所以口气更硬了呢？我想不是，而是反映了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头脑更昏了，对华政策成了一种说大话的比赛、一种胡言乱语的比赛，以这种心态和思维方式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从这次法案的内容来看，美国会、政府今后有可能对涉藏事务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但这改变不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大方向。
资料图：藏戏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美国有议员称，这一次的法案“明确显示了美国促进西藏人民权益的决心”，用这种方式来促进西藏人民权益，真的可以实现吗？朱维群：这完全就是一个笑话。美国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西藏的过程当中，除了给我们制造种种麻烦之外，给西藏人民带来过任何的好处吗？任何好处也没有。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站在达赖集团的背后，策划一次又一次事件，没完没了地制造麻烦。西藏人民的权益是靠党的领导、全体人民的努力争来的，不是任何外来的势力赐予的。西藏的前途只能寄托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牺牲，而不是寄托于西方某些势力的所谓的“好心”。我1991年第一次到西藏，当时西藏柏油马路只有从拉萨市到曲水县几十公里这么一小段，离开这一小段以后，（其他）所有的路都是石子路，甚至比石子路还要糟糕。出差几天回来，浑身的骨头架子都要颠散了，到现在才多少年呢？现在到西藏，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遍布全境，每一个地级以上城市都有了机场。青藏铁路完成之后，拉林铁路已经完成了全线的铺轨。这里，有哪一寸公路、铁路、机场是西方人给我们带来的？中新社记者：今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就70周年了，西藏的各项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您觉得西藏未来的图景应该是什么样的？朱维群：实实在在地说，今后的西藏，一是经济迅速地发展，二是人民生活迅速地改善，三是同祖国各地联系越来越紧密，还有就是自然环境会越来越好。我们对祖国的西藏充满信心。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视频来源：中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