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乾隆钦定为“国俗”的冰嬉，为何是清王朝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 东西问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冰嬉盛典作为具有鲜明王朝特色的礼制活动，成为清朝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回应”。

作者：任昳霏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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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冬，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总有一群不甘寂寞的人，走出屋子，奔向冰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清代最著名的冰上运动会——冰嬉盛典。近年来，冰嬉被大众所熟知，更多是因为热门电视剧《甄嬛传》中一段安陵容冰上跳舞的情节。其实，“冰嬉”一词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文献中将清宫特有的多项冰上运动统称为冰嬉。

冰嬉，也称冰戏、冰技，指萌芽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冬季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于明末清初的传统冰上运动形式。乾隆十年（1745年），冰嬉被乾隆钦定为“国俗”，并形成每年阅视冰嬉的制度。随后“冰嬉”一词被宫廷和民间广泛接受，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冰上运动的总称。

从节庆娱乐到宫廷盛典

早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宫廷就流行一种称为“跑冰戏”的冰上活动。天命十年（1625年）大年初二，努尔哈赤曾在辽阳东京城外太子河畔举行“跑冰戏”，包含“踢球之戏”和“冰上跑”两个项目。凡是身在后金宫廷的各民族贵族及其亲眷，无论男女，都可以参加。所有参加人员无论输赢，最后都能得到奖励。活动结束后，全体人员还一起在冰上举行宫廷筵宴。

后金的“跑冰戏”具有明显的宫廷娱乐性质。崇德七年（1642年）正月初八和十五，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也曾在盛京浑河冰面举行“蹴鞠之戏”。这场活动被当时来华的朝鲜使团记录下来，朝鲜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随清朝官员一同观看，结束后参加人员在庄舍开设筵宴庆祝节日。这场在新年期间举办的“蹴鞠之戏”，处于天命年间跑冰戏与乾隆年间冰嬉盛典之间，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既继承了冰上娱乐活动的传统，也增加了外藩使节通行观礼。

2020年1月12日，辽宁省沈阳市浑河奥林匹克公园3号码头，盛京冰嬉节·沈阳国际冰龙舟总决赛举行。中新社发 刘宝成 摄

清军入关后，清王朝将“蹴鞠之戏”带到北京城。康熙年间，近臣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记录了西苑太液池冰上玩球的过程。乾隆年间，原来的冰上活动经乾隆皇帝改造，逐渐演变为具有国家礼乐庆典性质的冰嬉盛典。冰嬉盛典延续至嘉道两朝，在道光年间中断。光绪年间，皇家冰嬉盛典曾短暂重现。

冰嬉盛典的展演项目

乾隆年间，冰嬉盛典至少可分为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三个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冰嬉图》中，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进行这三项运动的场景。

2021年10月3日，在北京八大处国庆游园会上，《冰嬉图》复制展品吸引游人的目光。中新社发 李文明 摄

抢等相当于现在的速度滑冰，参加者脚穿冰刀。冰面上树立的大旗为起点，皇帝观看的御座为终点。鸣爆竹发令，健儿飞驰，滑向御座，以先到者为优胜。

抢球相当于冰上橄榄球，参加者脚穿钉鞋。分为红黄两队，每队两组，每组健儿又分为主力和替补。每组主力十人，身穿红色或黄色马褂，站在队伍最前面。抢球项目由满族传统体育活动“踢行头”演变而来，也是满族冰上运动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项。

为增加冰嬉盛典的观赏性，乾隆皇帝改造了花样滑冰，将北方传统骑射和流行上千年的宫廷百戏相结合，创造了“转龙射球”项目。转龙射球首先在冰面上画出类似龙形的螺旋线，表演者分为八旗，在既定的龙纹图案滑道上，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的顺序，依次出场滑行。滑行表演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滑冰和射箭。每旗由旗手为先导，射箭手紧随于后。在接近皇帝冰床处设旌门。旌门上挂天毬，弓箭手在滑过旌门的瞬间，开弓射箭。另一种是花样滑冰、射箭和百戏技巧。每旗除旗手和弓箭手之外，另有两名表演人员。这些表演者在冰上表演耍中幡、演奏乐器、杂耍兵器、多人花样滑等技巧项目。杂耍技巧的呈现，可以说是满族“善冰雪”的传统与汉族宫廷“百戏”的完美融合。

除上述项目外，《唐土名胜图会》还展现了一种类似步兵与骑兵相结合的冰嬉活动。但由于缺乏文献记载，现在无法得知这种活动展演的方式和细节。

冰嬉盛典是乾隆礼制改革的成果

康乾盛世，暗藏在清朝内部由盛转衰的因素开始出现，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方文化已影响清王朝，并面临东西文化碰撞局面以及满族先民风俗退化问题。西方文化的冲击，促使清朝开始反思王朝国家的文化认同，试图在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重新树立王朝国家“自我认同”的内涵与外延。

在此背景下，乾隆十年，冰嬉被钦定为“国俗”，流传上千年的宫廷百戏和传统戏剧被引入冰嬉，同时加入骑射旧俗，使冰嬉发展为清宫重要的庆典活动。乾隆皇帝对冰嬉的改造，表达了清朝继承传统文化和保持独特旧俗的深刻用意，全新的国家展演活动就此确立。从此，冰嬉由传统冰上娱乐项目，转变为超越民族、地域、时空的国家庆典。

2016年1月20日，大寒节气，表演者穿着清朝八旗服饰在北京北海公园上演皇家“冰嬉”。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与此同时，乾隆还将冰嬉盛典写入典志体史书之中。传统礼制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清朝通典》将冰嬉盛典分别记载在“礼典”和“乐典”中。

在礼典中，冰嬉属于“军礼”，是“大阅之礼”的扩展部分，承载了与大阅相似的典礼功能。在乐典中，冰嬉与火嬉、走马伎等并列，同属“散乐”，其功能为“国家筵宴之候”，是国家筵宴的展演活动，反映出冰嬉在“宾礼”中的定位。

自西周开始，“礼”和“乐”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体系。《礼记》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礼代表差别和秩序，乐代表秩序下的和谐。冰嬉在“礼典”和“乐典”同时出现，说明冰嬉在清代礼制中，既代表特定的等级秩序，又代表秩序之间的和谐包容。

作为国家筵宴期间的表演项目，冰嬉首先是为了活跃筵宴现场的气氛，供参加筵宴的皇帝、王公大臣、外藩使节等观赏娱乐。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这些表演项目代表着国家形象：在“军礼”中具有“阅武事、扬国威”的含义，在“宾礼”中又展示出对太平盛世的歌颂和“有朋自远方来”的理念。因此，冰嬉盛典将既讲秩序又促和谐的国家典礼展现无遗。

冰嬉盛典是清王朝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

清代初期，中国流行两千多年的“天下观”开始正面接受西方世界的挑战。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首次直接反映在康熙年间的中俄疆域划界问题上。东方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下”“王朝”和“子民”是深入骨髓的概念，这与西方政治文化中“疆域”“国家”和“民族”概念形成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关系。清王朝主政者开始反思怎样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既保证传统的天下观继续成为主流，又让外邦能在最大程度上接受这样的“国家”。不断改造王朝国家的礼乐制度，朝着强化内核、扩大外延的方向进行，可能是解决东西冲突的有效方式。

2004年1月，祭天乐舞表演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进行着装彩排。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清军入关后，汉地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同时，八旗旧俗退化、西方文化渗透，都使清王朝感受到潜在威胁与不安。乾隆年间，建立具有新内涵的文化体系，重振国家形象，是乾隆皇帝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新问题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冰嬉盛典将曾经流行在关外的旧俗与传统王朝的礼制结合，形成代表清朝形象的庆典，不但定期举行冰嬉活动，还将冰嬉盛典的项目纳入庆功筵宴和新年朝觐等典礼的观礼项目之中。如此，无论是八旗还是其他民族，乃至藩属国，都可以在典礼中找到归属感。清王朝在礼制中不断加入新的因素，使“生民”在接受国家庆典的同时，越来越具有对文化的“自我认同”。

冰嬉盛典的产生与发展，与清朝对文化认同的改造有关。特别是在乾隆后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冰嬉盛典作为具有鲜明王朝特色的礼制活动，成为清朝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回应”。但这种“回应”并不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被动产生的，相反它始终遵循王朝内在制度的演进规律。随着清朝对儒家文化和改造后礼制的普遍认同，清朝疆域之内的“生民”，形成了相对稳定、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同时自我认同的传统文化仍然在不断融合中增添新的内容。

受访者简介：

任昳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历史、中国传统冰雪文化、中国古代地图等，从事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和中文地图的专项整理研究工作。著有《冰嬉溯源》《京华印象：明清地图中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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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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