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想展示泰坦尼克号上华人乘客的真实故事，他们应在史册上留下正确的一笔。
今年是泰坦尼克号海难110周年。1912年4月15日，天色未明，一艘救生艇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航行，船员们在黑暗里搜寻着废墟中微弱的生命迹象。数小时前，“永不沉没”的巨型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其首次航行中撞上冰山，缓缓沉入海底。那夜，邮轮上的数百乘客登上救生艇逃生，但更多人随船沉没，仅有一艘救生艇返回事发地搜救幸存者，而他们发现的最后一人是名年轻男子，他是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六名华人乘客之一。在过去长达110年的漫长岁月里，无数书卷、电影、纪录片都描摹了巨轮幸存者的群像，却唯独抹去了这六张华人面孔。20世纪初西方对华人的种族敌对环境导致了这段历史叙事的缺失。以史为镜，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叙事框架下华人移民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近日，美国海事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在中国出版的新书《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面世，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华人移民群像，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至今110年来，西方叙事体系对华人的描摹有何改观。中新社记者：今年4月，你的著作《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在中国出版后，就引发热烈反响。作为一名美国人，你为何对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幸存者尤其关注？施万克：我比较熟悉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也知晓泰坦尼克号上有华人乘客。然而，关于他们的信息却很少。由此我便生出疑问，为什么大部分泰坦尼克号乘客的故事都为人所知，有关华人乘客的线索却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那些亲历沉船事故的华人又为何没有向其他人坦露自己的经历?这些幸存者后来去向如何?我与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合作拍摄纪录片《六人》便是为了追寻这段失落的历史。我与罗飞第一次谈及拍摄想法时，他不太感兴趣。他认为，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人尽皆知，有关这起海难的影片也很多，故事太主流。后来他问周围的中国朋友，是否听说过泰坦尼克号上有华人，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深入挖掘。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封面。
中新社记者：你在书中用“一块木板”讲述了幸存者方荣山在海难中凭借不屈意志求生的故事，这是电影《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生离死别经典桥段的灵感来源。为什么说方荣山是女主罗斯的人物原型?施万克：卡梅隆导演准确地还原了幸存者依靠漂浮的木板最终获救的历史场面。泰坦尼克号沉没后，该邮轮五副哈罗德·洛(Harold Lowe)指挥的14号救生艇返回事故地点搜寻幸存者，当时只有4人仍存生命迹象，其中就包括方荣山。方荣山逃生多年后，曾在寄给家乡的信中描写了当晚的经历：“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看到兄弟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卡梅隆了解这次救援，知道这段历史，并决定拍下来。虽然方荣山的原型最终并未出现在影片中，但他获救的经历启发了卡梅隆，并将其改编为杰克和罗斯的故事。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100周年之际,重新制作成3D版复映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上映。中新社发 井韦 摄
为理解方荣山当时在海水中的情况与感受，我曾在英国一所高校做模拟实验，为安全起见，我在12摄氏度的水中浸泡了长达35分钟。而方荣山实际所处水温应为1至2摄氏度。经过测算，他从落入海水到爬上浮板可能只有15至20分钟的时间，绝境求生的心情可见一斑。中新社记者：在这起沉船悲剧中，华人乘客虽死里逃生，但其后遭遇坎坷。他们获救后的人生际遇如何?施万克：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在获救后的两年内散落各地。就我们能够追踪到的情况而言，大多数最终都前往北美或欧洲国家，可能有一两人回到了中国。在美国和加拿大，他们因排斥移民的法律如《排华法案》而遭到过羁押。相比之下，他们的后代现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拥有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中餐厅之一Cozy Inn。将当年幸存者的际遇与其后代生活状况对照的方式研究历史，就像拼一张1000块的拼图——这些小碎片分散在世界各地，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而讲述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就像卫星摄影。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查阅多方史料，从宏观上了解这段历史。但缺点在于，无法亲自会见或采访幸存者，只能凭借现有及后续发现的证据来考证。最重要的是，我们用科学解开了一些谜团。华人乘客自海难幸存后，西方有谣言称，他们是因躲在救生艇座位下才得以逃生。为此，我们建造了一艘全尺寸的救生艇做模拟实验，证明这一说法不实。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相信会找到我们希望发现的东西。我们对“被历史遗忘”这一说法嗤之以鼻。如果一开始就放弃希望，那么必然一无所获。
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复原模型。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你所说，这六名华人曾因幸存而遭到西方媒体的污蔑抹黑。当时西方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整体态度如何?当时西方叙事中华人移民的形象有何特点?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出现?施万克：实际上，当时的舆论对男性乘客，尤其是乘坐三等舱的外国乘客都持有偏见，认为他们若是侥幸存活，定是因其行为卑鄙，比如躲在救生艇座位下，或装扮成女人蒙混过关。当时华人被视为边缘种族，8名华人乘客中有6人幸免于难，更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其他国家的乘客也遭受了同样的对待，包括意大利和中东乘客。泰坦尼克号沉没后，舆论急于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华人很容易成为目标。总体来看，人们对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看法非常偏激。那些直接坐上救生艇的人，不论是谁，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如果救生艇在水中救起乘客，则无伤大雅。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C下水时，并未满载，船上的任何人，包括华人乘客借以逃生均无可厚非。5分钟后，救生艇D在泰坦尼克号的另一侧下水，当时载客量也只有一半。虽然许多妇女和儿童从海难中获救，但由于丈夫和父亲的离世，她们同样遭受着苦难。男性愿意为妇女和儿童让座是光荣之举，但让救生艇留有空位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中新社记者：《六人》一书虽讲述的是110年前的惨剧，反映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侨民的困境，这些内容对当下具有何种现实意义?110年后的今天，西方叙事对华人的描述是否有改观?施万克：当下，西方正在重新审视历史，并积极将各族裔，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故事纳入叙事体系。其中，早期赴美华工和华人移民对社会的贡献也正被重新评估。曾在北美大陆建造铁路的人，曾在金矿做工的人，或是为规避《排华法案》购买移民文件入境的“纸生仔”(paper son)，他们的后代如今都会为祖辈付出的辛劳感到自豪，为前人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心怀感激。这是一件好事，人们理应为家族的历史感到骄傲。
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的“护行天下—华侨护照展”。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对我来说，现在也是撰写《六人》故事的好时机，我们通过应用科学揭开了一些历史谜团。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的科学是不含种族歧视因素的，我们只想展示泰坦尼克号上华人乘客的真实故事，他们应在史册上留下正确的一笔。我希望，在背负一个多世纪的耻辱后，他们能够找回应有的尊严。
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美国海事历史学家、作家，专注于探索、技术、媒体和文化领域，旅居中国逾20年。同名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首席研究员兼主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作品多见于《亚洲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等报刊，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