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蔡之兵：终结“历史的终结”，什么是中国模式？

近代独领风骚的西方文明离不开东方文明的滋润和推动，近几十年高歌猛进的中国发展模式也与充分吸收引进西方发展模式的有益经验密切相关。

作者：蔡之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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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后续的柏林墙倒塌与苏联解体事件也让无数人将这一论断奉为圭臬。然而，中国随后几十年的辉煌发展成就显然已经终结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论断，并在百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重新引起全世界关于中西方发展模式比较的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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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

必须始终清醒意识到，比较中西发展模式或者比较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发展模式，其目的都在于实现不同发展模式相互之间的取长补短，而非在不同国家发展模式上做高低优劣之分。从直观的逻辑看，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内生于各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气候、环境等属性，这就意味着任何现实存在的国家发展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坚决破除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最优国家发展模式”的谬论，更不能轻易地依据某一模式而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来“评头论足”。

实际上，由于任何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都有自身问题，合理的发展模式能够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这些难题从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民族屹立不倒的终极目标，而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则会因为无法破解这些难题而逐渐陷入衰退甚至消亡。因此，如果想要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必须立足于这套发展模式能否不断破解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这一角度。

2019年11月，在德国柏林展出的反映柏林墙这段历史的微缩模型。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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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发展模式的本质分别是什么？

表面看，中西发展模式的比较可以简单归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物之一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勾勒出一幅“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的二元结构形象”。然而，这种看似界限清晰的二元结构只是一种假象，塑造这种二元结构背后的绝对控制者即资本被完全隐匿于市场这一宏大的经济学概念之中。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看似是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实际上是资本绝对主导的一元结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受到资本的绝对控制。

市场自不必说，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了它能不断地创造和扩大市场规模，但相对隐蔽的是资本为了能够实现不断扩大利润规模的目标，同样会深度参与、深度影响甚至直接控制政府决策，这也是西方政党只会代表不同资本集团利益诉求以及导致金钱政治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资本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所构建的制度，资本在其中拥有绝对的统治权。然而，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都已经揭示由于资本要素的逐利性以及资本要素的不受约束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都会出现无法解决的内生难题，比如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提高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程度提高的矛盾、消费增长与供给增长失衡的矛盾、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收入份额不断拉大的矛盾等。因此，虽然资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能够统治甚至改造一切，但内嵌于这种制度本身的先天矛盾最终也会让资本毁了一切。

进一步分析，之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能够继续运行，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能够凭借过去几百年发展所积累形成的产业技术先发优势而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继续攫取其他后发国家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同资本集团之间也会形成一定的相互制衡。但长期来看，由于资本之间在获得经济利润这一目标上是高度统一的，这也就决定了一旦这些资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经济利润或者突然出现某种非经济领域的冲击，资本之间的制衡作用就会显著下降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发展。前者表现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大规模出现的包括国家债务与信用危机、社会群体撕裂、政党恶性竞争等各种乱象，而后者则表现为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的低效无力。

2008年7月，数百名储户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因迪美联邦银行”门口排队等待提取现金。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拥有“政府与市场的二分结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资本要素并不具有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对市场和政府的影响力，更无控制或改造政府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单一的人民立场和人民利益导向。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质，中国共产党能够引导和约束政府与市场同时发挥更正确和更有效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的这两大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

在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指引下，政府能够以更低成本、更快效率来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如自上个世纪80年代修通第一条高速以来，中国仅用三十多年时间就修出了比美国80多年所修的高速公路里程还要长的高速公路，极大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高度联通与一体化发展。此外，在其他包括铁路、机场、国家电网、光纤网络、5G基站建设等，中国政府也发挥了巨大的“搭台”作用，为企业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地促进了经济腾飞与快速追赶。

2020年2月，中国电信施工人员正在上海松江区一处制高点进行5G基站的安装，该基站开通后将实现松江老城厢附近的5G信号覆盖。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在引导市场正确发挥作用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不仅能够主动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恶意垄断等行为从而消除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以及自发性所引致的一系列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比如前几年对互联网金融过度扩张的遏制，近期对少量互联网头部企业“二选一”恶意竞争行为、危害国家信息数据安全的行为都进行了有效监管，并明确提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而控制其消极作用。与此同时，还通过党的自我监督来约束政府按照“人民立场”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来运行，从而有效抵御资本对政府的侵蚀，避免政府成为资本的附庸。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核心地位与人民利益直接关联，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程度绝非其他国家可比，这不仅使得中国发展模式在发展经济上具有巨大优势，在应对非经济领域的冲击时往往也会表现突出。比如应对此轮新冠疫情，中国的优异表现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国发展模式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上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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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发展模式的各自演进关键

历史已经证明，文明和国家之间的开放和互鉴是文明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近代独领风骚的西方文明离不开东方文明的滋润和推动，近几十年高歌猛进的中国发展模式也与充分吸收引进西方发展模式的有益经验密切相关。

关键还在于，中国能够始终清醒意识到自身发展模式的不足，在包括如何确保党的理论创新能够始终跟上现实问题的变化、如何创造更多的引领性产业和技术、如何避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作用、如何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等难题上，中国共产党既强调通过内部的全面深化改革与政党的自我革命来予以破解，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探索发展路径，实现共赢发展目标。

相比之下，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却恐惧正常的国家竞争而执意选择“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无视自身问题的内部原因而执意归咎于外部因素、丧失解决内部长期矛盾的勇气和智慧而陷入拉锯式的闹剧。

受访者简介：

蔡之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曾在中央党校省部班、厅局班、进修学院班开设京津协同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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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编辑：熊然

编辑：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