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了政治差异干扰、意识形态影响，产生了些许“戒心”，沟通略有不畅，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习近平总书记致力倡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次高潮一定会来临，且将比第三次更大、更高、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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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杨武能，雅号“巴蜀译翁”，德语文学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大学前副校长，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兼文学院教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德国国家功勋奖章、洪堡学术奖金和世界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获得者。杨武能从事德语文学翻译60余载，译有《浮士德》《格林童话全集》《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从1980年开始研究中德文学与文化关系，出版有专著《歌德与中国》和Goethe
in China。现任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图书馆荣誉馆长、四川外国语大学歌德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南交通大学荣誉教授。
图为杨武能。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中西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83岁的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自1980年开始研究中德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杨武能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差异是交流的前提，而不是障碍。若无差异，中西方也就没有了交流互鉴的必要。尽管当前受到多重因素干扰，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次高潮必将到来。
中新社记者：提到中西方文化交流，大家首先想到的多是“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在学界葆有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是学者们热衷的研究对象，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杨武能：开宗明义，既曰交流，必定有“来”有“往”；中西文化交流的“来”，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学东渐”。近百年来，“西学东渐”是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它有多重要？我认为，没有“西学东渐”就没有现代中国。“西学东渐”给中国送来的不只是“赛先生”“德先生”(即科学、民主)，还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曾经贫穷落后、苦难深重的中国更加珍贵。当下备受追捧的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中，就有“西学东渐”的历史再现。从学界而言，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值得久久为功。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文化交流绝非单行道，是有来有往，是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能只讲“来”，还得讲“去”。这也是我想强调的，“来”众人已耳熟能详。如今，中国学界观察、思考的重点应摆在“去”字上。“东学西渐”一词套用于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记》的说法，显得生硬、勉强，缺少文采、美感和创意，有“东施效颦”之感。更重要的是，在学理上“东学西渐”命题欠严谨、准确。何为东？中国的地理方位在东亚，但东亚还有日本、朝鲜等国，“东”不能等同于中国。还能提供佐证的是，在欧洲传统意义上的“东”是“Oringt”(拉丁语，意中近东)，也就是阿拉伯世界，所以他们的东方学叫“Orientalism”，而不是我们熟知的“Sinologie”(汉学，近译中国学)。所以，我从上世纪80年代便主张以“中学西播”称谓形容中华文明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中新社记者：在交流互鉴中，“中学西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西方世界带去了什么？杨武能：重新审视历史，“中学西播”较“西学东渐”历史长得多，而且影响更深远，总体来看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前后，德法等国家出现“中国热”。其表现为西方国家刮起中国风“Chinoiserie”，上层人士争相使用中国或中国风格的时髦物件，如瓷器、丝绸、折扇、日常器物等，更有甚者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热衷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籍；积极研究中国的思想精神、文化学术和社会现实；假中国人之名杜撰讽喻现实的“中国文学”，如此等等。在本次“中学西播”里，“主角”是孔孟儒学，媒介主要是十六世纪末开始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闵明我，法国人金厄阁、杜哈德和德国人汤若望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此次“中国热”的背景，可概括为文化交流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社会、精神思想等层面，都优于战乱频仍的欧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学西播”迎来第二次高潮，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一度盛行问“道”之风。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出现精神危机，人们又有了到东方中国的智慧中求解的迫切需要。所以此次传去的主要是老庄道学，主要媒介是德国汉学大家卫礼贤。第三次高潮发生在1949年之后。以德国为例，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文缩写DDR)之间，后在1972年与中国建交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语缩写BRD)之间，以及1990年西东统一后的德国之间，中西文化交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特别是，新中国先后与东德(DDR)、西德(BRD)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文化交流就不只开了窗口，而是铺设了一条条平坦宽阔的大道，完成交流任务的已不是偶然的、自发的个人，而成了双方政府部门和相关的团体和机构。包括中国的文化、教育、外事等部门，在德国有对应的机构、组织，还有各种基金会和民间团体都担负起了组织和开展文化交流的任务。有了国家层面的加持，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浩浩荡荡、轰轰烈烈。
中新社记者：您曾以跨文化学者身份往返中欧，见证了文化差异造成的“尴尬”。您认为，差异是障碍吗？1956年我考入西南俄文专科学校俄语专业，随着1957年中苏关系破裂，学俄语的人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我只好转学，离开故乡东出夔门，进入南京大学改学德国语言文学。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冯至教授研修德语文学，主攻歌德研究。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两次“高潮”只是相对而言。这与时代发展下的物质基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意识觉醒息息相关。当时极少数知识精英自发、零星地做了一些事，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不可低估，但作用和影响毕竟有限。以中德两国1972年建交后文化交流的“浩荡江河”为例，前两次“高潮”带来的交流充其量是“涓涓细流”而已。1980年，受冯至教授指派，我担任一个联邦德国作家访华团的翻译和陪同。文化差异源于中国的官本位思维：代表团名义团长、组织访华的是德国莱布尼茨学会的一位年轻人，也是访问团导游兼领队，合影时被安排站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左手，而真正的大人物著名诗人恩岑斯贝格(Enzensberger)却委屈到了第二排边上。随后的旅程就别扭不断，大诗人和他的朋友不高兴，便没有了德国人引以为傲的Puenktlichkeit(守时精神)和Disziplin(纪律性)，导致中方每天晚上总结时都要商量对策。文化差异天然存在，而没有差异哪里还用得着交流互鉴？差异是交流的前提，而不是障碍。1982年，由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歌德与中国关系的论文，我受邀到海德堡大学出席“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德高望重的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博教授(Prof.
G. Debon)发起和主持，共同发起人是对中德文化交流卓有贡献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华裔德籍教授夏瑞春(Adrian Hsia)。
图为出席“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于下榻的金蔷薇酒店门前。前排中冯至教授和南京大学叶逢植，左一上海外国语学院余匡复，后排左起社科院高中甫和北大范大灿。本人供图
研讨会闭幕前，与会学者达成共识：会议对中德文化交流大有促进，两年后将在南京大学举办下一届。当时，南京大学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承担会议。时任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副院长的我“便捡了一个漏”，于1985年4月在重庆主持举行了“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
图为重庆“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本人供图
当时，那是中国外语界承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四川外语学院经过层层上报、申请、审批，最后一直报到了北京，拿到批件我也给刚结束访华、对德中文化交流十分关心的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写了一封信。令人惊喜的是，科尔总理非常重视，让德国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研讨会，为中德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学界角度而言，海德堡和重庆举行的研讨会，侧面证明了中西文化交流第三次高潮的声势和影响。究其原因，离不开社会进步，今非昔比的政治、经济、科技水平。随着国家强大，国际文化交流已然进入高速时代，前景广阔。杨武能：尽管有差异和尴尬，文化交流的大潮仍旧滚滚向前。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随着交往增多、了解加深，都会克服和消除。毕竟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主角”，文化的共性、人类的共情才是中西方交流互鉴的根本遵循。时代洪流中，总体的、永恒的共同点是：人们既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也重视精神层面的富足；既重视安全保障和尊严，也向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都有着对更高层次美好生活的期待。前述“相同”决定了人类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与之相比较，差异是微小的、局部的、暂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门会越开越大，路会越走越宽。尽管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了政治差异干扰、意识形态影响，产生了些许“戒心”，沟通略有不畅，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习近平总书记致力倡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次高潮一定会来临，且将比第三次更大、更高、更深层次。
来源：中国新闻社（CNS1952）
编辑：刘曦涵
责编：李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