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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鲜为邻

2017-12-10 灰犀牛财经


        5月25日下午,28岁的导游王敏(化名)接到老公从丹东边防站打来的电话:“老婆,端午节我不能陪你了,朝鲜又核试验了,全团的人都不让休息。”王敏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


       朝鲜的核试验,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可以品评的国际新闻,而在丹东人看来,更接近一个本地新闻。


       王敏不仅担心丈夫的安全,还有自己的饭碗。核试验后,赴朝的游客减少了。

82岁的王万经没那么紧张,这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对鸭绿江那边的国家有更复杂的感情。


甜蜜时光


       1951年2月的一个寒夜,24岁的华东第三野战团汽车二团士兵王万经从丹东北端一座浮桥上渡过鸭绿江。其时,这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战已经打响半年。


       在丹东短暂停留期间,他看到的街头一片凄凉。“那时候的鸭绿江沿岸,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而是一排破旧的茅草房和瓦房”。与丹东隔江相望的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已被“联合国军”夷为平地。


       在朝鲜,王万经一共待了5年半,其中有4年留守在一个叫梧山里的地方。即便到今天忆起当年,他仍觉无比温存。“阿爸吉(朝文:父亲的意思)都去前线打仗了,我们和阿妈妮(朝文:母亲的意思)住在一起。看到阿妈妮,我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王万经说,阿妈妮把他们当成亲儿子一样。“逢年过节,阿妈妮都会做糯米打糕给我们吃。但军队有规定,不能吃朝鲜老百姓的东西,可阿妈妮说,不吃就是看不起我。后来,上面发话了,我们才敢吃。”


       1954年元旦,战争已经结束,为尽快恢复丹东的电力,18岁的丹东市电业局职工王景昌和几名工友被派往新义州的水丰发电站,拉电线到丹东。


       从那时至今,如同鸭绿江一样,鸭绿江上的水电站也属两国共有。中午,朝方工作人员请他们这帮外国人吃了顿丰盛的午餐。“鸡蛋、鸡汤、大米饭,而且都用铜碗盛。”王景昌回忆,菜太多,他们吃不下,就送给朝鲜老百姓吃,老百姓不停地给他们鞠躬致谢。


       这样的优待出乎王景昌的预料。伪满时期,王景昌的父亲白天去新义州做苦力,在那里,日本人是一等国民,朝鲜人是二等国民,中国人是三等国民。那会,丹东还叫安东,在清朝末年,这里只是一个边陲小镇。中日甲午战败后,日本人大举进入东北,安东成为日本侵华的桥头堡。1965年更名丹东,意为红色东方之城。


       1956年,士兵王万经退伍后留在了丹东,在丹东人民银行工作。虽然和阿妈妮断了联系,但他对朝鲜的关心却从未间断。只要跟朝鲜有关的新闻,王万经都会特别留意,“有一段时间,金日成不露面,我就想,金日成怎么了。”


       对于朝鲜,丹东的中年人都有些复杂的情感,他们不仅在小学历史课本上能读到,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亲身感受到阿妈妮的疼爱。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年人回忆,七八岁的时候,他和小伙伴到鸭绿江里游泳,阿妈妮在江中采沙,他们可以随便爬到船上玩,临走,阿玛妮都硬塞给他们一些蚬子。“她们的男人和儿子大多在战争中死去,看到我们就特别高兴。”他说。


       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向左走,向右走


       在丹东虎山长城,有一个叫“一步跨”的地方,意即最窄的鸭绿江只有一步宽。

目光所及,中国一侧看不到任何铁丝网、士兵,而对岸却铁丝密布,隔100米就有一个哨所,士兵均荷枪实弹。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


       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偷渡的原因很简单:缺粮。改革开放前,丹东跟朝鲜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在丹东,配给经济导致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29斤大米。但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比朝鲜强。


       与丹东隔江的新义州,粮食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直到1981年,中朝贸易恢复正常,新义州缺粮的状况才有所改观。那时候,新义州用大米向丹东换玉米填补粮食缺口,朝鲜边防士兵向过江的中国人要香烟、糖果,都很常见。


       1992年,中韩建交,王万经也不意外。其时,丹东人早已跨越了姓资姓社、敌我矛盾这一意识形态的樊篱,致富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当时在丹东,个体户不断涌现,23岁的丹东化学厂劳服公司职员刘庆辞掉了工作,摆起了水果摊,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如今她已是一名资产逾5亿的边贸商人。朝鲜却仍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则实行公社制度,下地劳动都要插一个小红旗。


       30年里,丹东高楼不断拔起,王万经却只看到对面多了两层小楼。那个曾经帮助过的兄弟,如今却活得如此贫穷闭塞,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02年,他去新义州旅游,限制很多,有两位朝鲜导游跟着,只能在指定地点参观,不能跟老百姓接触。临走前,他们被安排参观一家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演完,他们给小朋友送上铅笔,小朋友鞠躬致谢。


       王说,他和老伴现在住着100多平米的商品房,而在朝鲜,据说是将军才有的待遇。


       朝鲜全靠天吃饭,凡是能种地的地方都种上了,一发洪水,就会颗粒无收。1995年,鸭绿江发大水,丹东这边有防洪坝,不是很要紧,但新义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没有堤坝,那边只看到几个树尖露出水面。”王敏回忆说。


       新义州的防洪坝至今都没修起来。


       作为导游,王敏常常往返中朝。每次,她都会嘱咐游客多带点吃的东西,走的时候,可以留给朝鲜导游或是宾馆服务生。


钢丝上的来往


       而在丹东人商人的眼里,屡次发生的朝鲜商社社长骗钱事件,让朝鲜人的形象一落千丈。


       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赖账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1996年后,中朝贸易开始热络,丹东作为最大的对朝口岸,占据7成份额。王景昌的弟媳当时搞的是对朝粮食贸易,有一次,粮食发到朝鲜了,七八十万欠款至今都没追回。


       王万经的儿子被骗的金额更高,可能有几百万。


       因为有太多的前车之鉴,2004年,刘庆试水无烟煤之初,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


       最初,她跟朝鲜人做生意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一年的磨合,慢慢有了信任,她才决定先给美金或人民币,后送煤。


       “写个欠条就完事,不会签合同,签合同也没保障。”刘庆说。即便如此,也有出纰漏的时候。2007年,一位社长拿了她500万后,音讯全无。刘庆拖朋友找了好多关系才找他的上司,上司让他还,他没有退路,到去年才把钱还清。


       吃一堑长一智,刘庆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但刘庆始终相信,只要以诚相待,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


       知道对方不富裕,每次,刘庆去朝鲜跟社长会谈,都会在丹东买些酒、猪头肉和烤鸡带过去,请对方一起吃。碰到金日成生日时,还会给对方送去花篮、现金、方便面和苹果。“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非常紧缺。毕竟我的利润空间比他们大很多,为什么不也给他们一点实惠呢?”刘庆说,朝鲜对她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意伙伴,更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


      近年来,来往中朝两地的朝鲜商人、华侨越来越多,丹东各种身份的朝鲜人至少有上万人。丹东一些大的商店、餐馆都标有朝文,以此招揽朝鲜人前来消费。“在朝鲜,他们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刘庆说。


      朝鲜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丹东商人头疼的地方,最要命的是朝鲜经常闭关。2006年那次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亦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王敏说,一次次教训让她也学乖了。“报名时间会提前一些,并写上如果因政治原因停团,我们不负责。”


      此次核试验后,朝鲜并未闭关。


      刘庆说,她很难预测下一次闭关是在什么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但她心里清楚,闭关只是暂时的,朝鲜太需要丹东了。“他们需要跟中国合作,他们需要钱。”朝鲜粮食的30%是中国支援的,边贸进口的60%来自中国。


      丹东也同样离不开朝鲜。“丹东朝贸纳税额起码占据丹东总纳税额的20%-30%。”刘庆说。这个闭塞邻国的资源就像一座金矿等待外人慢慢开掘。“朝鲜的无烟煤二十年都开采不完。”刘庆说,如果朝鲜能再开放一点,就更好了。


开放的猜想


       接受采访的丹东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同样的感叹:假如丹东对面不是朝鲜,而是韩国,丹东肯定比现在发展的更好。因为朝鲜不开放,丹东成了死角。由于担心随时爆发战争,很多大企业不愿意到丹东投资。“战争这个东西你也知道,一旦爆发,企业会血本无归。”刘庆说。


      的确,跟新义州相比,丹东是富裕的,但在辽宁,丹东却是出了名的穷市。根据2008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辽宁14个地级市中,丹东仅名列第十,在全国更是排到180名之外。而在1978年,国家统计局排出的全国50强城市中,丹东名列第44位。


      当时,丹东是全国着名的轻工业基地。全国70%的蚕丝产自辽宁,辽宁70%的蚕丝产自丹东。照相机、电冰箱、轴承的产量都是全国前茅,光无线电工厂就有十八个。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丹东企业未能跟上转型的步伐,从此一蹶不振。


       曙光曾在2002年短暂地出现。那年9月,朝鲜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中国商人杨斌得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赏识,被委任为行政长官。但仅隔两个月,杨斌即因农地不合法使用等罪名被捕。自打那以后,新义州开发的事至今没有着落。


       而比邻一个不开放的国度,机会永远都要少。


       1964年,中朝双方顺利解决了边界线的划分,其中规定,鸭绿江中74个小岛有72个归朝方。让王景昌不可理喻的是,有时丹东人不小心游到岛上,会以越境被抓,等公安去搞定。


       改革开放后,鸭绿江上建起了多座水电站。“都是中国投资和建设,朝鲜就等着分一半。按照人口平均来说。电力分配,还是朝鲜占优势。”王景昌说。


       自打朝鲜核问题爆发后,朝鲜变得更加孤立无援。王敏有时听到对岸敲锣打鼓,那可能是国家发了块豆腐。


       贫穷是朝鲜的痛处,出境前,王敏都要提醒团员,千万不要提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到朝鲜国家领导人,都不要谈,不要问。


       即便是在丹东,这些问题也相当敏感。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王敏希望匿名。多位边贸商人直接拒绝采访,他们的理由很一致——以后还要跟朝鲜做生意。


       因为比邻,丹东人的生活总要受到朝鲜的影响。


       5月底,渔民接到上级通知,6月1日开始禁止在中朝边境海域捕鱼,这比往年提前了15天。少数市民害怕鸭绿江的水受到核污染,开始像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那样去超市抢购饮用水。


        不过,这对丹东人而言,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影响。“至少核试验对我们生活层面没有任何影响,各人都过各人的小日子。”刘庆说。


       夜幕降临,鸭绿江边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对面的新义州却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唯一看到有点光亮的地方,王敏说,那是金日成广场。


(本文来源:2009年6月16日《中国周刊》,仅作转发,不代表本号观点。)

探秘:朝鲜神秘的羊角岛饭店


       朝鲜把平壤羊角岛饭店辟为接待中国人的特区,几乎所有的中国游客,都被安排住在平壤的特级饭店——羊角岛饭店。这座饭店坐落在大同江上的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只有一座桥可以通向市区。


    地下一层有一个桑拿洗浴。消费以欧元计算,最便宜的头部按摩,45分钟要25欧元。

    这里的姑娘热情奔放、穿着大胆,和其他地方的朝鲜人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她们动不动几十欧元的收入,也确实让不少朝鲜人民望尘莫及。


      羊角岛宾馆有台球室和桑拿按摩中心,还有一家赌场,里面有老虎机,用于玩21点等纸牌的桌子等,通常营业到凌晨4点。


     在这里,你不会看到任何本地人,因为娱乐场所是不允许朝鲜公民进入的。


     这里有包厢,可以唱卡拉OK。很多饭店都有卡拉OK,以朝鲜歌为主,还有些中国老歌。


    

      桑拿区旁边还有一个赌场。赌场领班和经理都来自澳门。20名左右的员工,全来自丹东。赌场有3张21点赌台,门可罗雀,赌场4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盈利。因为生意清闲,每晚都能看到赌场的经理,在院子里快走健身,不知是消磨时光还是发泄怨气。


     

      房间设施不错。电视能看到CCTV一套、五套、八套和凤凰卫视,甚至还有BBC和NHK。当然还有朝鲜中央电视台,这是朝鲜唯一的电视台。


   

     羊角岛宾馆是特级宾馆。朝鲜的宾馆不分星级,特级宾馆相当于五星级,一级宾馆则相当于三星级。


      特级宾馆用来接待外宾。通常,外国游客都被安排住在羊角岛宾馆,因为小岛处于江中心,前往平壤市区的唯一通道是羊角桥。只要在羊角桥派人站岗,很容易阻止岛上外宾外出以及岛外平壤百姓上岛。

      也正因为这样,外面的朝鲜百姓不可能进入羊角岛宾馆,所以进入餐厅的必定是住店的外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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