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王家新: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

2018-01-02 王家新 中国诗歌网

本文选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007 (5),完整标题为: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在日本东京驹泽大学“中国新诗的‘诗意’生成机制”研讨会上的发言


内容提要: 从中国古典诗到现代新诗, 对“诗意”的把握和呈现, 是一部不断扩大、加深、修正和刷新的历史。“诗意”, 这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更新的命题。本文通过对闻一多、穆旦、冯至以及海子等中国现当代诗人“逆诗意化”的写作策略以及重铸现代“诗性”的诗学实践的考察, 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描述“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变进程,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动因。


中国现代诗的“‘诗意’生成机制”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它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切入。我在这里首先结合中国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关系,来考察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背景下来谈论“诗意”的;此外更需要留意的是,“诗意”虽说是已成为人们判断诗歌的一个普遍性的尺度,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它都有着历史的差异性。从中国诗歌来看,从古典诗到现代新诗,对“诗意”的把握和呈现,正是一部不断扩大、加深、修正和刷新的历史。诗意,这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更新的命题。


  如同人们所知,中国古典诗歌往往用乡村和自然的意象创造一个诗意的居所,出现在这些诗中的诗人也往往是超然的、优雅的。在现代社会重温这些古老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它已成为我们的怀乡病,一个永远失去的家园。 


  而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在数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诗意的生成”已形成了它自身的惯例和规范(比如说,有“池塘生春草”,必有“园柳变鸣禽”;有“两个黄鹂鸣翠柳”,必有“一行白鹭上青天”,等等),尤其是在后来一些缺乏创造性的诗人那里,这种诗意的生成已成为一种美学上的惯性反映。而这往往造成了与诗的本源、与真实的生活经验的脱节。一些中国现代诗人的觉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是复制那些传统的诗意,而是往往通过某种“逆诗意化”的写作策略来获得自身的诗性。闻一多曾有过这么一首著名的诗:


  口供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诗的第一句就引人注意。读完全诗,我们会明白这的确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诗人”,诗人通过这首诗要做的,恰恰是要逆转这个被数千年的诗歌传统所塑造的诗人的形象。虽然从诗的第二句开始形成了一个转折,指向一个中国读者都很熟悉的古典的“诗意”的世界(诗人还特意在第三、四句化用了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如“黄昏到寺蝙蝠飞”(韩愈《山石》)等,它几乎要惹起我们诗意的乡愁),然而,诗的本意到了结尾才真正揭示出来。


  而这个结尾会使每一个读到它的人受到震动:它不仅陡然显现了一种真实,也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诗意和诗人形象的期待。读到这个逆转性的结尾,我们也理解了诗的第一句。的确,出现在这里的,已不再是一个唯美的、风花雪月的、传统意义上的诗人。


  这真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苍蝇”这种事物在过去是很难入诗的,是被排除在传统的“诗意”之外的,但在这首诗中,闻一多居然以它来做精神自况。它不仅显示了恶劣环境(“垃圾桶”)下思想的艰难,如果和中国古典诗对照起来,它还给人一种深长的反讽意味。显然,在一个有着数千年诗歌传统和审美规范的国度,要道出这种“口供”是需要勇气的。它显然是一种审美冒犯,挑衅着、也颠覆着公众对诗歌和诗人的习惯性认知。


  闻一多有着深厚、精湛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功底,这首诗的锤炼、转折和特殊句法(例如“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都使我想到杜甫。和杜甫一样,他也偏爱现实中那些更“艰难的事物”(“记着我的粮食是一杯苦茶!”)。但闻一多对一个诗人在现时代的处境和使命又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他的“逆诗意化”正显示了这种自觉。他的“颠覆”是从“特洛依木马”的内部发起的颠覆。他那些“带着脚镣跳舞”的诗,总是带着一种新的诗意产生时所伴随的阵痛。


  而在这之后的一些中国现代诗人,也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汇入了这种“逆诗意化”的诗学实践,甚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比如穆旦的早期创作就带有一种自觉的“去中国化”的特征。这里的“中国”指的正是一个传统诗意上的“文化中国”、唐诗宋词的中国、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中国。穆旦在1940年的《玫瑰之歌》一诗中曾这样写到:“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这正是穆旦“去中国化”的诗学实践的思想前提和背景。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穆旦的“胜利”正在于他对传统的“无知”,但这种说法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成立。对于传统与新诗的关系,穆旦其实一直有着很清醒的认识。那是一种很有价值和魅力的传统,但也是一种对现代诗创作而言“失效”了的传统。对此,我们来看穆旦的《五月》。该诗的创作,显然受到《荒原》的启发。艾略特在《荒原》中创造了一种在引用、对照、戏仿和拼贴中不断产生诗歌含义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穆旦在《五月》中也运用了不同文体的拼贴,或者说,一种“正文”与“副歌”的对照:“副歌”由五首旧体诗的仿作构成,“正文”则是一种穆旦式的诗,语言富有现代肌理和内在张力,高度浓缩到要爆开的程度,甚至有意识地用了一些军事用语和工业性比喻,极尽战争和现代社会的残酷和荒谬。这样,在“正文”与“副歌”之间,正好形成一种强烈的、耐人寻味的对照。


  这就不是在简单地模仿《荒原》了,而是透出了一种自觉的诗歌意识和文学史意识。有人曾批评穆旦的五首绝句的仿作“居然没有一首平仄妥帖”,但是人们也许没有觉察到,穆旦想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别扭极了”的效果。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写几首漂亮的旧体诗给人们看,而是有意以这种方式进行“戏仿”,准确地说,他要模仿的并不是古典大师,而是那种在现实中流行的半瓶子醋式的“旧体诗”,到了嵌入诗中的第四首仿作“良辰美景共饮酒 / 你一杯来我一盅”时,这种“对模仿的模仿”便达到其最大的讽刺效果。在《五月》中,这种自作多情的、逃避现实的、才子佳人式的、风花雪月式的“旧体诗”,一经和“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这样的严酷现实相对照,便立即暴露了它自身的苍白和滑稽可笑,它不仅即刻宣告了自己的失效,最后还化为云烟,“一飞飞上九层云”——全诗最后留下的,就是这种讽刺的语调。


  这一切,正好可以用诗中的一句诗来表述,那就是“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


  《五月》中这种别出心裁的“戏仿”以及“一个封建社会搁浅……”这句诗,透出的正是穆旦对新诗创作出路的清醒认识。在中国,古典诗拥有持久的魅力,传统的诗意和趣味已浸润在人们的骨子里,哪个人在写新诗之前没有写过几句旧体诗呢?它太容易让人沉溺其中了!穆旦之所以要以“戏仿”的方式对它进行消解,正因为它依然在蛊惑着人们。他以这种方式与旧式的吟唱酬和做了最后的道别,而开始了一种“现代性”的艺术历程。


  叶芝在一首《雪岭上的苦行人》(杨宪益译)中这样写到:“文化是被多端的幻觉圈起,/在一范围,和平的外表下。/但人的生命是思想,虽恐怕/也必须追求,经过无数世纪,/追求着,狂索着,摧毁着,他要/最后能来到那现实的荒野。/别了,埃及和希腊,别了,罗马……”


  闻一多、穆旦等当年经历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艰巨的艺术历程。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只有摆脱“文化的幻觉”和传统的因袭,摆脱传统诗意的诱惑——它真的如同神话中塞壬的歌声,才能重新抵达“现实的荒野”,使诗的写作和现实经验发生一种切实的摩擦。也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逆诗意化”的写作策略,他们才找到了一种进入现实的方式,他们的语言进入到现实的血肉之中。


  我认为,这正是现代“诗意”产生的某种前提,从这里入手,我们才可以深入洞察到中国现代新诗的“‘诗意’生成机制”。


  说到这里,我自己又回到了两年前的初冬那个飘雪的下午,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乡下公路上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时,我不由得骤然降慢了车速,一首诗就在那样的时刻产生了: 


  田园诗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诗写出后我一直被它笼罩着。“田园诗”这个题目是诗写出后加上去的,而这个诗题的出现似乎照亮了更深远的东西。我之所以用这样一个诗题,可以说,是试图“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换言之,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把该诗放在一个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读,以使它和“田园诗”这一悠久的诗歌传统发生一种互文关系。


  在传统的田园诗中,我们看到的自然往往是被过滤了的“自然”,是一种诗意化的想象,一种乡村乌托邦。这种“诗化的自然”往往把一些“丑陋”的事物排除在外,当然也把对动物的杀戮和虐待排除在外。中国的读者就在这样唯美的山水诗和田园诗中长大。


  如果人们以这样的眼光来读,他们不仅会读出一种反讽意味,可能还会读出更多。


  历史和文明一直在演变,羊依然是羊,它们一直用来作为“田园诗”的点缀,甚至在当今的消费时代的房地产广告上,人们也没有忘记通过电脑合成在“乡村别墅”的周边点缀几只雪白的羊,以制造一种“田园诗意”的幻境。但在实事上呢,羊不过是在重复它们古老的悲惨命运。诗中写到它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依然怀着几分孩子似的好奇。它们的注视,撕开了我们良知的创伤。


  以上通过对《口供》、《五月》、《田园诗》等诗的考察也表明了,中国现代诗的“逆诗意化”并不意味着斩断与传统的联系,相反,它需要传统的参照;这与那种盲目而浅薄的“反传统”深刻有别,它恰恰是一种“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的诗学实践。这种诗学实践既把自身与传统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来。它显现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质询和重建。的确,对这样的诗人而言,对传统的逆转还仅仅是一个起点。对传统诗意的修正、扩展和刷新,这意味着一种现代“诗性”的重铸。这才是自闻一多、冯至、穆旦以来中国现代诗的目标。


  这里,我已开始频频使用了“诗性”这个词。“诗意”和“诗性”虽然在英、德、法等西文中都用同一个词来表述,但这两者的含义在具体的语境中仍是有区别的。因此中国的学者在翻译海德格尔的过程中采用了“诗性”这个词。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中国已很有影响,但它也可以译为“……人,诗性地栖居……”,而这两个短语的意味是有所不同的。


“诗意”和“诗性”其实都是很难解释的词。“诗意”,这不仅涉及到人们对“诗” 的认知,还涉及到人们读诗时的某种印象,诗的意境、氛围所产生的某种美感效果,等等。而人们觉得一首诗是否“富有诗意”,这往往还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文化、审美传统和个人趣味。


  “诗性”除了与“诗意”的交叠部分外,在我看来,这更涉及到诗的内在品质、诗的感受力和观照方式、诗的意义的生成,等等。在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荷尔德林、里尔克等德语诗人那里,这种诗性的现代传统突破了单一的审美愉悦,而把诗的写作作为一种对存在的关照,对精神的言说。简言之,这种诗性传统,就是思、言、诗的结合。


  而从这种角度来看,传统诗意的过剩往往掩饰了一种内在的贫乏。重铸一种现代“诗性”,这就首先意味着扩大、加深和刷新对诗和存在的理解。


  现在,我们来看从冯至那里所体现的现代诗性。冯至《十四行集》在四十年代初的诞生,对诗人自己来说,是艺术的再生,同时也极大地刷新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诗歌的认知。对这部作品最初的反响往往集中在它采用的十四行形式和“沉思”的性质上。因为要面对整个人生和存在的问题,冯至就像他所师从的歌德、里尔克那样,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把“诗”与“思”结合了起来。朱自清曾专门写过一篇《诗与哲理》,谈冯至十四行诗的哲理特点。然而,我想冯至的目的并不在于人们所说的“哲理诗”,虽然它们“富有哲理”,而是使它们成为存在的言说,成为一种“存在之诗”。我想,这才是冯至的艺术目标。


  的确,在今天看来,《十四行集》在艺术上给人们带来的新鲜感并不仅仅在于其形式,它对我们的启示也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沉思”及其提供的“哲理”,在于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言说方式,把诗与思完美地结合为一体。他从个人的内心与宇宙、自然、历史、时代有形与无形的关联中,确定了一种诗的在场;他从大自然的山川、树木和季节循环那里,从狂风暴雨之夜,从生物蜕变中,从对历史人物的联想中,找到了一种言说精神的语言;他有力地避开了那些老套陈腐的诗意,而以对“经验”的开掘和发现,呈现出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朴素又令人惊异的境界……


  正是这种“诗性”的转化和提升,使诗人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完成了对存在的敞开。这使他的《十四行集》在艺术上充实而有光辉,带有一种超越尘俗而又面向人生的风貌和姿态。


  我想,这就是冯至等“西南联大诗人群”诗人的贡献,他们不仅使诗重新获得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诗之思”。从他们开始,一种现代的“诗性”品质向我们展露。他们有力地突破了中国传统文人诗人那种偏重于感性、性情和趣味的传统,从而发展出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诗的生成方式,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视野和观照方式,一种一直为中国诗歌所缺乏的“思”的品质和能力。这不仅使他们的诗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诗学品格,对于我们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性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冯至、穆旦这样的将“诗与思”结合为一体的诗人出现,那我们将继续忍受思想的贫乏。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呼应了这种现代诗性传统。的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和文化环境里,诗歌写作不仅是写出几首好诗的问题,也不仅是对诗艺有所贡献的问题,还要承担起对人生和灵魂问题的更深切的关怀,还要融铸一种精神的、诗学的品格。这已成为许多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目标。以下,我们来看海子的一首诗:


  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


  今夜你的黑头发

  是岩石上寂寞的黑夜

  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

  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


  黑夜比我更早睡去

  黑夜是神的伤口

  你是我的伤口

  羊群和花朵也是岩石的伤口


  雪山 用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

  雪山女神吃的是野兽穿的是鲜花

  今夜 九十九座雪山高出天堂

  使我彻夜难眠

  1989.1


  首先我们要留意诗中的这个“你”。按德国现代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的说法,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构建一种“我与你”的关系——爱情是这样,信仰也是这样。海子诗中的“你”也应这样理解。这样一位诗人灵魂的唯一对话对象,在场而又缺席,不在身边却又历历在目。她头发的黑,是岩石上寂寞的黑夜。


  中国有句古话“一生二,二生三”,海子就有这种能力,因为他已抵及到了生命和艺术的本源。在这首诗中,有了“岩石”,就有了“牧羊人”,有了黑夜,就应该有某种雪白的东西来和它形成对比,于是就有了“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


  只不过在这里,“飞机场”这个意象的出现有些突兀。海子的诗大都和乡村、田野、草原有关,很少出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象。为什么会有“飞机场”这个想象呢?这使我想到海子所曾受到的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在阐述荷尔德林时有一个说法:只有把“天、地、神、人”聚集为一体,人才有可能“诗性地栖居”。机场是用来飞机的起落的,以一种诗性的眼光来看,也是用来连接和聚集“天、地、神、人”这四重性的。海子要用羊群和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也许正是为了让他的这种诗思起飞。


  接下来,“黑夜比我更早睡去”,因为“黑夜是神的伤口”,它疲倦了,它要去好好睡一会儿了,但我们年轻的诗人却难以睡去,因为他一直在想着“你”,因为“你”已成为“我的伤口”,那种更深刻的爱也都是伤口,永不治愈的伤口。诗人这么一想,便感到“羊群和花朵也是岩石的伤口”,它们呈现着大地的美丽,但也带着大地的伤痛。


  写到这里,诗人的情感被进一步调动起来,他用了重复的手法来加强这种情感,而这一次,不是羊群而是一种更伟大神秘的事物——“雪山”——要用它的大雪来填满机场周围的黑暗了。最后两句为诗中的名句,“九十九座雪山”,这是一个极限数,是数字的形而上。海子是一个面向绝对和终极的诗人,他只能想出这样的数字。天堂高不可问,而这九十九座无言的雪山甚至高出了天堂。对此,我们只能和诗人一起颤栗无言。


  “我已走到人类的尽头”,海子曾如是说。这首诗就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这使我联想到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的这首名诗,有一种外在的空旷和内在的寂静。它那“独钓寒江雪”的意境也透出了一种澄彻、孤绝的生命意识,只不过在这里没有神明的参与,也没有对“神性”、对更伟大的精神事物的感应。而在海子这首诗中,诗人在“人类的尽头”独自面对他的人生、他的伤痛、他的岩石上寂寞的黑夜、还有他那无言的神。这是他的“最后一夜”,其寒冷和哀伤都到了一个极限,但也是他的曙光即将升起的“第一日”。他的“死”和“复活”就这样神秘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海子最令人惊异的诗篇之一,读它时,“悲痛时握不住一颗眼泪”。它体现了一种直抵本源的诗性创造力。但这首诗中的许多东西并非“原创”。诗中的“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与“雪山 用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以其奇绝的意象和想象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它们像反复出现的“乐句”一样,形成了诗的结构和力量;可以说,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填满”,后面的九十九座雪山就不可能“高出”天堂。


  而这个比喻,这种想象力,很可能就出自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性作品《安全保护证》,帕氏在回忆其少年时代时,曾这样动情地说:“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都无法填满这座飞机库”,为什么呢?因为“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整体”。


  此外,海子的这首诗,还让我联想到美国现代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斯的名诗《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的第一节:“周围,二十座雪山/唯一动弹的/是乌鸫的一双眼睛”。这种黑与白、静与动的强烈对比,及其所形成的冷彻、深邃、静穆的境界,我们在海子的这首诗中都感到了。


  但就海子这首诗的精神性质而言,就海子的整体创作而言,更多也更深刻地受到荷尔德林诗歌和海德格尔哲思的影响。海德格尔通过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的阐释,为人们包括中国当代的诗人们昭示了一种以“神性”为尺度的诗学品质和精神维度。海德格尔关于“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诗学命题,在海子那里引发出了深刻的反响。海子的诗,虽然大多出自“农耕文明”的养育,但和传统的诗意已有了质的区别,它融合了现代意义上的诗、言、思,融合了一种现代的乡愁和信仰冲动。海子诗歌的感人之处,也正在于把这种信仰冲动带入了一个贫乏时代的诗与言中。


  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中国诗人,也都在试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融铸一种现代诗性。海子的死,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海子的诗虽然十分优秀,但却无法使人满足。海子的诗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加速度”完成的,而我更喜欢那些在野地里生长的,经风沐雨、带着时间本身的份量和痕迹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中国诗人更喜欢像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希尼那样的诗人。米沃什的名言是“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在经历了一场历史震荡后,九十年代诗歌体现了一种“向历史的幸运跌落”,诗人们回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与此相关,是“叙事性”的提出及其诗学实践,在坚持并修正诗的精神向度的同时,九十年代的“诗意”更多地带有了历史、时间、人生的内涵和反讽意味。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诗学最富有建设性的时期。它们的意义尚待认识。西川在八十年代有一句诗“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树木的躯干有了岩石的味道”,现在看来,中国诗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当它经历着足够的风霜雨雪,它那“树木的躯干”,才有了“岩石的味道”。


  我在这里简略地考察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人“逆诗意化”的写作策略以及重铸现代诗性的诗学实践。这种实践仍在一个展开的历史过程中。这种艰难的、时断时续的、和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密切相关的诗学实践,最终还是使我再次想起了爱尔兰诗人西穆斯·希尼的一句话:“锻造一首诗是一回事,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如斯蒂芬·狄达勒斯所说,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在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身上”。

2006.11.18


注释:

1,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原刊于伦敦《生活与文学》1946年6月号),引自《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对穆旦诗的评论简编:1946—1985”。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引自王家新编《W·B·叶芝文集》第一卷《朝圣者的灵魂·抒情诗与诗剧》,东方出版社1996年。

4,语出艾略特的同学、美国诗人康拉德·艾肯评论艾略特的《荒原》的文章《抑郁的解释》(An Anatomy of Melancholy),原载于美国《新共和》(New Republic)1923第33期。

5,参见冯尚译、马克·弗罗芒—默里斯著《海德格尔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6,朱自清《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据作家书屋1947年版排印)。

7,马丁·布伯《我与你》,三联书店2002年。

8,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9,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安全保护证》,乌兰汗、 桴 鸣 译,三联书店1991年。

10,参见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1,西 川《西川的诗》“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12,Seamus Heaney: Feeling into Words, The Poet’s w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1979。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