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施展：越南能成为下一个中国吗？

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反而会同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来源：中国新闻社

中新社记者：庞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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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东南亚国家越南以近3%的GDP增速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近月来越南股市出现大幅波动，但在外界看来，具备政局相对稳定、积极谋求对外开放、劳动力成本低廉且民众追求世俗成功等要素的越南，大有成为下一个国际产业转移目的地的潜力。

自19世纪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经历了多个阶段。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是世界上首个“世界工厂”。后来伴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世界工厂”先后转移到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21世纪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如今，承接部分中国产业转移的越南，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终局性的，换言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可能是终局性的。这是由于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在转移到中国之后，在企业组织形态上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使得中国的供应链兼具效率和弹性。这在过剩经济时代尤为重要。

施展认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反而会同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来源：中新视频

中国供应链的独特优势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国际产业转移多次发生，“世界工厂”的头衔也多次易主。但您在代表作《枢纽》一书中提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是终局性的，为什么？

施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转移到中国之后，在企业组织形态上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过去生产一个复杂产品，总共100道工序，其中可能有70道工序都在同一家工厂的70个车间中完成。但到了中国之后，这70个车间独立出来成了70个工厂，这就带来生产流程的变化。

被分解出来的企业极度专业化。在东南沿海调研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企业专业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中出现了大量“隐形冠军”。比如：有个企业只生产钓鱼竿上的钓鱼钩。

专业化的同时，多个企业彼此间互为配套关系，且不断动态重组，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基于这一供应链网络，效率和弹性可兼得，这在过去企业生产组织机制中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企业组织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后，才能够确保弹性和效率兼得。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是供应链网络规模。网络规模越大，其中作为节点的那些中小企业数量越多，他们分工的深度就越深，专业化就可达到更高的程度，效率更高。同时，小企业越多，它们相互间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弹性也越好。

资料图：2017年1月11日，越南北部海阳省一汽车工厂车间里工作的越南员工。

为何供应链兼具效率和弹性如此重要？

这跟时代背景有关。在匮乏经济时代，人们有的用就行了。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大批量的均质化产品上，生产这些产品，有效率就够了。过去从欧美到日本再到亚洲的产业转移发生时，世界还大致处于这样一个匮乏经济时代。

但今天已经是过剩经济时代，人们要求商品足够个性化。当市场需求超级多样化，对创新迭代效率要求特别高时，为满足新的需求，倒逼生产环节的供应链需要兼具弹性和效率。

此外，当供应链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会突破一个门槛，导致生产环节中的综合成本控制要点发生变化。实际上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个门槛。

过去对成本的控制主要在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上。供应链网络本身运转的效率，我称之为一种交易成本，在成本控制中所占比重较低。但在供应链网络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广义的交易成本在综合成本中占比大幅上升。成本控制结构变了，产业转移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当考虑制造业是否会从中国向外转移时，需看到它所面临的一系列背景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全都不一样了，过去的历史就未必会重演。

资料图：深圳一公司工人正在车间工作。胡高雷 摄

“精神分裂”的全球化

中新社记者：有人认为全球化出现“拐点”，您认为，未来全球化会如何演进？

施展：当下的全球化，我认为会是一种“精神分裂”的全球化。一方面，各国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的状况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

新冠疫情暴发后，确实有一些与安全相关的(生产)环节，欧美国家试图搬回国内。但在整体制造业的大盘子里，它的占比较小，更大部分是转移不回去的。不是说西方做不了，而是这样做不划算。

这样，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生产层面上仍有着很深的相互依赖关系。过去我们说的“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一个大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

但另一方面，中美在政治层面相互不信任。经济相互依赖，政治互不信任，于是只能来回拉扯，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状态。这跟当年美苏对抗截然不同。

从长期来看，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两方面中的某一方面最终会发生变化。回顾历史会发现，最后变化的一定是政治层面。人类的全球化从来都是基于经济这个最底层的驱动力，由经济倒逼出其他领域的全球化。我看不出今天在这个方向上有跟历史不同的可能性。

资料图：浙江某企业车间。黄慧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未来会出现一种全球经贸“双循环”的趋势，可否解释一下？

施展：我所谓的“双循环”是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就实体经济而言，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西方国家进入一种去工业化的节奏，留在其国内的大多是广义的第三产业。而以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其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原材料产业上。

这样，中国和非洲形成一个一二产业的循环，西方和中国形成一个二三产业的循环，但西方和非洲无法直接循环，全球经贸循环想要运转必须以中国为中介，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阿拉伯数字“8”的循环结构。中国成为全球双循环中的枢纽，也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性的力量。

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成为世界中心了。在实体经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全球资本循环，资本循环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实体经济的运转也从属于资本循环。在全球资本循环当中，中国仍处于一个从属性的位置，这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

资料图：江苏一公司万余平的生产车间内，近500台各式织机一字排开。刘林 摄

“溢出”而非“转移”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部分中低端产业从中国转向越南等国家？

施展：前些年，有人开始担忧越南会不会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所以，我在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时候到越南去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结论是这并非产业转移，而是一种“溢出”。

在谈到产业转移时，我们要问哪些环节转移去了越南？实际上就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原因很简单，组装环节之后，就是终端产品，终端产品是直接要卖给消费者的，其中很多直接出口到美国，直面关税冲击。所以它们转到越南去，贸易条件好。

但上游供应链环节生产的是中间产品，并不直接出口，也就不需要转到越南去。过去，中间产品从武汉卖到东莞或者惠州后，组装出口，那么现在工厂从东莞或者惠州迁到越南，就从武汉卖到越南，组装出口。所谓的转移，基本上就是这个意义上的。

这种转移很引人注目，因为转走的那些是终端环节，终端环节是“to C”的，品牌为人们所熟知；而留下的中间环节是“to B”的，人们本就不熟悉。所以新闻传播效应导致人们出现了某种认知偏差。

这些供应链环节向东南亚溢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与此同时，整个东亚供应链网络的生产效率和弹性也越强。所以在没有出现实质性技术跃迁的前提下，我仍然认为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资料图：福建一展会上展示的巨型制鞋机械设备。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越南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

中新社记者：越南为何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

施展：第一个原因是越南的经济规模太小。如果把越南全国的GDP总量放在中国城市GDP的排行中，只能排在第八，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苏州能够替代整个中国吗？

2019年越南总人口超过9600万，人口总量比广东少不了多少。它是否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广东？在我看来，难度仍然很大。原因在于，想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必须得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拥有独立的重化工业。

但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和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后发国家资本匮乏。而后发国家劳动力富余，但重化工业又有低就业的特点。重化工业的投资规模，与它所能创造的就业规模不成比例。

因此，在后发国家要想建设自己的重化工业，纯靠市场过程是没有机会的，必须靠国家不惜代价地投入大量资本、花大力气去扶持。东亚的韩国、日本、中国等都是以这种方式把重化工业发展起来的。

但越南很难用这种方式来扶持重化工业。我去越南河内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发现，越南历史上对自我身份的识别和定义都是以中国为对象的。也就是说，在越南的国民意识中，由于巨大体量的差异，对来自北方威胁的安全焦虑是持续存在的，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大国来与之结盟。

早期这个结盟对象是苏联，今天是美国。但如今越南想要与美国结盟，就必须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但这就意味着无法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重化工业。

有人会说，韩国当年也跟美国结盟，仍然靠国家资本主义，以财阀来发展重化工业。但时代不一样了，韩国发展起来的时代是冷战时代，政治价值取向是第一位的。如今已是后冷战时代，经济上如何选择也意味着政治上如何站队。

当然，这不代表越南发展不起来。越南仍然有机会，前提是它的经济跟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之间能形成一种相互契合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认为越南跟中国(在供应和产业链上)仍然会是这样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受访者简介：

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枢纽》《溢出》《破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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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文欣

责编：李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