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汪雨萌
《南方文坛》
2022年第4期
今日批评家
汪雨萌，1988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任职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中心，硕士生导师。2009年至今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2018年至今从事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曾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江苏社会科学》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有《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等专著、译著三本。
汪雨萌 | 随时观察，随时思考
汪雨萌 | “散文的心”与作为思想史方法的现代散文
随时观察，随时思考
文 | 汪雨萌
我父母对我非常严格，尤其是我的父亲。我小的时候，他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我现在把它称为“散步教育”，就是每当我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思想上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父亲都会带着我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他总在不停地说，从我的错误和问题，说到做人做事的方法，再说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滔滔不绝之后，我父亲会突然说：“你把我今天讲的主要思想归纳一下。”并且提问：“我刚才在那个拐角的地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这谁能记得！我能记住拐角，就记不住话，记得住话，自然就不会注意那个不起眼的拐角，但我父亲不是，他都能记住，并且要求我也得记住，他一直在思考，但他从未忘记对身边日常事物的观察。
拜他的“魔鬼训练”所赐，我从小练就了一身随时观察、随时思考的本领，并且毫无疑义地接受了他对日常生活的高度重视。我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拐角，并且时时刻刻思考这个拐角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要说我的批评观的话，批评对我而言就是我对日常生活观察与思考的出口。在我看来，文学与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它们在我眼中都是文本的一种形式，可以经由我的目光与思维进行拆解、归类、对照，并最终产生意义。不论面对何种文学文本，我对它进行分析的最终落脚点可能都会落在个人具体生活的层面，不论是物理的生活，还是精神的。我同意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的观点，文学文本不一定是在复刻日常生活，但它一定在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你并不会发现和注意的角落与褶皱，建立起令人惊叹和诧异的文学作品。因此我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离不开个人的日常经验，而文学文本又在拓展着你无法涉及的日常世界，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的信息茧房，但对日常生活充分的观察能够从内部撕开茧房，而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则能从外部照亮这个被撕开的缝隙，思考与批评就在这个缝隙或洞口展开。因此无论是严肃文学、网络文学，还是长视频、短视频、公众号，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和重要的观察窗口。
▲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018年起，我进入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工作，这又是我批评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从事写作教学的教师，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给我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野，我第一次从创作者的视角来观察文学，它对我的吸引力已经不在作品本身，而是让我观察作家对作品中每个物件的安排、每个人物的设计、每句对话的设计与每个词语的推敲。这让我看到了我之前未曾注意过的文学风景，也让我对所谓细微褶皱的理解更为深刻。最近一段时间，我对散文这一文体观念的流变产生了兴趣，作为与日常生活最为接近的文体，它对作者的观察力、思考力要求是很高的，它不仅需要看见日常生活，更要思考日常生活，理解日常生活的思想史、生活史价值。在我翻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散文卷，翻阅市场上所流行的散文选本时，在关注自觉创作意识的公众号散文作者、短视频作者时，看到了写作者与选文者的狭隘与困难，以及他们正在尝试的突破方向。这将与散文的未来息息相关，也与我们能不能维持、丰富、保卫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文学批评的从业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有人致力于创生新的文艺理论，有人致力于梳理文学史论，有人致力于建设批评为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我却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想成为透过文学看见日常生活的一双眼睛，我只想要能够通过我的笔，写出我所能观察、思考的那个墙角而已，墙角有青苔，有石灰的颗粒，有孩子甩上去的泥点子，还有自行车把手、汽车后视镜蹭出的白道道，这些都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微小的，但值得注视的刻痕。
“散文的心”与作为思想史方法的现代散文
文 | 汪雨萌
在思想史著作的表述中，文学常常是作为文化与思想的子属及表征的一种参与进来，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将“小说话本唱词”看作思想史的材料途径，并认为运用他们“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十分有效的”①。这样的解释方式与分类途径在古代与近代中国的确如此，但回看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文本，葛兆光的“材料说”却不能涵盖所有的现代文学文体，尤其是现代散文。现代散文在这里的定义不与当代散文对照出现。作为历时性的断代文学概念出现，我更强调散文这种与五四启蒙运动同步出现、同气连枝的文体在一百年的发展史中始终试图保持的“现代”气质。作为白话文运动和思想启蒙的一个部分，散文在新文学运动是最先成熟的文体，因其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第一，散文文体的文学传统尚未完全断绝；第二，散文在语言与修辞上直接代表了普通话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第三，散文以最非虚构的方式接触与展现了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生活的具体步伐；第四，散文最初的文体目标与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对现代性的发掘与建构一直保持着同频。“这种对理性的追求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能够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②散文恰恰就是这种典型的“边缘文体”。正是这种边缘与交叉，决定了中国现代散文在文体上的灵活性、创作目标的传承性与创作群体的广泛性，决定了它对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深度介入。虽然就目前看来，散文最辉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我们目之所及，散文仍然是社会文学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文体，并在以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入中国思想史的脉络。
关于散文文体该如何定义，在当代似乎是一个难题。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包括了周作人与郁达夫所编散文一集与散文二集，其中收录了徐志摩、丰子恺、郭沫若、徐祖正等人的写人、写事、写景美文，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议论性、时评性作品，刘半农、刘大白、郁达夫等人的短篇文艺杂评与白话文短论文等，可以看出，在新文学发展之初，散文文体的包容性是很强的，根据周作人与郁达夫的导言来看，这种包容也并非出自文体初生的含混与迷茫，而是出于当时散文创作者对散文文体目标的坚定追求。周作人在《美文》中曾这样表达他对散文文体的界定方式：“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是与做事，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吗）？”③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于是乎近世论文章的内容者，就又把散文分成了描写（Description）、叙事（Narration）、说明（Exposition）、论理（Persuasion including Argumentation）的四大部类……但有些散文，是既说理又抒情，或再兼以描写记叙的……”④由此可见，散文发轫之初，其文体的定义边界便不在虚构与否、篇幅长短、是否有固定修辞、艺术技巧及结构方式等技术层面，而在于是否能够以直接的方式抒发作者对世界的感受与思考，并向社会输出自己的思想与观点。但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四、五辑的编纂情况来看，作为文体的“散文”在定义上似乎是在不断收缩的。首先是议论性、说理性的杂文独立于散文，拥有了单独成辑的权利，聂绀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的杂文卷序中写道：“而杂文又是最轻捷的武器，说它是匕首，投枪，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都是极恰当的……鲁迅把杂文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他为标志，现代杂文的历史才开始形成……他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杂文，而且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写杂文……他给旧世界的打击是真正沉重的。”⑤廖沫沙在第三辑的杂文卷序中也谈到杂文创作者队伍的壮大，包括唐弢、巴人、可令、周木斋、聂绀弩、宋云彬等，但有趣的是，柯灵恰恰是第三辑散文卷的作序者，他在散文卷序中已经发现了文体分裂后，散文所面对的困境：“到了三十年代，气候一变，风格渐趋昂扬，调子渐趋单一，同时忌讳渐多，‘风花雪月’，‘身边琐事’，成了散文的贬义词、同义语，活像是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这种提法，却是有意无意地给散文创作出难题，穿小鞋。”⑥虽然柯灵在之后的论述中为风花雪月与身边琐事正名，但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散文在内容与思想上的转型与彷徨。其次是出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分类，将新闻类作品与长篇非虚构叙事类作品进行了单列，并在第五辑将文体名称改为纪实文学，虽然从内容看仍属我们文学常识中的报告文学门类。从散文卷选本来看，也一直延续着第二辑以来的选文标准，以短篇、非虚构的写人、记事、抒情、写景“美文”为主，如鲁迅《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目，徐志摩、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写景散文及钟敬文、朱德、冰心等人的写人散文，但同时也包括了许广平、周作人、闻一多、巴金、孙犁、杨朔等人的哲理性散文和带有杂文色彩的议论性文体及展现敌占区生活、解放区生活的叙事类篇目，由此可见，虽然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在文体上似乎是有了相对独立的领地，但是对于编者而言，如何区分他们之间的界限仍然是需要商榷的问题。
▲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2000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仍在编撰之中，但自19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已经有了更为广阔的文体发展，除了《文化苦旅》《湮没的辉煌》《故宫六百年》等大文化散文、大历史散文历经曲折之外，《我的父辈》《一个人的村庄》《时代与肖像》等长篇家族、社群系列散文也在散文创作中有了一席之地，《云边路》《建水记》《村庄在南方之南》《白鹭在冰面上站着》等地方散文、地域创作也形成了自有的体例，《青鸟故事集》《九个人》《革命后记》《梅边消息》等学者散文也在拉长思想性散文的篇幅，拓展其写作方式。可以说，文化运动所建设的思想型小品文、美文正在逐渐消失于散文创作的主阵地，但这是否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传统也由此断绝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作为散文最重要内核的“散文的心”还依然存在，在经历了人为的文体分流之后，现代散文的题材和主题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但是正如郁达夫与周作人所言，只要言志的思潮尚在继续，只要中国文学的思想路径仍然在沿着发现人、探索人、张扬人的现代性道路，那么散文的传统就不会断绝。无论是文化大散文也好，还是地方散文也罢，或是家族叙事、非虚构的入侵都不能撇开对创作者人格魅力的依赖，对社会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充分展示，以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进程的思索与追问。从一百年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开始的散文文体的争辩，到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作为文体的散文，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弹性，正如周作人与郁达夫在散文创生初期所期待的那样，散文是可以为中国文学带来新东西的文体，也是创作者充分表达自身的重要舞台，更是现代中国文学文化乃至哲学思想得以陈述并世俗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在这个前提下，散文具体应当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不应当就篇幅、题材、写作方式进行人为的切割。
当我们确认散文是最接近中国思想史方法而非材料的文体时，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探索它成为方法的理论依据，“这是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当人们处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的时候，便会发掘出历史记忆中这些可以‘鞭尸’的东西，这种试图割断历史的取向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他们唤醒历史记忆，是为了消灭历史记忆，他们把传统放置在批判的位置，是为了给新知腾出空间来，他们对历史的批判实际上是为了凸显和放大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地融入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⑦。葛兆光对中国思想变革与建设的思路放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也同样成立，中国现代散文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表达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现代生活的发现与建设，以及现代人的生成与发展，周作人在散文一集导言中曾论证过中国现代散文的两个源流：一是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明代小品文，二是以英国散文为代表的西方小品文。而这二者都体现了葛兆光的历史批判思维，从批判中国传统载道文学的角度，提升公安派的文学历史地位，证明了五四启蒙时期新思想建立合法性的曲折路程，而将英国散文置于源流之一，则是为了增强批判的力度，从周作人的理论总结与创作实践来看，他更倾向于建立与明代小品文一脉相承的文学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并非真正源于公安派的创作，而是基于周作人个人对公安派创作历史的某种改写和重新阐释。与他截然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激进地抛弃并批判了作为整体的中国古代散文，而将中国现代散文的源流完全放在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essay与prose共生的散文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与周作人异曲同工的散文理论，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散文的心”。郁达夫梳理了“散文的心”的古今发展，并通过“散文的心”这一表述方式重述了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期待，也就是在散文的主题和写作方法上实现散文的现代性和思想性。郁达夫认为，“散文的心”是“散文的体”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拥有了现代性的“散文的心”，才可能生产出现代性的“散文的体”，而这现代性的“散文的心”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者必须在散文里充分地表达自身的个性，甚至于产生一种自叙传的色彩；第二，散文的范围应当扩大，这里包括散文创作者范畴的扩大、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以及散文语言范式的扩大，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高雅的文字与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都可成为散文语言的正则；第三，是调和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所谓调和，便是不以宏大叙事为主要的散文视角，强调在社会中发现人，在自然中实现人⑧。综上，郁达夫对“散文的心”的论述，是建立在五四启蒙运动对人的发掘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在散文创作中充分实现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观点不仅可以指导以美文为代表的现代散文，也应当同样能够指导包括杂文与非虚构在内的思想性或叙事性散文文类。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将散文分成了描写、叙事、说明、论理的四大部类，这在技术上概括了散文写作所需要的基本手法，而在“散文的心”的统摄之下，这四种手法都直接指向散文思想性的表达，相较于小说将叙事作为写作的目的，诗歌通过意象与抒情实现文体的自洽，郁达夫认为散文将更为直接地展示人的精神世界，也即没有思想升华的散文文本不是合格的散文文本。而现代散文发轫至今日，这一散文传统正在遭受侵蚀，面临消散。这不光是因为五四及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现代性思潮的高峰已经濒临瓦解，更是因为工业时代降临与日常生活的剥夺导致部分的散文创作向着空洞与媚俗的方向发展。台湾散文学者向阳曾指出，“我们应打破传统散文圈的栅栏，迎接‘长篇的散文’，‘知性的散文’，‘批判的散文’，以及现在不叫散文的‘散文’进入散文圈”⑨。这正是郁达夫、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人所建立的五四散文传统的一种回归，也是对长期的散文“作文化”风气的一种扭转。正如上文所言，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散文在逐渐向着生活化、思想化、长篇化的方向行进，展现当代生活，提炼当代思想。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在很多英美的创意写作教学书籍中，有一组高频词汇叫作“show & tell”，这与郁达夫散文四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这组词汇只能解释散文的技法层面，不能帮助建立散文本身的升华机制，达不到思想的提炼和进阶。如果说“散文的心”是现代性思想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1990年以来的中国，日常生活就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度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发现与反思，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主题。列斐伏尔曾说：“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它渴望和寻求某种已经无可救药的避之远去的风格……世界的单调四处漫延，它已经入侵了一切事物，文学、艺术和实物——而所有的生存的诗意都已经被驱逐出境了。”⑩这是对日常生活的悲观表达，也是我们当下的散文出现技术性精巧与内容空洞并存的矛盾现象的一种解释。翻开《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散文卷和大多数的散文刊物，乡土散文、写景散文、忆人散文充斥着版面，精致华美的语言之下，仍然重复着的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主题，还是晚明散文式的《湖心亭》与《项脊轩志》，许多的散文作者在主动地使当下的审美表达变得更为贫瘠。复旦大学的张怡微老师曾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她认为散文是不能虚构的，散文的创作过程，“是接受生活给你的答案”。她还提到作家王安忆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散文的长文，王安忆说：“散文在语言上没有虚构的权利，它必须实话实说。看起来它是没有限制的，然而，所有的限制其实都是形式，一旦失去限制，也就失去了形式。失去了形式，就失去了手段。别以为这是自由，这更是无所依从，无处抓挠。你找不到借力的杠杆，只能做加法。你处在一个漫无边际的境地，举目望去，没有一点标记可作方向的参照。这就是散文的语言处境，说是自由其实一无自由。它只能脚踏实地，循规蹈矩，沿着日常语言的逻辑，不要想出一点花头。”⑪她们二人，一个从内容出发，一个从形式出发，都在陈述同样的一个主题，散文的根基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并非列斐伏尔所言被异化和典型化了的日常生活，而是德赛尔托所说的“在细微之处喃喃自语的日常生活”，也是戈夫曼所说的舞台性质的日常生活。因此，在“show & tell”中，我个人认为，“show”这个词应该带有一定观察、展示、表演的意味，从写作的素材中挑选需要的部分，并将它们结构起来，呈现出一种超越庸常的审美价值。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不是专属于散文写作者的问题，而是当代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共同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能面对的是重复、简单、景观化的生活场景，一种被人工智能、大数据捕捉和呈现的非生活化的场景和感情，正如《景观社会》当中所说的“景观作为一种让人看到的倾向，即通过各种专门化的中介让人看到不能再直接被人们抓取的世界”⑫，包括齐美尔所说的虚拟的“情绪”的部分，散文中最重要的“感情”部分很可能是“受到他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的趋势，而非出于任何意义上的真正的个人兴趣”⑬。这种状况也因此让人产生可能对日常生活有一种视若无睹的麻木，不能将生活尽收眼底之后去芜存菁（因为都是泛泛一观也不知道哪儿是重点），也难以将日常生活中审美化的一面捕捉并呈现出来，或者只能建立过分普遍的模式化、程式化的情感体验和生活场景，甚至通过省略、缩写达到一种“大家都懂”的目标，并以此错误地认为这样的文本与读者达成了某种共鸣，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另一方面，对日常生活个人化的考察可能会陷入一种过于个人化、孤独化的表达，这其实也是我们现代日常生活面临的孤独处境，个人化缩小的、几何形状的、简单的空间所决定的，这样的处境使人很难具有强烈的、不规则的、扩大的写作空间。因此，当代散文中最应当解决的是对当代个人日常生活的发现与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日常生活实践为根基的下沉式的思想方法，以非虚构的直接的形式创作散文，使其成为生活文化与书面记录文化的纽带，也就是能够让散文重拾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
正如上文所言，目前的现代散文创作已经发展出了家族回忆史、地方回忆史、文化回忆史等多种下沉式思想史的发展路线，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像当代小说那样发展出像样的属于散文的日常生活史和日常思想史。但如果说要在这一方面进行弥补，或者说要进一步丰富反映当代生活的散文门类的话，网络、公众号、微博乃至长短视频因其即时性的特点和追逐热点的本能，正在成为这一门类的新生力量，散文作为创作门槛较低的文学类型，参与者众，参与形式多样，如上文总结，散文作为充满弹性与包容性的文体，那么我认为也应当将这类创作吸纳进散文和散文研究的范畴之内。它们的文学性虽然有待商榷，但很明显，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这十年是网络创作者不断提升创作自觉性的十年，从无差别、碎片化、未修剪的日常生活复刻性展示，到有意识、有主题、剪裁明确的日常生活场景化表达，同时还涌现出一批以思想性、智识性见长的网络散文创作者。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论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我们可以看到从短视频到公众号非虚构文体爆炸式的繁荣，吸引着巨大的读者流量。好像每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发抖音、快手，自建公众号，包括向三明治等媒体平台投稿，每个人都想要为自己发声，每个人都想作为自己发声，而不是被别人赋义，这充分说明了郁达夫“散文的心”中发现人、建立人的现代性思想已经通过文化启蒙运动根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互联网的去中心原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思想，在素人创作者这场巨大的展示秀里面，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标本”，展示超越他人经验的东西，而这些经验又逐渐演变成个性化的标签，甚至是可以普遍使用的通用标签。在这个过程中，人设与标本的泛化固然会导致乌合之众、随波而文的倾向，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坚定地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在试图建立与被普遍话语和典型场景所遮蔽的甚至是与之相反的生活世界，在这些人中，涌现出了一批郁达夫所谓充满了个人性，调和了人性与社会性的，充满了人格魅力的散文创作者。
当然这样的尝试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全民散文创作已成为风潮，但要使自己的创作超越思想史、生活史材料的范畴，成为建立当代生活史、思想史的方法，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人工智能时代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具身模拟猜想理论，所有语言和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并不是出现在精神内部，而是建立在你的身体与物理经验的基础之上。你能接触到什么，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经验，就能生成什么语言，并且有什么样的理解。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生产绝对基于自身处境和个人经验，而个人认知范围是受到局限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运用又使得人对自身经验的信心空前增强，可以获得无限量的情绪上的认同和经验的证明，形成了难以打破的信息茧房。因此我们会重复传统散文作者同样的问题，在纷繁华丽的写作技巧下，难掩单一和重复的话题与情感。但互联网时代爆炸的信息同样可以给予我们新的解决方案，创作者必须质疑和主动调整自己一贯学习的数据库，包括日常生活数据库、虚拟生活数据库和写作技术的数据库，有意识地以各种文本介入公共生活，从内容、形式上对网络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增强。写作者身份需要更加多元，或者说是具有更广泛经验，或可模拟和想象的范围更广、能力更强，能够突破更多层级的茧房进行传播，并被阅读和观看。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筛选出适合讲述的生活，如何全面而客观地展示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验，如何在信息茧房、具身模拟的时代超越自己狭隘的认知，提供阐释、提炼日常生活精神的方法，都是传统散文写作者与网络散文创作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这篇文章构思于2021年我教授的散文课程，成形于2022年疫情中心上海。在疫情中，我再次见证了中国现代散文在互联网时代的又一次写作高潮，和武汉疫情时期不同，本次的“上海散文”呈现了更为复杂的面向，它们所使用的材料不同，生发的感情不同，唯有一点是共通的，几乎每一篇声情并茂的文字，都立足于个人当下的具体生活，都在表达对当下个人生活处境和精神处境的思考，在这里没有宏观而空泛的话语，没有整体的、集中的载道化表达，有的是涓滴的生活情感、微末的生活细节和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每个人努力的思考和追寻，最终形成了对个人权利、个人价值、个人生存空间的一致呼声。散文可能再也无法重复五四时期振聋发聩的繁荣巅峰，但它会是中国人最倚重的、最依赖的文学类型，是表达的渠道，是记录的方法，同时也会是整个时代的思想与生活记录。
（汪雨萌，上海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中心）
【注释】
①⑦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93、81页。
②陈思和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5页。
③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199页。
④⑧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131、132-135页。
⑤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二集·杂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2页。
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四十一集·散文》卷2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2页。
⑨袁勇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5页。
⑩［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274页。
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论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第253页。
⑫［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8页。
⑬［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张秋月、周雷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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