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探索欲望是无法阻挡的，人为的阻挡只会存在一时。人们终会发现，开阔眼界之后，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人会不断进步。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大路。因汉唐时期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作丝绸之路。如今，丝绸之路上仍有一些行路人，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齐东方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横穿中亚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徒步考察丝绸之路，在发掘中参与了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的出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齐东方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丝绸之路形成后，中西方的文化、历史走向发生了改变，反映出对外交流开放的重大意义。中新社记者：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最为繁荣，这个时期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也有许多中国人到访西域。您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当时哪些社会风貌在发生变化？齐东方：我认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通过商品贸易，形成了文化交流，最后演变为一种融合。所谓融合，实质是互动和选择。在丝绸之路的考古发掘中，中国新疆地区出土大量织物。如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中发现的大批织物，大致分三类，分别为中原、当地和西方的产品。参照出土和采集的汉式镜、五铢钱、汉文木简以及罗马玻璃，可见尼雅作为丝绸之路中的一站，不仅有中西商品的交流，也表现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艺术风格的融合。
尼雅遗址出土的汉式镜。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许多珍贵的器物也表明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往来十分密切。比如，胡瓶器身椭圆形细长颈，流口作鸟啄形，带盖，口部到腹部有弯曲的把。文献记载它来自东罗马等地，形状奇特。胡瓶虽然不是中原汉人的发明，但使用方便，很快成为唐人生活中新崛起的器类，并以陶瓷制作来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重要的还有家具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人原本席地而坐，相配合的家具是低矮的几、案之类，后来从西域传来轻便坐具胡床，即今天的折叠凳，俗称“马扎儿”。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使用时下垂双腿，双足着地。之后又受佛教的垂脚坐式的影响，出现了高腿椅子。高背椅子在唐代叫绳床或倚床，宋代有人解释，说是一种可以垂足靠背的坐具。因为胡床的输入，木字旁的“椅”字于唐末正式出现。宋代以后中原人改变了跪坐的习惯。通过丝绸之路，着装奇特的胡人、胡姬还带来了异域审美倾向，使唐代女性服装由全身障蔽到窄狭贴身，再到袒胸露肌。这是一个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的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其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是社会风尚、思想观念的深层变化。
唐代服饰（现代制作）。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总的说来，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商业往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等思想观念。中西的碰撞、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汉唐时期文化新的整合和盛世辉煌的出现，也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发展。中新社记者：您的考古研究成果，不少与丝绸之路有紧密联系。您认为在丝绸之路形成中有哪些关键因素？齐东方：丝绸之路始于古代君王的统治观念发生变化。中国早期的地缘政治治理观念谨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汉唐时期，君王的统治观念出现了变化。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张骞通西域”事件，动摇了传统观念。之后，不论是隋炀帝会见二十七国宾客，史无前例地在中原举行犹如“万国博览会”的政治商贸活动，还是唐代君王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外活动，都极大促进了中外交流。
从另一个角度看，丝绸之路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胡商作出了极大贡献。中西方商贸文化交往最多的两个民族是波斯人和粟特人。其中，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关系最密切的是粟特人。他们来自中亚地区，正好在丝路要道上。粟特民族以经商著称。他们曾大规模前往开放的唐朝经商、定居。在中国发现的粟特人墓葬文物中，许多冠以康、史、安等中国姓。唐朝通商文书上还经常可见来自粟特的译语人（即今翻译）签名。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到，怛（dá）罗斯之战后，绿洲丝路逐渐衰落。不过，中西方之间的商品贸易、文化往来依然通过海上丝路接续。有哪些因素推动着延续和发展？齐东方：随着对外接触增多、视野不断开阔，人们会继续寻求新的方式、途径去延续往来，反映出对外交流开放具有重大意义。怛罗斯之战加上安史之乱改变了亚洲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畅通的陆路（绿洲丝路）也从此衰落，这是中国丝绸之路发展的大转折。到8世纪中叶以后，海上丝路开始兴起。中西方之间的海上丝路交流确实发生，且存在其必要性。从考古学证据来看，中国出土的汉唐时期罗马玻璃、波斯银器、银币以及象牙、香料等等，可以证明中国与南海诸国及欧洲之间存在海上贸易。从史料文献来看，汉代开始，中国地缘政治观念不断放开，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经济有所发展，加之大运河的开凿衔接南北，为比较重视对外交往的隋朝和唐朝创造了发展海上丝路的条件。此外，陶瓷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得以大量通过海上丝路出口，物美价廉的陶瓷深受外国欢迎。值得一提的是，海上交通比陆上交通更方便。陆路运输只能靠骆驼，条件恶劣，很难运输陶瓷等易碎品，而海路更加平稳。所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丝绸变为陶瓷，同运输方式也有关系。
“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总而言之，人的探索欲望是无法阻挡的，人为的阻挡只会存在一时。人们终会发现，开阔眼界之后，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人会不断进步。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您认为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学者应秉持怎样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考古学现状和未来发展，尤其是在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领域，有哪些方面仍待关注和突破？齐东方：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汉唐考古而言，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向与变化尤为重要。而且与其他学术课题的区别是，实地考察是必需的。不仅如此，无论考古学者去过多么重要的地方，这些点都代表不了线，路线连接着各个点，点线结合才能构成更真实的丝路历史画卷。在我看来，考古学是中国文科学术界一门发展得不错的学科，首先，建立起了现代考古学的编年；其次，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文物；第三，考古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支撑更多的考古发现。尤其中国考古发现的外来文物，许多都是举世无双，且至少具备五个特点：有准确的出土地点；经过科学发掘获得；器物制作年代下限明确（有墓志伴出）；同其他器物有组合关系；器物保存完好。这在地中海地区、西亚、中亚等地是少见的。
出水于南澳一号沉船遗址的凝结物。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2017年5月18日，海南省博物馆，模拟“华光礁1号”沉船遗迹水下考古现场。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可以说，中国几代考古人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中国距世界先进的考古学理论还存在差距。中国的学者熟悉历史文献，对文物的解读有自己的长处，但未来还需进一步从两方面去努力：一是打开眼界，对外开放，二是突破语言关。首先，打开眼界、开放治学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夏鼐先生（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当时这方面最厉害的学者，这与夏先生的教育背景有关系，他在1939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可以接触到大量外文书籍。我也是通过夏鼐先生才知道马尔沙克的《粟特银器》一书，据此才发现一些之前不能确定来源的出土文物。其次，一些史料原著、思想观点需要读懂原文去理解。例如不掌握波斯语会对丝绸之路的研究造成很大障碍，有时只会一门外语还不够，需要学习多门外语。我相信未来考古人能做得更好。最后，我想强调，海上丝路、沉船考古可能成为未来重大的考古发现和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根据东印度公司17、18世纪的航海记录，那时每次航行平均有20%到30%的人死亡，沉船率为10%。现在全世界三个国家有专门用于考古的打捞船：法国、韩国和中国。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水下考古船名为“中国考古01号”。我认为，水下考古在以后一定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齐东方，1956年生于辽宁昌图，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唐代金银器研究》等，发表各种论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古代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重大课题“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