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一个相契合的刺激政策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2022年12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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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8月开始，我国多项内需数据开始加速回落，预示着疫情带来的宏观经济收缩效应已经全面显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议题表明，这些已经引起高度重视。预计防疫政策放开后，前3个月必定带来劳动力市场、生产体系、交换体系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逐步适应，因此，2023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是超常的。目前，超常的扩张政策已成共识。这些超常的扩张政策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加上3%以上的赤字率，支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今年12月份，财政部已经发行了7500亿元特别国债，这虽然对经济会起到重要的托举作用，但还需要采取结构性宽松和总量稳健的方式，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精准有力。 

现在我们对明年的经济有很多政策目标，比如加大重点产业建设和布局、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保障民生底线等。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么多目标是否会与有限的财力之间产生冲突呢？再加上防疫政策“新十条”放开后，是不是疫情冲击就消失了？从欧美和东亚的经验看，疫情的冲击至少明年上半年依然存在。病毒与人类或将长时间共存，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成本和负担已无法回避。

与此同时，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我国所要面对的外生冲击，不是以往常规性周期产生的，是趋势性、周期性、结构性和各种外生力量叠加的产物。我国应对外来冲击，必须保证可持续的财政力量和相应的政策空间。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等也要思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3年要进一步扩内需、扩消费，我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在下行周期时扩大宏观政策，在上行周期时收缩宏观政策就能解决的，相反，这是跨越周期的。所以，我们要将内需占GDP的比重进行持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有几点要有所准备。第一，是不是将所有的政策空间在今明两年用完？结论是不允许的。第二，从中期看，扩内需，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扩投资为主，还是以扩消费为主？我国既往的模式是扩大投资，但现在有很多呼声，认为要借鉴欧美刺激举措，通过发钱、发消费券等方式，刺激需求和刺激老百姓消费。我认为，后者的短期效果可能很好，但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讲，消费刺激也容易引起消费替代和置换。无论是结构性还是总量性的消费刺激政策，都容易引发公平问题，会不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是不是更会妨碍效率与公平？比如在美国、欧洲，大量劳动力退出市场，不工作，就靠吃补贴，导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高企。消费刺激必须建立在政策财务状况良好的基础上，不会因为刺激带来巨大的债务或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问题。

同时，消费刺激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市场主体的稳定，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当然，普惠制的消费刺激往往可以加快提振信心，不会引起产能过剩等后遗症。

我建议，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一个相契合的刺激政策。契合点在于：第一，保市场主体是一个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前提，2023年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和补贴必须加大力度。

第二，稳房地产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核心抓手。我们大量的消费是围绕着房地产的，比如装修、家居家电、耐用品。刚刚过去的11月份，这些参数都出现了深度下滑。在目前低迷的情况下，稳房地产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要等房地产市场自我调整就来不及了。因此，我们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启动政府端的救市措施，尤其是，同时启动与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联的消费类刺激政策，并对于12年一个周期的住房改造、装修改造进行补贴。

第三，要针对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建立专项就业基金，投资一批专门的、分类的、以工代赈的项目，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如果大量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失业，不仅会导致严重社会问题，消费端的需求也很难启动。建立以工代赈的项目，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同时也能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反，过度在一些产业项目上投资，可能会产生烂尾效应。

第四，要通过高质量的供给创造有效需求，要寻找人力资本投资和扩消费之间相契合的方案。要加大对大学生助学贷款和对博士生生活补贴的力度。总之，我认为，目前要真正加大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只有加大高水平人才的培养，才能加大“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解决的力度。所以不仅仅要在产业端发力，同时要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发力。而对高端人才培养的发力，正是提升高质量供给的前置条件，必须要让人才有尊严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总而言之，我们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通过高质量人才培养来提升高质量供给，从而创造有效需求，使未来的经济得以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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