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全球收入不平等的7大典型事实与5大新问题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77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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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超级问题之一。目前我们可以关注到几个典型的事实：

典型事实一：自80年代以来全球不平等问题加速恶化。

从发达国家来看，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前1%高收入群体合计收入占据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0%和16%，进入7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0%。这种现象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个关注的重点领域就是，西欧和美国在这几十年中用什么方法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其中的因素包括战争、经济危机以及福利主义，其中福利主义是解决过去一百年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因素。然而现在的学者在诠释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变化时，发现政治层面的因素也很复杂，比如西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四十年代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德国纳粹和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福利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于大资本家的冲击。

从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再次加剧。美国和欧洲前1%的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70年代的8.5%和7.5%持续上升到2018年的19.8%和10.4%。这种长达40多年的持续变化直接到导致发展经济学一个经典规律被颠覆了。那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似乎不成立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认为，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将在长时段中呈现出倒U型变化，即在人均水平很低的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将很低，随着收入的增长，基尼系数将快速上升，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收入的增长，基尼系数会持续降低，达到繁荣与和谐并存的理想阶段。该理论总结的核心样本的欧美国家，并认为这些国家由于现代化已经完成，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解决的很好，经济的持续上升不会引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但这种理论推演与80年代以来的典型事实严重冲突。

典型事实二：与以往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同的是，中间阶层空洞化和中产阶层的消失可能是收入分配的新特征，传统的社会安全网和扶贫政策难以防止收入分配的恶化。

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在发达国家中重新加剧，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恶化。但是这种同步恶化的趋势中却有一个引发大家关注的新趋势。从八十年代全球收入分配来看，1980年世界前1%高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的16.3%，2016年该比例达到20.4%。1980年最后50%低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的8.0%，2016年该比例为9.7%，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同步增加，虽然总体基尼系数都同步提升了。这表明收入第51%-99%的中间阶层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75.7%下降到2016年的69.9%，中间阶层的收入被严重挤压，部分中产阶级消失了。这一特征的出现说明，简单通过传统福利主义来补贴底层并不足以弥补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目前在实施人类史无前例的减贫运动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在过去四十年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即使在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全面胜利，基尼系数也只能稳定在46%-48%的区间之内。因此，如果不对中产阶级空洞化和中等收入群体被挤压的现象采取足够的对冲政策，单纯依靠扶贫并不能有效降低基尼系数的。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挤压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过去四十年中，中间挤压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是最近二十年中，非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我国中间收入群体的比重实际上也在下降。比如俄罗斯收入的前1%人群所获得的收入占比在80年代初期仅为4%，到新世纪则上升到20%以上，最低的后50%人群收入占比从80年代的31%下降到新世纪初的10%，但最近15年来又上升到17%，这意味着中间阶层比重在新世纪受到的挤压较为严重。

从1988年到现在，英国的典型事实已经全面突破了库茨勒兹倒U，同时也证伪了凯恩斯当年的猜想——经济发展能够带来闲暇和丰裕，并自然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典型事实三：世界各国的高收入阶层提升的速度较为趋同，但低收入阶层却出现了明显分化。

在过去近40年中，在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浪潮中，高收入群体，特别是顶级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急剧上升，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显著的特征。例如美国最顶级的0.1%的收入从1980年到2016年增长了650%，欧洲同期也增长了200%。

但低收入人群的占比却在不同国家出现明显分化。例如巴西底部的50%群体在90年收入占比从10%上升到2016年12.3%，中东从7%上升到9.6%，南非从11%上升到12.1%，而印度却从22%下降到14.9%。这种分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更取决于收入分配和福利体系的差异。

典型事实四：财富分布差距也开始快速增长，财富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开始快速加大。

各国财富基尼系数快速攀升，并达到十分危险的水平。例如美国在近十年来已经达到85.9%，巴西达到83.2%，英国达到73.5%。全球顶级富翁财富积累速度快速提升，导致全球财富-收入比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350%提升到目前的400-600%。最为凸显的就是全球创新中心、全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美国和欧洲，顶级富翁财富提升速度十分惊人。按照福布斯财富榜统计，前500强的财富在1987-2017年之间平均年均财富增长速度为8.9%，而整体人群仅为2.7%。

最近欧美有很多学者在讨论收入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的传统逻辑，对资本的占有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核心原因，但现有研究发现财富只是收入分配长期变化中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且这个因素在二战后已经开始有所削弱。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激进方法包括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等，但现在有几个变化值得重点关注：一是财富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中的决定性作用发生了变化，二是资本家之间财富的两极分化程度远高于穷人。因此我们所说的节制资本到底是节制哪一种资本？这是大家要思考的。另外，资本的形态是传统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还是金融资本，亦或是数字资本？19世纪末期提出的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的思想到目前已经越来越模糊，很难精准化。财富的基尼系数目前也已经很高，其中美国最高，已经达到了85.9%。财富不公平问题比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值得我们关注，0.1%与1%区域差别非常大，资产阶级出现明显的两极化。

特征事实五：工资差异出现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创新型国家。

工资最高10%的人群所占工资份额在21世纪以来全面提高，工资收入成为主导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传统性财产性收入差别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跨国公司高管的收入奇高，而大部分拥有股权的人并不十分富有，工资性收入成为主导因素。

特征事实六：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为不平衡的来源之一，比如传统的福利主义政策如果设计不好，反而会成为不平等的根源。从2013年数据来看，中国税收前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反而比税收后的基尼系数更低。

特征事实七：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越来越难。用传统的方法去征税，我们会发现高收入群体税率在过去四十年大幅下降，巴菲特曾说他的税率比一般白领低得多，所以巴菲特在奥巴马时期提出了巴菲特税，然而有产者、富人以及具有创新能力的主体可以利用平台经济、跨国公司、开曼群岛等一系列的方式让传统的“劫富济贫”征税模式化为乌有。另外，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各国政策对资本和创新者更为有利，所以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全面下降，因此这种情况是很难得到解决的。

对富人征收实际税收率下降十分明显（创新者和高资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动性和避税能力）。同时，在不平等产生的几个环节中，生产环节更容易产生，这与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另外，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对于不平等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第一是资本的掠夺性有所体现，第二是资本的价格呈现出来，第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来的问题。

这些新的典型事实马上引发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我们在上世纪解决不平等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的全球不平等吗？

上世纪有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解决收入不平等主要有战争、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

首先，目前发生大规模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不平等问题。

其次，几轮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使富人破产，反而使富人收入更高，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对于美国收入分配是一个全面错配的过程，在全面干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过程中，量化宽松带来的大量钞票都流入到了富人口袋中去。

第三、福利主义特别是关注最底部人群的社会政策似乎难以解决中产阶级困境。

第四、传统的累进税率和财产税在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冲击下无法逮住富人，富人的避税能力和利用现代工具的能力更强。

第五、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不得不向创新者和财富所有者低头，导致国家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动力都大幅度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以下5个问题：

（1）如何解决创新者的收入过高，如何解决赢家通吃的问题；

（2）资本的高流动性问题以及高收入阶层的避税问题；

（3）全球化和信息化、智能化带来的传统中产阶级消失的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最近在谈工匠精神，然而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铺开对于传统技能工匠的冲击是最为致命的；

（4）累计税收制度、福利制度、所有制体系如何再发挥作用？近期大家提出的全民收入计划、全球资本税收体系、巴菲特税，新国家主义，新劳工-资本模式是否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5）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何处理？即全球民粹主义和社会骚乱出现新现象——民粹主义和社会骚乱恰恰发生在富裕国家发展较好的时段，出现在经济增长不错，不平等有所改善的时期。典型案例就是“拉美之迷”——拉美经济增长较好，基尼系数也在下降，但最近十年骚乱不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要思考各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前瞻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争取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来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针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理出新思路，未来十五年应当借鉴过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规律、新理论思考、新实践举措，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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