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与西方不同之路？

中国新闻社中国侨网 2022-04-25

中国的减贫成就，对本国而言意味着人民福祉的重大改善，标志着国家发展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中国向全世界证明了“贫困恶魔”并非不可战胜，这无疑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鼓舞与激励。

来源：中国新闻社（CNS1952）

作者：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鄢一龙。本人供图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用3万余字的篇幅全景式反映了中国减贫事业发展成就和世界贡献。

截至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路径。

制图：张舰元图片素材来源：中新社

“公本位”文化传统为全面小康提供思想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是“公本位”、集体本位，而不是“私本位”、个体本位。儒家传统主张“修齐治平”一体，程颢认为修身之本在于“廓然而大公”。齐家之本在于修身，《大学》批评“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意在指明无公心则不能齐家。治国之本在于以国为家，《礼记》讲“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亦是强调对百姓要“如葆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一言以蔽之，“修齐治平”之道在于克私奉公，视家如己、视国如家、视天下如国，与天下人同其忧乐。

“楚王失弓”的寓言更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公本位”的特征。楚王丢失弓箭，左右欲到处寻找，楚王却说：“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对此，孔子认为，去其“楚”则可，应是“人失弓，人得之”；老子认为，去其“人”则可，可为“此失之，彼得之”；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认为，去其“得”则可，本无得失可执着。

某种程度上，正是“公本位”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决定了中国始终追求整体性福祉，强调社会公平，扶助贫困群体，“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黎民不饥不寒”成为“王道”政治理想。经过两千多年传承，“公本位”的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中国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根基。

资料图：福建华安县仙都镇进入繁忙的采茶季。黄建和摄

几十年间走完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

传统社会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少数精英群体才能摆脱贫困。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空前的经济增长使民生水平快速提高，摆脱贫困的梦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曾经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贫困人口，彼时的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数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40%。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在财政收入较低情况下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奠定下基础。中国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建起集体化和单位体制，为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效防止了赤贫无地农民阶层的产生，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保证了最低限度粮食供应。同时，中国政府还构建了一个广泛可及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令绝大多数人可享受基本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集中力量消灭或基本消灭了急性传染病，总体上扫除文盲，普及了初级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减贫奇迹，减贫规模和速度都前所未有。按照世界银行1.9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1981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为88%，总人口为8.75亿人。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实现了从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到整体脱贫的巨大转变，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而历史上其他发达国家完成这个过程都要耗费一、二百年的时间。

资料图：山东农行加大农户信贷投放力度，助力特色种养专业户发展香菇、平菇等菌类大棚。陈鹏摄

创造以赋能为中心的中国减贫道路

中国减贫的一大可贵之处，在于创出了一种减贫的中国模式、闯出了一条减贫的中国道路，即：超越了传统的以赋权为中心的模式，以赋能为中心，通过运用综合机制，动员各方力量，提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参与发展的机会、能力与资源。

这种减贫模式包含至少六种赋能机制。

一是发展机会赋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贫困地区推行产业扶贫，使贫困人口具有更多提高收入的机会。

二是组织赋能，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很大程度在于其“原子化”，中国通过有组织的乡村扶贫、乡村振兴，打破过去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相对孤立的“原子化”状态，极大提升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

三是共同体赋能，通过构建乡村合作社等机制，吸引外部资源参与乡村建设，使乡村形成发展共同体，增强协同发展能力。

四是人力资本赋能，通过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提升贫困人口家庭的人力资本，提升其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自由，实现“授人以渔”。

五是物质资本赋能，通过基建，为贫困人口提供生产资料、提高小额贷款等，使贫困人口得以摆脱储蓄不足的“贫困陷阱”。

六是社会保障赋能，通过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举措的普及，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性。

赋能式扶贫避免了赋权式扶贫往往使被帮扶者有权利却没有能力摆脱贫困，导致权利最终沦为空谈的问题。通过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策、精准施策，统筹消除阻碍脱贫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再分配力度不足、机会匮乏、能力不足、脆弱性强、社会排斥多等因素，提升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

资料图：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扶贫羊产业。杨艳敏摄

为世界战胜“贫困恶魔”提供八大经验

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创造出若干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验，为还在减贫路上艰难跋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第一，包容性发展是最大的贫困消除器。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吸纳全民共同参与，还让全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这种包容性发展的带动下，中国数亿贫困人口通过参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了收入、摆脱了贫困。

第二，减贫战略与时俱进。中国式减贫注重长远规划和问题导向，亦根据实际发展水平与发展条件不断作出适应性调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通盘部署，为扶贫事业作出了政策性保障。

第三，注重提高贫困人口内生能力。中国的扶贫政策主要是一种发展支持政策，长期强调既要“输血”，更要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内生脱贫。

第四，注重消除多维度贫困。贫困的挑战是多维度的，只有同时因应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生态贫困等多维度、多方面的挑战，才能最终根除贫困。

第五，政府主导减贫。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来领导减贫工作，进行战略指导和政策扶持；地方政府将反贫困纳入地方发展规划之中，直接为贫困人口提供各种帮扶措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第六，减贫组织体系深入基层。中国的减贫组织体系深入到乡村基层，扶贫干部就像种子一样撒播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同贫困人口一起工作和生活，从而能够因地因时解决贫困人口的实际困难，将扶贫政策转化为现实行动。

第七，注重贫困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国减贫模式注重发挥各方力量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包括对口支援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国际援助等。

第八，注重扶贫模式创新。中国各类主体在参与扶贫事业过程中创新了各种模式，例如，通过帮助农民掌握手机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等信息时代“新农具”，使一些乡村摆脱贫困，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内生式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